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虽为输自欧美的舶来品，但从晚清民国时期开始，在如何消解西方社会学、读懂中国社会的问题上，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多位社会学家大力提倡社会学本土化。费孝通从“差序格局”、宗教、皇权与绅权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做出富有新意的解读。他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有别于欧美城市化进程的独特的道路。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大师级学者的谱系，这一谱系对于任何一位后来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笔无价的宝贵财富。通过对费老“发现中国”之旅的考察，我们从中可以寻找并深刻地体悟到“社会研究”独有的魅力。
[关键词]社会研究；魅力；发现中国；学术大师
今天我想通过对一位社会学学术大师学术人生之旅的解剖，总结概括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供大家分享，以达到学术励志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学术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学术界经常用由“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来概括这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变进程。所谓“四部之学”就是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这是五四之前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分类。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西方的现代学科制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通过引进西学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学科体系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舶来品，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对于中国现代学术而言，社会学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在这一意义上，当代中国的学术、学科建设必须认真学习和消化西方学术，并在此基础上面向中国实际，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可谓任重道远。
按照学科的体系来展开研究，会使我们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取向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在我们的大学里，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是按照学科化的路径前行的。大家都分别躲进自己所在的学科展开分门别类式的研究。学科化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体系建构有一种意外的后果，就是当大家都躲进自己所属的知识壁垒当中，陶醉于自己的研究，久而久之，会凝固成一种特殊的学科传统，这一传统包括学科规训、学科方法、学科资源配置、学科奖惩、学科代际传递等等，所有这些都令后来的求学者望而生畏。这就存在着一个“进入”的问题。事实上，正如朱熹所言：“万物皆有其理”，只要你把握住了，真正地进入了“学科”，便可领略其中的“魅力”。在这一意义上，学习任何学科都有一个“进入”的问题。而学习模仿本学科顶级大师学术进入的过程，履大师之迹，便成为最值得推介的学习“进入”的方法。下面我就想通过费孝通求学、治学的“进入”路径，来看看费老当年是如何“进入”的，他的研究经历和著述是如何激发一代代社会学的后学步入社会学这一学术殿堂的。
今天我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学术大师诞生的背景；第二，费孝通“发现中国”之旅；最后，讲讲费孝通与中国群学研究传统的形成。
一、学术大师诞生的背景
大家知道，包括费孝通在内的晚清民国以来的这批大师级学者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主要是因为他们逢上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时代。从文明研究的视角看，这个大时代最为核心的主题便是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中国的文明起源很早，而且其发展表现出极强的连续性。周秦以来，中华文明虽然屡经挑战，但是均化险为夷，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个连续性的发展。但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在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西方的殖民侵略力量开始转向东方。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这时起古老的中华文明开始面临一次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挑战。在回应这一挑战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一度丧失了自信。我们认为我们的进步只有从根本上否定我们自身的传统才能获得实现，这虽然是非常极端的看法，但在当时却具有很大影响。所以，不对等的中西文明对垒发生之后，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严峻的挑战。大挑战必定引出“大时代”。为什么是大时代呢？因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文明与具有强势侵略扩张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相遇相撞了，其回应注定是激烈的，随后发生的大时代一定会产生大问题，出现大人物。有一次，一位研究生问我应该读点什么书，我说近代以来很多中国思想家的文集现在已经陆续出版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鲁迅等，你如果把这些文集找来读一读，你就能感觉到你的身上充满了一种力量，因为这些著作都是大时代里集聚起来的大智慧，其核心追问是，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
费老就生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他找到了一个关涉中国命运的大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西方文明利用坚船利炮攻破了中国的大门，传统农村耕与织的结合被打破了。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大问题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士人“修齐治平”的传统得到了空前彰显，我们需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开阔的视野来解决中国问题。
