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钟秀与申海美
我想我还是有资格来谈谈这部电影的。不是因为我有多大能耐，而是因为我所代表的阶层赋予我的意义。李钟秀对本说，“读福克纳的小说，有时候会觉得是在讲述我的故事”。我也可以说，“看李沧东的电影，有时候也会觉得是在讲述我的故事”。换句话说，我就是李钟秀，李钟秀就是我。
现在来谈谈为什么这么说。
李钟秀是一个“无根之人”。所谓“无根”，就是说你像连根拔起的大树、一把薅下的庄稼、随波逐流的浮萍。你没有“根”，没有立足之地，你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了。
李钟秀的父亲曾在中东服过兵役，退役后不听律师朋友的劝告，执意将挣来的钱投到自己乡下的家，置办了一间养殖场。他认为城里的一间铺面再值钱，也比不上乡间的一抿泥土——他属于这里。
李钟秀大学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子承父业接着干养殖，而是留在都市，一边打工一边追逐梦想。这意味着李钟秀不再是个农民。当农民不再依赖土地为生，他就永远脱离了土地。
如果钟秀已经算不得农民，那他是什么呢？
一个人在社会里生存，总要是点什么。不是农民就是市民，不是工人就是工头，不是科员就是领导，总能找到标准把你划拉进去。阶级性不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每个社会都是阶层构成的金字塔。
然而标准又是模糊的，有时候你并分不清自己到底属于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因为阶层一直在流动，农民的儿子可以当农民，但也可以当工人，没准还可以当教授。社会结构是分阶层的，但也是开放的。
我的父亲是一名矿工，他的父亲（或者说我的爷爷）是一个农民。有一次我问父亲，“你觉得你是工人还是农民？”，我的父亲不假思索地说“农民”。即便脱离了土地，他的自我认知还停留在农民阶段。
这便是李钟秀的尴尬处境——他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社会定位。
他已经不属于农村，但也不属于城市。当农民们流动到城市中，最开始往往从事低贱廉价的工作，相应的，在整个城市的社会结构中也处于底层。上层阶级排斥他们，将他们视作外来者。
处于这样一种充满敌意和威胁的环境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这些“外来者们”还努力维系着自己与农村的情感联系。因而可以说，李钟秀在潜意识中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是充满感情的。
李钟秀骨子里透着一股同他父亲一般桀骜不驯的气质，这是他在城市阶层的蔑视面前保留的最后一点尊严。钟秀父亲收藏的诡异匕首，正是反映了农民在面对外界敌意和威胁时的心理防御机制。
像李钟秀这样，处在不尴不尬、不上不下的社会地位上的人，内心往往是复杂而矛盾的。
这种矛盾最突出地体现在与钟秀同样出身的申海美身上。海美不甘心像她母亲一样在饭馆收盘子，或是整天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招徕生意。她渴望高雅的生活，渴望电影和文学世界里的生活。
为此，她不惜欠下一屁股卡债，去整容、去学哑剧、去非洲旅行。她认为自己是Great Hunger（终日探求人生意义的人），不必受限于贫乏困顿的生活——她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无论是空气剥橘子还是养一只似乎并不存在的猫，都在暗示着海美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她选择用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来欺骗自己——她随时可以过上想要的生活，只要添加一点想象力。
自我欺骗是无力改变现状的弱者惯用的伎俩，这同一个受虐狂渐渐爱上对自己施虐的人是一个道理。海美只有借着大麻和浮华的音乐才能起舞，她将自己视作布希曼人，赤裸着上身模仿自由的飞鸟。
然而音乐一停，海美便立刻舞不下去了。她当不了布希曼人，也当不了Great Hunger。她享受不了自然的静谧空旷，这深深戳穿了她生活和梦想的虚幻本质。因而海美吃了一惊，抽泣着走出了镜头。
对于李钟秀和申海美这样两个同样背景和处境的人，走到一起是自然而然的。
在开场不到15分钟的时间内，导演便将两人的关系进展由萍水相逢推进到情欲戏分，进而构建起足以支撑余下两个半小时情节的情感动力。这既归功于导演手段的高明，也取决于两人相似的人生境况。
从某种意义上说，钟秀与海美的关系就如双胞胎一般紧密。因为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成长起来，这使得他们之间存在一种生命上的联系。尤其是背井离乡、四处漂泊的情况下，这种联系更加强烈。
孤独与寂寞时时刻刻侵蚀着两人的生命，这让他们将彼此视为唯一的依靠和安慰。一个人该有何等的孤独，才会像钟秀一样，默不作声地在海美的房间中，借着唯一一次交欢的记忆而自慰。
