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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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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月中旬，福建省武平县城区依旧张灯结彩，年味还没有散去。

这天，武平知县或称县正堂周永保，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平川河（武平城区护城河）沿岸踱步赏花灯。

周永保题【奎壁联辉】匾额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周永保之所以心情复杂，是有原因的：

一是年刚刚过完，他心怀新年大计，精神颇振奋，而且眼前的正月花灯美景也着实令人赏心悦目。

二来周永保的心里也压着一块石头：本县朝廷要犯李亭、林合、陈奕雄、方治、林扶光等（注：逃徒名单来源于乾隆年间官方史料），在逃不知所踪，朝廷上峰两次要求“县长”周永保限期完成缉拿任务，但两次限满，均告失败。

按照大清朝廷的例律，对于朝廷要案，负责此案的地方长官如果达到四次参报限期缉拿失败（即四参限满），那么他就要丢官了，通常的规矩是官降一级，另调他用。所以说，周永保是急在心里，并没有多大心思真的观赏花灯。

武平下坝狮子山（霍彦摄） 武平梁野山（霍彦摄）

作为一个纯客家人居住的县份，武平在大清版图中虽然属于比较偏远的一个山区县，但它气候适中宜人，森林覆盖率在所有县域中名列前茅，空气清新，文化底蕴深厚。

所以，在清代，对于心态比较浮躁或野心勃勃的官员来说，武平固然是个闭塞落后的小地方；但对于追求宁静致远的人来说，武平却是个养生的好去处。

周永保是江苏人，举人出身，“学历”条件所限，也容不得他有太多的仕途野心；但求偏安一隅，造福一方百姓，同时自己也能有一个养生式的仕途生涯，是他内心所想。

所以，对于千里迢迢来到武平任知县，他是心满意足的，并期待在这里长期干下去。

缉拿逃徒不力，并不能说明周永保真的无能，毕竟缉拿案犯是一件刑侦层面的事，他一介文官只是起一个象征性的领导作用。

相反，在其他民生治理领域，周永保能力出众，干劲十足，成绩斐然。

截止眼前，周永保上任武平知县不足一年，倒也受当地百姓好评。

周永保一边心情复杂地思考着眼前的仕途困局，一边漫不经心地观看沿街的花灯。他是微服上街散步来的，身边的随从不过三两人，淹没在人海中，几乎没有人认出他。

就在这时，县衙派人火速来报：“巡抚部院派要员前来宣告圣上旨意，现已到上杭境内，请知县大人速回迎接。”

听得此言，周永保大吃一惊，然后直接就懵逼了：“好端端的朝廷中央给我下达什么旨意？难道是要将我革职处理吗？也不对呀，我固然缉拿逃徒不力，但也还没触到四参限满的降职或革职高压线啊……”懵逼归懵逼，周永保赶紧小跑着赶回衙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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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剧情”需要，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几点事项：

其一，“巡抚部院派要员前来”，说白了就是省里的巡抚大人派重要官员来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相当于省委省政府派人来通报公务。

其二，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对于县令或知县一级的官员任免，省级官员（巡抚、总督等）只有提名权或建议权，待逐级上报朝廷中央后，由皇帝亲自批复，并以圣上旨意的形式发出任免职之政令。

皇帝批阅奏折剧照

由此可见，在古代封建帝制下，朝廷中央保留了对县域长官的直接任免权。尤其在宋以后，县官更被纳入“京官”管理范畴。

其三，秦汉时期，管理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为县令，万户以下的称县长。因此，“县长”之称谓古已有之。直到后来，这一称呼才逐渐取消。

明清时期，统一称为知县或县正堂。本文称周永保为武平“县长”，是基于历史语境下的泛指代称。

话说周永保回到武平县衙门后，没多久，省巡抚部院派来的官员也抵达了。

简单的寒暄之后，省府官员正式向周永保通报：“宣圣上旨意，着知武平县正堂周永保改任台湾彰化县正堂，钦此。”

周永保一脸懵逼地谢过皇恩，心里却是喜出望外，因为海峡对岸的宝岛台湾，于他而言，原是个可望不可及的神奇之地，他常心向往之。

与此同时，周永保内心也有一百个疑惑：

彼时台湾府和汀州府固然同属福建省域，汀州府武平县和台湾府彰化县当然也同属福建省内县份，官员在两地之间调动也算正常。

但毕竟周永保上任武平知县尚不足一年，尤其是他正处于缉拿朝廷通缉的逃徒不力的节骨眼儿，此时将他直调台湾彰化县，如果不是既成事实，料谁也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这对周永保来说可是雪中送炭之举。

那么，在这一纸调令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原来，乾隆皇帝之所以将因缉拿逃徒不力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周永保调往台湾彰化县，源于两件事：

其一，彰化县原知县宋学灏办事不力，达到了“四参限满”的降职标准，从而被就地免职，使得彰化知县一职出现了空缺。

其二，针对彰化知县职位空缺，闽浙总督爱新觉罗伍拉纳极力推荐周永保前往彰化县接替宋学灏，并经和珅、刘墉等内阁人士同意，上奏乾隆帝本人，最终获得了乾隆皇帝的颔首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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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学灏这个人，有关历史文本没有过多的记载，惟有寥寥几笔记述了他在台湾的大致任职经历。