在费孝通成长的过程中，以下两个人的影响最大：第一个人是费老的姐姐费达生。以前我对费达生不是特别的了解，前年在江苏吴江七都镇南京大学“群学书院”开会的时候，南京师大有一位教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费达生对费孝通的影响。文中说费老的姐姐费达生当年专门去日本学蚕丝技术，回来之后就在村里开企业，她们姐弟有一个很高的理想：既然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我们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就不能像英国圈地运动那样通过洗劫农民来完成城市化。如果在不出村子的情况下，根据村里的优势来办企业，让农民在村子里的企业干活，增加农民的收入，离土不离乡，岂不是一条更富有人文关怀的城市化道路。当时费老的姐姐就引导他在开玄弓村进行调查，这就是费老的毕业论文《江村经济》最早的灵感来源和材料支撑。所以费老的姐姐对他的影响特别大。费老一生坚持的“志在富民”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溯源于此。
第二个人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林诺夫斯基，他是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他收费孝通为弟子，费老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没有让老师失望，他光大了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人类学流派。与此同时，马林诺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费老的学术研究。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特别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费老深受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影响。大家也许会注意到，西方特别是英国的人类学非常发达，因为英国是比较早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其力量所到之处，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文化，需要获得理解和解释，这是殖民扩张的需要，但客观上也提升了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在人类学领域，长期以来比较流行的流派是进化论流派，历史的、传播的流派。但马林诺夫斯基与上述流派不同，他本来是波兰人，后来读了一个物理的和数学的博士，他在读了一个人类学家的作品之后就开始转向人类学。他的学派属于功能学派，功能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认为文化不是虚无的存在，而是要满足人的需求，所以文化是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若想真正地研究不同的人类就要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当中。于是他提出一个标准，即你要是想研究一个社会、一个村落，你必须在其中待一年的时间，从事参与观察研究。马氏的上述观点在费孝通的学术旅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费孝通的“发现中国”之旅
费孝通“发现中国”之旅是围绕着以下三个具体的问题展开探讨的。他要回答的一个终极的追问是：何谓中国社会？即通过结构分析，探寻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隐秘逻辑。
(一)何谓中国社会？
1.差序格局
大家都知道费老早年写有一本《乡土中国》的小册子，里面都是些随笔短文。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费老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命题，表现出他过人的理论提炼力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其中影响最大的概念应首推“差序格局”，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可以用“差序格局”来加以表述，具体说来就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社会学的路向，在费老看来，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西洋是一种“团体格局”。“团体格局”是什么呢？“团体格局”就像砍柴一样，把一根一根的柴火放在一起，扎成一捆，这是团体的格局，而中国是“差序格局”。（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理解“差序格局”的概念，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关于“差序格局”的表述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是在一种类似于散文风格的文章中，而不是在一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论文中提出来的，在文章当中没有对于概念的明确定义，而是一种极为形象，但又很难用准确的术语进行描述的比喻。”（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 5 期）因此，存在着较大的解释空间。其次，围绕着 “差序格局”概念，学术界后来有大量派生性的拓展研究，比如台湾社会心理学著名学者黄光国、杨国枢的“人情与面子模式”，在他们看来，费老讲差序格局就是在讲关系，由近及远的关系。但是这个解读实际上面临一个挑战：我们说中国人是由近及远，难道西洋人是由远及近吗？所以由近及远的这种关系可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规律。李沛良教授提出了“工具性差序格局”的概念，他主要讲在非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功利性关系的建构，被称作“工具性差序格局”。（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中山大学的蔡禾教授讨论了“逆差序格局”概念。他在《社会》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在路桥建设业，包工头在工程款不到位、无法支付所有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工资发放遵循的是一种‘逆差序格局’的逻辑,即包工头会先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远的边缘工人,再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近的核心工人。‘关系’在降低市场风险上的作用对于包工头和核心工人的效用是不平等的,它使包工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风险,而核心工人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蔡禾，贾文娟：《路桥建设业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关系”降低了谁的市场风险》，《社会》，2009年第5期）这样一来就表现出“逆差序格局”的关系样态。还有一个华裔的海外人类学家叫阎云翔，他说在“差序格局”概念理解的问题上，你们只注意了“差”，而没有注意“序”，“差”是由近及远，“序”是等级的，所以这是一个纵横交替的体系——“差序人格”。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此外，还有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前主任朱苏力，他是做法理研究的，他前年也参加了在江苏纪念费老的吴江会议。他认为“差序格局”只是费老的一个即时性的概念，很快费老就放弃了。他认为所谓“差序格局”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差序格局”并不成立。（朱苏力：《较真“差序格局”——费孝通为何放弃了这一概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总之，近年来关于“差序格局”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我这里只是挂一漏万式的讨论。