海美同样如此，本转述她对钟秀的看法时说：“海美是比表面上更寂寞的女人，钟秀你对海美而言是特别的存在，你是这个世界上她唯一信任的人，是会始终站在她那一边的人。”
但钟秀给不了海美她想要的高雅生活。钟秀明白这一点，因而他拱手将海美让给了本；海美也明白这一点，因而不动声色地投入了本的怀抱。
讲到这里，故事才进行到影片的中段。钟秀失意的感情经历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半，另一半则由本的故事支撑起来。
（二）李钟秀与本
认真说起来，影片最吊诡的地方不是申海美为何平白无故地失踪了，而是本为何一直刻意接近钟秀，向他揭露自己的秘密。
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在前半段始终保持一种《祖与占》式的两男一女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两个男人爱上同一个女人，这使得他们的关系处在一种敏感而微妙的状态下。
无论是去机场接海美，还是在咖啡馆约会，抑或是到本家吃意面、在自家飞叶子，钟秀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爱海美，但却没有机会与她独处，海美的心另有所属。
本的存在就像背上的一根芒刺，让钟秀坐立难安。本的跑车、豪宅、穿着品味、社交圈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钟秀，自己只是个铲牛粪的农民儿子，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
对于这种暧昧的三角关系，海美一直保持沉默，并未向钟秀挑明自己的态度。反倒是本，对本该是情敌的钟秀友好地有些异常。海美在每次会面时都明确表示过，是本主动创造机会要见见钟秀。
对于本这种行为动机的合理解释之一是，本将钟秀视为同类。这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结论有两方面的理由做支撑。
其一，本没有向钟秀挑衅的理由。或许海美对钟秀而言很重要，但在本眼里，海美只是个一心想钻进上流社会的普通女孩。说得更直白一点，本是反感海美这种做法的，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海美跟本交往过的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地位卑贱，委身于富家公子，目的就是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她们所觊觎的，是本不该属于她们的东西。
本对海美的这份贪婪心知肚明，他把海美当作寄生虫和每两个月换一波的玩偶。因而当钟秀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自己爱海美时，本嗤笑不已，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女人并不值得人爱。
其二，本与自己的社会背景是疏离的。虽然与钟秀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面临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精神病人》中的连环杀人狂帕特里克·贝特曼。
海美挤破头想得到的生活，正是让本觉得恶心的生活。金钱世界物欲横流、鱼龙混杂、虚伪做作，并不如局外人想象得那般美好。本意识到了自己所生活的这一阶层的弊病，他选择逃避、寻求解脱。
本切断了与自己成长起来的社会的联系，他的解脱之道便是将自己视作神（或曰主宰）。没有人去改变和克服社会的流弊，他便挺身而出，从神手中接过了执行“自然道德”的权力，他要改造这个世界。
概括起来，钟秀与本不仅不存在冲突，反而是站在统一战线之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现实社会的疏离、无所寄托的孤独、渴望沟通的欲望，这一切都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因而本的友善不足为奇。
现在，终于说到本的秘密——“烧塑料大棚”了。
本口中所谓的“塑料大棚”，大约跟中国人口中的“破鞋”是一个道理。“破鞋”不是真的一双破鞋，而“塑料大棚”也不是真的一座大棚。
本是一个善于玩弄隐喻的人。他把做菜看成一种仪式，“…如同人类向神奉上祭品一般，我为自己准备祭品，然后享用它”。这种把自己当作神的狂妄想法，同样延伸到了烧塑料大棚上。
上文说道，本将海美那样的女人视为无用的废品。海美的出身已经为她打上了一个没有价值的标签，而活着没有任何意义的人所追逐的，同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在本看来，这简直是“废上加废”。
没有意义的人，他们的死也是没有意义的。虽然海美还活着，但她创造不了任何价值，她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等待死亡的到来。就像本说的，“…那些又没用又脏乱又碍眼的塑料棚，他们好像都在等着我把它们烧了呢”。
