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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亲子园事件尘埃未定，江歌遇害案件又引发新一轮刷屏。
想必你也一样，通过王志安的《局面》和其他一系列朋友圈爆文，对整个事件的过程多少有些了解，为江歌的不幸遇难心痛惋惜，为江母的痛不欲生难过同情，为刘鑫的自私冷漠愤怒谴责，为凶手的凶残暴戾恐惧气愤。
然而，在情绪冷却之后，你我或许应该多一些相对冷静的思考。毕竟，你我应该意识到，自己或女儿在日本留学，遭遇室友的前男友持刀行凶，恰巧室友毫无担当自私自利——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基本上不会发生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
你我之所以压抑不住愤怒，之所以把所有谴责不满指向刘鑫，是因为她毫无担当的行为，在践踏人性中的善良和正义，在挑战大众想象中的道德底线，在危及人人由此获得安全感的道德基石。
我们忍不住会代入假想，假如将来某一天，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敢不敢挺身而出，还有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帮助我们，挺身而出后能不能得到应有的感谢和抚慰？既然是凭空想象，当然没有准确答案，可是，眼前刘鑫的作为，提供了一个和我们想象中截然相反，糟糕至极的实例。
因此，与其说大众在愤怒，不如说，深深的愤怒背后，是深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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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维护一个社会有序运转的底线是法律，高线才是道德。从法律层面讲，刘鑫的作为，罪不入刑，最多只涉及民事赔偿责任。但在道德层面，她已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了今天网络上一边倒的声讨。这是她应得的。
这种声讨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有个疑问，按理说，道德是用来自律，而不是律他。我们一个个站在道德高地，去审判他人，全社会的道德底线就能因此明显提高吗？在这件事情中，相比指责他人的道德缺陷，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审视自己的道德水准。
事件过后，站在全能全知的视角，人人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可是，假设一下，如果你我置身事件当中呢？
别人我不好假设，我就假设我自己是刘鑫。
面对「开门还是不开门」这个选择，我会怎么做？开门，为我出头的江歌或许不会丧命，但有可能死的是我。或许，我也不会死，两人联手反抗，最多只是受伤。或许，凶手落荒而逃，两人都毫发未伤。这些都有可能，却不确定。而选择不开门，自己的性命得以苟全，这是我马上就能确定的答案。
这种涉及生死的危急时刻，这种极度恐惧的慌乱时刻，善良、担当、勇敢，自私、恐惧、卑微，人性中光明的信念，黑暗的闪念，瞬间交织在一起，我会怎么选？
很惭愧，除非事情真正发生的那一刻，否则，我真的无法预知自己的选择。我知道这么说，极度政治不正确，极度道德不高尚，可我不能骗自己。我也知道，任何选择都有后果，无论能否承受，都必须承受，就像刘鑫今天所面临的一切。
说实话，我对自己无法不假思索说出「开门」感到羞愧，对自己人性中的幽暗纠葛感到不安，可我必须承认，这就是真真实实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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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众的愤怒不止这一点。
他们更为愤怒的，是刘鑫在事发后躲着不见江歌的母亲，在江歌母亲试图联系时一家人口出恶言。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确实令人心寒。
按照常理判断，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在第一时间对江歌的母亲表达感激，表达愧疚，表达忏悔，表达任何能抚慰江歌母亲失去女儿后的痛苦和绝望。
那为什么刘鑫事发后的行止如此反常呢？我很严肃地向一位心理咨询师朋友请教。她说，抛开道德层面不论，就事实而言，刘鑫也是受害者，在遭遇涉及他人死亡并且自己受到死亡威胁的恶性事件中，有可能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会竭力回避与创伤经历有关的任何事件或情境。
同时，患者会表现出过度警觉，性格大变，情感疏离，容易被激怒，严重者出现选择性遗忘，无法回忆起与创伤有关的事件细节，同时很可能会伴随抑郁、精神失调等症状。
在她看来，江歌的母亲，在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之后，也极有可能是PTSD患者，她们目前最为需要的，是有效的心理干预，而不是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上继续对立下去，加重症状。当然，这只是她从心理学专业角度，做出的个人判断。在此时此刻，这种话说来出很容易招骂，被认为是在为刘鑫辩解，洗白。
就像我今天这篇文章一样，你也可能会觉得我是在为刘鑫及家人辩护洗地，在留言中愤怒地骂我，然后取关。这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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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从这件事中，除了正义凛然的人性拷问，你自己有过什么样的独立思考，从中吸取到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类似事件中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并且能预估到，这种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高举道德大旗，义愤填膺指责批判他人，从来都是容易的，动动嘴就好。更为艰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自己真实的人性，选择做江歌，还是选择做刘鑫。
要知道，公序良俗，社会道德，靠呼吁和呐喊是不会变好的，只能通过我们每一个人在成为当事人之后，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来维护和捍卫。
希望凶手早日伏法。愿江歌母亲早日走出悲痛。
题图作者：Karen Nadine
图片授权基于：CC0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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