那么，“差序格局”到底是什么意思？费老后来做了如下的解释：“文章不能直写，背后都有东西的，直接写出来就不好看了，好就好在隐喻上边。不直接说出来，懂的人就懂了，不懂的人说这个那个，不用去管他了。”（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页）既然是一种隐喻，就可以做多方面的理解。可见，费老的“差序格局”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结构，也可以是一种关系、一种文化。但我们认为，如果将费老的观点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理解和分析，便会发现，其论述中表现出极其深刻的批判性。为了展开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费老又引进了“公—私”“社会圈子”等概念，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差序”的关系带有人类的普遍性，甚至某些动物都是一样的。关键的问题在哪呢？费老引进了“公私”的概念，他说我们社会的一些“公”的领域也是由“差序格局”派生复制出来的，所以是“私”的一种膨胀。因为“差序格局”对内看、对外看都是相对的，公私界限并不清楚。因此，我们的社会“公”机构都是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建构出来的，便出现了中国人“有私无公”的判断，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非常尖锐的批判。费老在《乡土中国》里还讲了苏州河的例子。他说“天下似乎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当地的人都在苏州河里面取水洗菜，但却有人在河水里刷马桶，因为这些人认为刷完之后水流到了下游，但是他们不知道在河的上游也有在里面刷马桶的。今年的5月份，我去了苏州，就特别想去苏州河看一看。看后感觉问题确实很大。苏州河是苏州市开发的旅游景点，河两边有一系列的饭店和咖啡馆等娱乐餐饮设施，沿苏州河边上都是一些老建筑。当时我们看到一个胡同就插进去了，进去才发现苏州河边上滨河的建筑后边的非法建筑居然延续了数十米长，那里面完全是一个无规则的世界，使得任何意义上的城市改造都将无处下手。因为后边的房子完全是折叠式、连体式的。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建房子是很讲究的，讲究朝向和风水，但是那里面真是太疯狂了，完全是无序错乱地向后面排了很长。从苏州河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费老对中国社会的批判，中国社会有私无公，私的无序膨胀。而且费老的批判构成了他此时期对中国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宗教求索
费老的“差序格局”命题与他同时期所展开的宗教求索有着密切的关联。费老当时为什么对宗教感兴趣？从学理上看，这与他以“差序格局”命题所展开的中国社会批判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大家知道欧美社会的公共性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教为背景而展开的，与“家族本位”的中国社会形成了明显的差异。所以中国留学生到海外首先会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甚至发生某种意义上的文化震撼。此外，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也认为费孝通在研究了乡村经济之后，还需要研究支配中国人更为根本的抽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经过比较研究和思考，费老认为在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制度化的宗教，他认为中国人的宗教是祖先崇拜。每个人都要对祖先应该有所敬畏和交代。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社会上骂人最狠的一句话就是说某人是个“绝户”，你们懂得什么叫“绝户”吗？“绝户”就是没有儿子。如果说某人被说成是个“老绝户”，那还了得，肯定得打起来的。虽然费老在此领域的探讨被其他研究所替代，但他的观点却是连贯性的，直到2004年，他仍然认为：“从亲属制度上来看，中国是一个看重祖宗和子孙的社会，个人是上下、前后联系的一环，这亦正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属性，即是指个人往往将自身纳入祖先与后代的历史连续性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某种超越性的意义。与西方社会的一神信仰不同 ，中国社会是祖先崇拜，这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区别之所在。”（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这是费老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又一个切入点。
3.皇权与绅权
1947年，费孝通和历史学家吴晗等在一起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讨班，讨论皇权与绅权的关系等问题，目的在于揭示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及其演变规律。吴晗认为皇权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是绝对的专制。费孝通认为皇权只能插到郡县，基层是士绅的自治。应该说上述讨论见仁见智，各有自己的角度。但费孝通主张基层的自治观点就是从此而来的，富有启示性。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保持中国基层的活力，维持了皇权与绅权的配合，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将费孝通上述围绕着皇权与绅权的讨论，与其关于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认识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皇权与绅权问题与前面两个命题也是密切相连的。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巨型的国家，在这么一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说一样语言、一样风俗、一样文字的统一国家，这到底是什么内聚力使它成为可能。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历史之谜。应该注意到，中国自古并没有一个庞大的制度化宗教。这样一个巨型国家怎么统治？周朝用的是“封建”的统治方法，这里说的“封建”就是利用差序格局、骨肉血亲的原则来分封，所以周在灭了商之后，用姬姓的自己人来统治天下。周的封建方法日久积弊甚重，后来又不行了。秦统一中国之后，用的是郡县制，以垂直的皇帝为中心的异姓官僚制度来实施统治。所以西方人惊叹中国是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但即或如此，这种纵向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也存在很多局限性，需要把民间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与来自纵向的行政权力的管理巧妙地衔接和结合起来。