宋学灏出身于大清汉军镶红旗，早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就被清朝廷中央派往台湾府任淡水厅同知，官职从五品。但到了乾隆五十九年，宋学灏却在彰化县知县任上被就地免职，按例降一级，另留他用。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线索。

从淡水厅同知到彰化知县，显然早前宋学灏已经遭受了降职处分；如今再从彰化知县任上被降级处理，无疑又经受了一次降格。

难道是宋学灏做官的能力不足，所以多次出现降级吗？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综合清中期台湾地区频繁出现匪患、叛民暴动等事件来看，宋学灏有很大的可能是栽在缉拿暴徒不力之上，这跟武平知县周永保的遭遇如出一辙。

既然如此，乾隆为何还要派周永保由武平知县改任彰化知县呢？毕竟周永保在“武功”治理方面也业绩一般哪。

根本的原因在于，时任闽浙总督爱新觉罗伍拉纳极其信任周永保，而他的推荐在乾隆看来也很有说服力。

伍拉纳画像

根据清乾隆五十九年吏部官方文件记载，爱新觉罗伍拉纳在奏折中大致是这么说的：“彰化县是台北的扼要之区，大陆移民和当地土著杂处而居，情况比较复杂，政事繁多。彰化知县，必须由精明强干的官员才能胜任。惟有现任武平县知县周永保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此人年五十五岁，有才识，为人干练，办事也温和。不如就派他去吧。”

按大清惯例，大凡知县级别的官员，如果任职不满三年，又没有特别的功或过（官方设有清晰的评价标准体系），是不允许调动的。

那么，伍拉纳急着推荐周永保，好将他从武平知县位上调离，所为何来？

笔者有一个大胆的历史假设：周永保除了自身确有较强的治理民生之为官能力之外，更关键的是他情商高，会做人，所以深得伍拉纳信任和赏识。伍拉纳将周永保从武平知县任上调离，可避免他最后落得跟彰化原知县宋学灏一样的下场：缉拿逃徒不力，四参限满，降职处理。

由此可进一步推知，伍拉纳对周永保的举荐，远不像一般的古代省级长官对县级下属官员工作赏识那么简单，恐怕含有更深的私人交情因素。这种官员越级“社交”现象，在古代封建帝制朝廷体系中，也算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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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佐证周永保的情商之高，或者说他跟省级官员的私人关系之密切，我们再来鉴赏一遍周永保的题字牌匾【奎壁联辉】。

周永保题【奎壁联辉】匾额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关于匾额文字内涵，简单诠释如下：“奎壁”，按照古代天文学和风水学的解释，是二十八宿中奎宿与壁宿的并称。古时这两宿被认为主文运，所以奎壁常用以比喻文采。所谓“奎壁联辉”，无疑是用来赞誉受匾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

周永保题【奎壁联辉】匾额局部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匾额中最关键的信息是题匾人落款，除了武平知县周永保，还有另一个人：“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加五级 伊”，此人就是清乾隆后期的福建布政使伊辙布。

这就很有意思了：布政使是仅次于巡抚的官职。伊辙布甘愿跟周永保这样一个清政府县级官员联名题匾，足可见他们的关系之密切，完全超越了一般的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更有意思的是：福建布政使伊辙布和闽浙总督伍拉纳，两人不仅是亲密的工作搭档，两人分别还是内阁大V和珅的门生和亲戚。不消说，伊辙布和伍拉纳是同属和珅阵营里的人，而周永保无疑也是这层关系网中的小角色之一。

仅仅在周永保调往彰化任知县一年后，即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闽浙总督伍拉纳和福建布政使伊辙布，就因闻名历史的仓储贪污案被查办，在和珅弃卒自保的主张下，伍拉纳被处决，伊辙布则在被流放途中暴毙。

1786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因索贿被诛

那么，周永保作为该关系网中的小人物，命运如何呢？历史文本没有记载。但据历史上台湾彰化县知县任职记录来看，周永保担任彰化知县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大抵可以推测，周永保可能受到了伍拉纳贪污案的牵连。

从一块牌匾鉴证历史痕迹，这就是品藏历史文化之魅力。

结语

在清朝中央直接掌管县官任免的大背景下，知县一级官员跨地区甚至跨省域调动均属稀松平常。历史上汀州武平县和台湾彰化县，虽然分属不同地区，但同属福建省；并且两者在清朝政治版图上都是福建省内较为重要的县份，因此，武平和彰化两地间的官员调动，自古以来就不乏先例。

早在乾隆十七年，武平知县吴士元就在任期上被乾隆皇帝亲自下令调往台湾彰化县任知县。这比周永保从武平知县调任彰化知县足足早了四十多年。

下期品藏历史，讲述吴士元在武平和彰化两地任知县的故事，敬请关注。

吴士元题【云谷肇瑞】匾额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文：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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