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是上世纪50年代去世的。我出生于1960年。对于爷爷的形象，我扫描不出来。但他的英雄形象，总是在我的脑海中模模糊糊地展现。
叔叔给我讲了一辈子爷爷的故事，我都没记住，只记住了爷爷是怎样密秘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
我爷爷叫黑泥，听人说，在城里的烈士陵园石碑上看到了我爷爷的名字“李黑泥”。
我爷爷不是烈士呀，爷爷是在家里去世的，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经过研究才知道，此合泥非彼黑泥。石碑上的李黑泥，是我本家大爷（我们这里称伯父是大爷）。
我黑泥大爷，打仗牺牲在外，没有运回尸首来。家里埋葬大爷时，就用谷草绑了一个草人，埋葬于坟中，入土为安。
我爷爷李黑泥，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李景昌。我们村有个习惯，有小名一般不叫大名，所以村里人都叫我爷爷“黑泥的”。
因为爷爷是地下共产党，这是密秘，连我奶奶也得蒙在鼓里。一直到我出生的60年代，奶奶还是迷迷糊糊的。我奶奶说:“你爷爷不好好干活，来了兵他就不受了。”“不受”的意思就是不干活了，扔到地里锨镢就往村里跑。
新中国，解放后，我叔叔常提起。
王金庄作家王树梁，对王金庄文史深有研究。他有资格去县档案馆查找资料，编了好几本村志了，他在《王全有》一书中写到:
1938年春节前后，八路军冀豫特委工作团，从磁县进驻王金庄。2月9日晚上在四街南场古戏楼院里召开形式宣传报告会，舞台两侧的石柱子上各挂一盏用药茶壶改制成的食物油灯。油灯在山风的吹拂下，忽明忽暗。隔一会儿，村里负责布置会场的知情人员就用蒿棒拨拨灯焾，等村里的民兵到场后，从后台里走出三个精神抖擞，穿着土灰色服装的军人，前后两人看样子也不过20岁，上台后自动站到舞台的两侧，负责警戒，中间看似领导模样的八路军向前跨了一步，动情地大声说道:
“同胞们，父老乡亲们，自去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我们的华北、华中，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今天有数架飞机轰炸了涉县索堡村，有十几个同胞被炸死，八路军是自己的队伍，是抗日的队伍，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才能过上好日子！”
几句开场白过后，坐在前排的进步青年李景昌、刘学昌、刘兰馨、王全有、王怀、王银顺等带头热烈鼓掌，随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在山谷中回荡。
据我叔叔介绍，“中间看似领导的八路军”叫王维刚，（解放后，王维刚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38年2月9日晚上，王维刚派人找到我家里，把白天开会时带头鼓掌的我的爷爷李景昌叫走。
这天夜里，经王维刚介绍，我爷爷密秘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入党介绍人是王维刚。
我爷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王金庄发展的第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我叔叔认为，这是我李家无尚的光荣。
党组织在王金庄建立起来，建立了两个党小组。当时，我们村有两个村名，前半村叫王金庄，后半村叫黄金庄。我们是后半村的。
我爷爷担任后半村“黄金庄党小组”组长。
我爷爷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是，保护了中央首长。确保了抗日战争胜利的组织基础。
《王全有》一书记载:
1940年3月5日至8日，由八路军一二九师首长指挥的反顽战役，王金庄至关防一代是主战场。
1943年夏天，日寇对我太行根据地再次实行多路围攻，129师司令部、政治部离开师部驻地赤岸村，转移到涉县东山沟的王金庄，继续领导和指挥根据地人民进行反扫荡。随同129师司令部转移的还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秘书长孙文海，晋冀豫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等。司令部进村后先驻扎在三街曹全寿家。
曹全寿家在村公所东面，只有暗哨，首长没在村公所，村公所却里三层外三层地布置了岗哨。迷惑日本特工。
当时处于战争非常时期，部队首长转战王金庄是绝对保密的，全村除了村长兼区委委员刘兰馨和村党小组组长李景昌两个人知道外其他包括当时在那儿下乡的井店区副区长陈坛同志也只知道来了八路军，而不知道是谁。在接待工作，安全防卫和联络方面，只有依靠刘学昌、王全有、王仁顺等村中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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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129师的首长是谁吗？你知道刘邓大军吗？你知道保护首长对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吗？
1600多字了，不能再写了。关于我爷爷为八路军藏枪支弹药的故事，咱们下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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