可见，费孝通从“差序格局”、宗教、皇权与绅权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做出解读。费孝通当年是一个民主人士。他认为要想走出“差序格局”，走出公共性的危机与困境，走出国民党的集权统治，就必须走民主的道路。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是非常尖锐和深刻的，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析认识被作为社会结构分析的经典而载入中国社会学的史册。
(二)小城镇，大问题
在费达生的帮助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费孝通发现了“江村”，他们姐弟俩当时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那就是要开辟出一条不同于欧美、不以伤害农民为前提的城市化的道路。众所周知，世界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就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进程。我看过一些材料，原来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太大的城市，亚洲自古就有大城市。西方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必然带来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开始扩张变大。英国有一个城市学家叫霍华德，他曾提出一个命题，认为城市对农村居民来说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他离开乡村进城是必然的。这样便导致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衰败同时到来。农村人来到城市之后，他的命运之漂浮无根和坎坷是不可避免的。但从费达生到费孝通，他们想要开辟一条路，让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费老毕生始终坚持这个念头，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的苏南地区出现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浪潮，在温州也是如此。费老便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影响极大。苏南和温州都是特别富有活力的地方，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苏州、无锡、常州这三个城市加起来的产值已经超过了上海。近几年我去过苏州、太仓、昆山，那里的民营企业和工业园区建设也是如火如荼。从历史上看，这一地带的活力是有其传统根源的。大家都知道南宋时期有一个功利派的代表陈亮和叶适。有一次我去温州，到了叶适的故居，感受到功利派的特殊魅力。功利派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玩虚的，以实为实。这座叶适纪念馆一共有四五层楼，那里的人把三楼四楼作为纪念馆，一楼二楼作为老年人活动中心，这在我们其他地方的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他们让这些老年人管理纪念馆，实现交换式管理，不用花一分钱，我马上就叹服了，这不愧是功利派的故乡。费老把“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他对乡村的研究联系起来，写了很多文章，力推这一模式。正是在费老的大力提倡之下，中国的城市化开始用“城镇化”来加以表述。我们之所以要走城镇化的道路，主要是因为作为世界上最早从事农业活动的地域，中国具有自己千年的“乡镇传统”。在这一意义上，城镇化概念堪称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我们应该向费老学习，在做学术研究时应该有勇于挑战权威的气魄。费老从开弦弓村开始，到“苏南—温州模式”，他走的是一条志在富民的道路。所以后来有人问费老您一生都在研究什么呢？费老说：一言蔽之，我做的事就是“志在富民”。可见，费老关于“小城镇”的研究，的确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它有别于经典的城市化道路设计，形成了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的、重量级的研究流派。
三、费孝通与中国群学传统的形成
下面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费孝通与中国群学传统的形成。
1.学贯中西与群学传统
学过社会学的人都知道，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群学。他所使用的群学概念来自荀子。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他认为人类具有超强的“群”的能力，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群力”，天下方可大治。近年来有学者曾经提议，荀子虽然不是现代社会学的建立者，但他的群学观点却给后来的社会学研究者以极为深刻的启示，在这一意义上，以荀子群学为中心的传统社会思想应该成为社会学的重要发端之一。晚清时期，包括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在内的维新思想家在引进西方社会学的过程中，都试图通过“群学话语”，在对话中对西方社会学的学科话语体系展开解释。这实际上是一个以中学化解西学、融汇中西的路径选择。但在稍早一点的时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界已率先将西方的社会学引入日本，称之为“社会学”。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在学习移植日本“社会学”学科体系的过程中，用“社会学”替代了“群学”。从“群学”到“社会学”，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社会学理论——知识体系路向的变化，此后就完全是西方社会学的路向了，中学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开始僻居一隅。社会学研究者在解读中国社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运用西方的理论加以解释和剪裁。
