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一个法律事务，我的意见是只能谈判，不要打官司，打官司赢的概率很低。
因为涉及的事情，从情理上说，委托人这一方权利是不平衡的，看上去被对方损害了利益。但是从法律角度，委托人这一方的诉求确实没有法律依据。
我当时说，根据我的分析，确实应该由对方予以赔偿，但是这仅仅是情理。从纯粹法理角度说，情理上应当怎样的，大概率可能会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是基于在此过程中委托人的失误，再加上裁判者的认知水平，除了调节之外，裁判者很难做出对委托人有利的裁判。
况且，从我当时检索案例来看，从来没有类似的判决。所以我给出上面的建议。
不知道是我前段的分析打动了委托人，还是委托人自己基于朴素的观念认为自己一定能胜诉，所以在调解的时候，在对方同意给予一定补偿的情况下，对己方的要求寸步不让，导致谈判破裂，不得不走向法庭。
按照我的分析与部署，如果法院能够支持我方观点，必然会同意我们的有些个申请，不同意的话，大概率会败诉。
在诉讼中，果不其然，法官同情我们，但是不按照裁判我方胜诉所需要的步骤，也就是鉴定。眼看案件要败诉。委托人十分焦急，一方面对我十分不满意，认为这么明显的案件，肯定应该胜诉。法官没有同意我们的鉴定，导致胜诉成为不可能。
这时候委托人对我埋怨的时候，忘记了我前期对这个案件的判断，忘记了我强烈建议调解，而不主张打官司，忘记了我给出的打官司对我方不利的判断，高估了法官以及可能的鉴定机构对该事宜的可操作性的估计。
这时候，委托人相信了有人给他的建议：不行就撤诉，否则一旦做出生效判决，以后将没有补救机会。起码可以撤诉之后再想想别的方案。于是决定撤诉。
其实，委托人又是只在意了对自己有利的表述，而忽视了表述中不利的东西。而恰恰这个不利的判断，才是大概率发生的。
比如这个撤诉，说的是撤诉是为了避免法院作出不利判决后，致使以后无法再主张权利，同时也给继续协商留下了一个裂隙。一旦判决驳回，有新的思路没法用了，对方也会再也不同意协商解决。
但是，这个话并没有说撤诉之后一定能找到能被法院支持的思路，并没有说撤诉之后，就一定能与对方协调成功。
委托人根本看不到后一种可能，也可能即使曾经想到，但天真地认为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因此，撤诉之后就再起诉，我不同意起诉，认为所谓的新思路并无实质性内容，再新的思路我也想不出来了。
后来客户直接撇开了我们去起诉了，还抱怨我们协调能力不足无法说服法官，我估计大概率还会抱怨、吐槽我们专业能力不行吧。我们退出了案件的第二次起诉。
他们又委托的律师，言之凿凿地给客户说，案件能赢，结果还是一样，法院不同意鉴定，认为没有鉴定的必要，且没有可供参考的指标无从鉴定。法院不同意鉴定。
后来的代理律师开始了他们的特别操作，开始向政府、纪监、国资委等等开始寄送各种反映信，反应法院办案不公，不同意鉴定会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云云。搞的法官到处写汇报材料，到处去解释。结果各部门也反映情况了，领导也找了，最终也没同意客户的鉴定申请。
这眼看着极有可能又与上次要败诉结果差不多，委托人慌了，又找到我，问我有无新思路，实在不行那就再撤诉。
在与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强调起来：这回听刘律师的意见撤诉，还是按照刘律师的意见办，再委托刘律师重新提出诉讼，我还就不信了，这么明显的事情，不然我们赢。对方肯定早就找好法院关系了，原打算他们要是判咱们输了就去找纪委政府，找新闻记者的，一定的使劲搅和搅和他们。
我的天，咱讲逻辑一点不好么？咱客观一点不好么？咱充分考虑清楚律师说话的前后两个意思，以及对这事的全部判断不好么？你就不能从你自己的叙事中走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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