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里的奸商西门庆，前段时间曾华丽转身，成为两省三地争相抢夺的“香饽饽”，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黄山都认为本地才是西门庆的老家；对此最感郁闷的当属明末奸臣阮大铖，他死后不仅一直咸鱼不得翻身，而且还被两个地方的人当成“臭皮球”一样抛来踢去，谁都不承认他是自己老乡——坏蛋和坏蛋之间，差别咋就这么大呢？估摸现在这阮大铖在九泉下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如此，哥当初也找个“潘金莲”，多闹些绯闻啊！
阮大铖的坏，是以迫害忠良、反复无常闻名，进士及第后，先依东林党，后附魏忠贤阉党，明亡后在福王朱由崧的南明小朝廷中官至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与马士英狼狈为奸，对东林、复社文人大加迫害，南京城陷后乞降于清，后病死于随清军攻打仙霞关的石道上。看到这里，熟悉“三国”的朋友不免要惊呼：这活脱脱就是明末版的“三姓家奴”吕布嘛！
说起来这事还真有些“冏”，这阮大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籍贯的名人，概括起来就八个字：桐城不要，怀宁不收！按照《明史》的说法，阮大铖籍贯是安徽怀宁，但怀宁人一直很倔强地不认帐，这不，1915年时怀宁文化界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阮运动”：上百名举子秀才经过多方考证，得出结论：阮大铖实际应为邻县桐城人氏！他们还愤愤不平地在新修县志里加了一段“狠话”：“旧志云明季阮大铖自号百子山樵，辱此山矣。大铖实桐城人，今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可考也！”他们就这样一脚把阮踢到桐城。桐城人当然不干了，说百子山实打实就在你们怀宁，而你们提出的那些证据，什么礼部题名碑啊府学进士坊啊，现在到哪儿去找呢？再说我桐城自古乃诗书礼仪之邦，“桐城派”统领清代文坛二百余载，享有“文都”之美誉，怎会出这样一个“急权势、善矜伐”的“悻悻然小丈夫”？（钱澄之语）。还是你们怀宁把他给收了吧，这可都是官方认定好了的！
一听“官方”两字，怀宁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朝中有人好修史，雍正时主修《明史》的大学士张廷玉，就正好是桐城人！张廷玉和他父亲张英，人称“父子宰相”，虽久居京城，但爱乡之情常溢于言表。因此怀宁人一直都在怀疑：当初正是这“张小宰相”为了维护家乡清誉，朱笔一挥，就把身名狼籍的阮大铖判给了怀宁！更有怀宁学者指出，在张廷玉“徇情舞弊”时，还是百密一疏，留下了一个“小尾巴”——在《明史》记载里有这样一句话：“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所谓同邑，也就是同县之意，而东林领袖左光斗（史可法恩师）是正宗桐城人，至今“左公第”、“左公墓”等尚存桐城，由此推之，阮大铖是哪里人还不是不言而喻吗？连这点儿小纰漏都难逃怀宁人的法眼，可见他们对开除阮大铖怀宁籍之事是何其上心！这也难怪，怀宁乃皖江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凄美的爱情故事“孔雀东南飞”就发生于此，“五四”旗手陈独秀，两弹元勋邓稼先，天才诗人海子……都是怀宁人引以为傲的乡贤，这些名字个个如雷贯耳如日贯天，怀宁人怎堪忍受他们的同乡榜上，贴上“阮大铖”这个卑污的标签呢？
回过头看这场争论，双方显然都有些意气用事，也夹杂着些虚荣狭隘的乡土观念，但更反映出两地人民淳朴可爱的一面，他们有着自己朴素鲜明的是非观和善恶标准，视名节重于泰山。这场口水官司一直都没尘埃落定，这可苦了生前风光无限的阮大人，死后几百年都不知魂归何处！不过阮大铖人品虽坏，却同时也是历史上很有才华的诗人和戏曲家，其所著传奇戏曲《春灯谜》、《燕子笺》、《桃花笑》等广为流传，诗文集《咏怀堂全集》还颇得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喜爱，研究其身上的文化价值，远比窥伺西门庆身上那点风花雪月要有意义得多。
打名人牌发展旅游经济，不能有悖于社会的公序良俗；面对多个地方把肉麻当有趣，把恶俗当卖点的抢名人现象，重提这桩“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阮大铖公案”，或许能给世人一些警示和沉思。桐、怀两地在旅游策划上，也不妨打出“阮大铖”的牌子反弹琵琶，这不失为一项有益的尝试，也算是进行低碳式的无公害 “废物利用”吧！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