不过，在如何读懂中国社会的问题上，包括费孝通在内的民国社会学家大力提倡社会学本土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的传统的道路。大家知道民国社会学家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在出洋留学之前大多上过私塾，他们都熟读过儒家的经典，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之后又学了西洋学术回到中国，这一部分人是不可多得的。由于他们在接受欧风美雨洗礼之前受过国学的陶冶，所以当我们读费老的《乡土中国》时，会发现他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而且使用非常准确、熟练，达到了我们所常说的“学贯中西”的思想境界。民国大师的旨趣、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整个的知识结构是我们今天的人没法相比的。所以，我们从费老的治学经历可以看出：人要想在学术研究领域成为大才，首先要解决“进入”问题，费老年轻时进入社会学，起笔就是极高起点的“进入”。而对于在座的青年人来说，你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还有很多出国深造的机会，但你们必须加强社会田野的陶冶和历练。研究社会科学问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历练，如果你没有社会的历练，你的研究就可能会远离社会。前不久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一位颇具影响的学者提出近年来社会学学术研究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远离真实的社会。如果你的研究远离社会，社会就会远离你，你的研究对社会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你就会被悬在半空中完全无法着陆。
2.以社区方法透视中国基层社会
费老虽然学成于欧陆，但他却很早便意识到美国式社会学与中国研究存在较大隔膜。我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社会学领域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恰逢中国社会学重建，学界大规模地引入欧美的理论。这对于一个学科的重建和发展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但消化和转换似乎更加重要。到今天，我们终于走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开始注意社会学的本土化，开始反思我们理解研究中国的方法和路径。费老在民国时期受功能派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运用于中国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是所谓社区的方法。社区方法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对研究单元的把握，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具体的村落或社区。社区方法的优势和价值就在于它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接地气，更加本地化。但是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研究一个村子，你能证明中国的农村都是这样吗？所以费老也强调“逐渐接近法”，我们可以多研究一些村嘛，多研究一些不同类型的村，通过不断地提炼就可以从中提炼出更高层级的理论。当然费老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类型—模式”法、“个体是对整体的复制”等等，我就不展开说了。总之，社区方法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方法，值得我们继承。一个好的社会学系，应该建立起自己长期观察的社区点和村落点，比如说我们在黄土高坡找一个村，在大西部找一个村，在沿海找一个村，在东北找几个村，然后我们去长期观察，细细品味，肯定会有重大的发现和收获。
3.文化自觉和拓展学科研究的界限
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大家都会承认，费老的学术生涯确实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有人说《乡土中国》是社会学人入门级的“圣经”，在读了《乡土中国》之后就会对社会学有了感觉。我想这种说法并不为过。费老一生笔耕不辍，晚年时也提出过很多重要的传世观点，比如“文化自觉”。费老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孔林片思》，当时正逢全球化浪潮，后来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据说在911事件发生时，费老正在香港举办的一个人文讲习班上授课。费老认为走向全球化时代需要一个孔子，这个孔子不一定是中国人，因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费老又提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具有极其深刻的内涵，它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不同的文明、国家、人民之间怎么相处。这是我迄今见到的针对此问题最为精辟的概括。
费老晚年还特别强调社会学学科要拓展自己的研究界限。他认为实证社会学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法，但是社会研究除了实证之外，也需要人文角度的研究、理解性的研究。他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提取了另一个研究路向——“将心比心”的理解论。认为“社会学的研究方向，要考虑到这种人文方面的需要。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并断言，这应该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最后，我们再总结几句。学科是一个生命体。对于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来说，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传统。这些传统并不是“无形”的，而是以若干位学科开创者为具体承载展开的。由此，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大师级学者的谱系，这个谱系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笔无价的宝贵财富。因此，我们做社会学研究时应该对这些大师的学术足迹有足够的学习和了解，学习他们是如何“进入”的，又是如何走出来的。应该深思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在中国何以可能？社会学研究如何亲近真正意义的社会？在世界社会学学科之林中，我们应该是以对话者而不是简单的服从者的身份出现。费老从学伊始，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位对话者，他要与经典的城市化理论对话，与乡村发展的经典理论进行对话，与西方实证社会学的传统进行对话。正是依靠这种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费老才获得了其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学术殿堂上大师级学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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