几年前，一次，马云和任正非一起坐飞机。在机场，先是碰到了几个华为的员工，他们在读书和讨论工作，见到任正非，就和任总打招呼。
再往前走，在登机口，他们又遇到了一群阿里的员工。阿里的员工把行李箱平放在地上，围着行李箱坐一圈，正在打牌。他们见到马云，就和马总打招呼。
马云出差回来，就找来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说：“能不能让这些人不要在机场打牌？”
HR负责人找当事人说这事儿。当事人说，我们工作非常辛苦，大伙就是在机场一起聚聚，然后各奔东西，会有好长一阵儿都见不着了。
HR负责人又把这个话反馈给了马云。马云说：“那要是这样，下次让他们见到我，就不要和我打招呼了吧。”
后来，梁宁把这个段子讲给华为的一个高管听，问：“如果任正非这样和HR的人说了，华为的人敢反驳吗？”
这位高管说：“华为的人聚在一起，根本就不可能打牌。”
马云对这件事的总结，大概是说：制度和规范的前提，是文化的适配。脱离了一家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去谈的管理改善，都是耍流氓。
当时，阿里的价值观里有一条，叫作“认真生活，快乐工作”。而在机场打牌这类事情，并没有违背阿里的价值观。
马云和任正非是各自企业的精神领袖。他们的价值观、荣辱观、安全感，甚至好恶，是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各自企业的文化和员工行为。
自然，这并不妨碍华为和阿里在各自领域取得巨大成功。成功企业的文化不分高下，关健是要和企业“适配”。
（梁宁《增长思维30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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