本对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疑，他说：“…我不做什么判断，只是接受它们在等待着被烧这个事实。就像下雨一样，雨落水涨，洪水继而泛滥，将人们冲走。雨做了什么判断吗？这里没有对错，只有自然的道德。”
本就像做菜一样，精心打理自己的食材（亲自为自己的猎物化妆），然后在富有宗教色彩的仪式中享用它（将猎物从这个世界上抹除，美其名曰“烧大棚”），从而获得灵魂的净化（从骨骼深处响起的贝斯声）。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还觉得本是在向钟秀隐瞒什么吗？
难道本是因为钟秀说自己“在读威廉·福克纳的小说时，有一种讲述自己故事的感觉”，才去读的福克纳吗？如果不是早先便读过福克纳的短篇《烧马棚》，本烧塑料大棚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从见第一面开始，本就明白李钟秀是自己的同类。他渴望倾诉，渴望向钟秀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他所做的事太孤独了，就如同钟秀在海美房间中自慰一样孤独。
本非但没有向钟秀隐瞒什么，而且其实已经差不多将自己的秘密全都指给钟秀看了，就差亲口告诉他海美的消失与他脱不了干系。
海美怎么可能在失踪数天后，无缘无故打给钟秀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本怎么可能看不见一直跟踪自己的那辆异常显眼的破旧小货车？本怎么会不知道钟秀认得海美养的那只猫，以及那只粉红色的腕表？
本怎么不会知道钟秀邀他来荒郊野外见海美是个圈套？人可是他亲手处理的啊。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本在引导钟秀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追踪本有意无意透露的线索，钟秀确实也深入到本的精神生活中去，理解了本这么做的原因。
（三）燃烧
本在钟秀的心理种下一个强烈的意念——烧大棚。钟秀不希望本这么做，尤其是在他的家附近烧大棚，因为本烧的不是大棚，而是他的故土，他的记忆，他的情感，他的尊严。
但本又无力阻止他这么做，因为这件事不涉及道德，只涉及法律，而“韩国的警察不在意那些东西”。钟秀能做的只是看好自己家附近的每一座大棚，每天不厌其烦地去检查一遍。
然而这不足以解释钟秀对烧大棚一事偏执关注的动机。在本带着海美离去当夜，钟秀做了一个有关燃烧的梦。梦中的他回到了少年时代，盯着夜幕下熊熊燃烧的塑料大棚，脸上露出惊异又痴迷的表情。
一根火柴的燃烧，和一座大棚的燃烧，带给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当你盯着吞噬一切的烈火时，就仿佛在窥探一个深邃莫测的宇宙，一股神秘而古老的感觉从心底涌起。
火就是生命，火就是力量。当意识到自己是引发这场大火的原因时，再渺小无力的人都会从中获得力量源泉和掌控之感。贪婪的火舌是他生命的延伸，借着火的力量，他让世界为之震撼、颤栗。
钟秀的心理是矛盾的，一面不愿别人烧毁自己的生活，一面却又幻想着把自己的生活付之一炬。对火的痴迷映射出钟秀面对所处世界的无力感，他必须利用火焰、匕首的力量，才能与充满威胁的世界抗争。
钟秀和本在两个不同的阶层间互为镜像。他们心中均充斥着一股无名的怒火，这股怒火来自于对自己恶劣生存环境的憎恨感，来自于对现实束手无策的无力感，来自于失去与世界联系的孤独绝望感。他们被世界抛弃，也抛弃了世界，他们是精神世界的流浪者，是失去精神家园的无根之人。
然而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并不能抹杀他们根本性的矛盾。钟秀和海美所代表的阶层面对痛苦没有多少回击之力，他们只能默默忍耐，在挣扎中不得解脱。
但本不一样，他的解脱之道是企图净化这个世界，而他错误地将海美所代表的群体视作应该被扫除的障碍。他把自己变成吞噬生命的恶魔，种族灭绝的推手。
韩国有多少“盖茨比式的年轻人”，就有多少“等待被烧的塑料大棚”。钟秀所面对的，是一场社会性的、隐形的、没有法律和道德支持、无力还击的“群体大屠杀”。
海美最终有没有被杀害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痕迹被抹杀掉了。就像那口只有绝望之人、心生死意之人才能注意到的枯井一般，他们早已被世人遗忘。他们的恐惧、孤独无人回应，也无人在意。
钟秀内心的道德感、正义感以及生而为人的尊严不能允许他对本的罪恶行径视而不见，不能允许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意义被无情而轻蔑地抹杀。他要用父亲的匕首来审判本，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因而他杀死本，将沾满血污的衣物、将本的罪恶付之一炬，然后浑身赤裸、清清白白地离去。这个世界让他感到恶心。
本文完 | 作者E3F058@知乎| 更多文章请浏览我的知乎专栏：迷宫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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