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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的皇帝、金庸的侠客,为何都爱喝汾酒?

二月河的皇帝、金庸的侠客,为何都爱喝汾酒?

作者: 名家观天下 | 来源:发表于2018-12-17 13:21 被阅读0次

    2018年是一个告别的年份,霍金、安南、李敖、金庸、李咏、单田芳、计春华、臧天朔等各界名人相继离世,我们在猝不及防里和很多曾经念念不忘的人物挥手告别! 2018年尾声,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先生于12月15日去世,享年73岁。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1945年出生于山西昔阳,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他最让人熟知的是“帝王系列”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王侯将相潮起云涌,才子佳人过眼云烟,小说中不仅情节让人流连和深思,对于历史细节的描写也让人叹为观止,以至于连那些质疑的声音都忽略了他的作品是小说的事实,拿来和历史书籍相比较。

    当然,这一系列小说能成功,与二月河花大量搜集相关素材不无关系:除了正史,《清人笔记小说大观》、《清朝野史大观》、《清稗类钞》等各种汇编以及清人日记统统都搜集,包括宫廷礼仪、皇帝衣帽档案、食膳档案、起居记录在内各种细节都不放过。对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方位研究,掌握包括琴棋书画、一般人家与官宦人家的住宅怎么布局,进去以后,怎么确定它的方位等各类社会风物,通过《食货志》、《盐铁论》等专著,细致的研究那时候一斤豆腐多少钱,纯度10%的银子到99%银子怎样识别,一块铜板能买几个窝窝头等生活细节……

    二月河对于清朝历史的研究和了解,连金庸先生都自称不及,也正是因为这样,二月河才能将清朝康、雍、乾这段辉煌历史写得如此生动。

    换个角度来看,从这些作家们深入历史研究之后完成的作品里,同样可以佐证很多历史真相。就拿酒来说,无论是金庸的侠客,还是二月河的皇帝,他们都是喝酒必汾

    二月河曾多次写到汾酒、竹叶青酒,充分表现出了汾酒当时的尊崇地位:

    《康熙大帝》第三十三章“领圣旨太监滥施威持虎须周知惩刁奴”中:这天行至中午,康熙觉得有点饿,在马上手搭凉棚,见前面有一座乡村小店,店后临河,店前靠路,店门两旁栽着一溜杨柳,一湾碧水漏瀑东流。店前老槐树旁的,长竹竿上挑着个幌子,上头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太白闻香下马来,到此莫问杏花村

    在《雍正王朝》第十一回“此钦差叩见彼钦差有理人反成无理人”中:山西巡抚诺敏的府衙里,今天晚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觥筹交错,十分热闹。桌上各种菜肴琳琅满目,时鲜瓜果堆积如山,汾酒、竹叶青溢出扑鼻的清香

    《康熙大帝》中:高士奇一边跟着康熙下马,将缓绳丢给伙计,一边笑道:“哦,小桥流水人家,你这开店的不俗。不过,你这幌子的口气似乎太大了些,我就不信你家的酒能比得上汾酒。”

    金庸的作品里更是10次提到汾酒、3次提到竹叶青酒,跟清朝有关的也不少。比如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书中写道:乾隆在巡游时,“无尘”看到侍仆上的酒不好,便怒骂“皇上要喝最上等的汾酒”……

    此二人的作品类型、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然而书中提及白酒必言汾酒,两人都对汾酒如此情有独钟,这不是巧合,而是基于史实。

    早在康熙四十六年就举办过一场由康熙特别批示,吏部尚书、太子少师宋荦亲自操持,文学大家纷至的诗酒盛宴。宴会上的三种“指定用酒”都是山西名酒,其中汾酒和羊羔酒来自山西汾州杏花村,另一种为山西潞酒。

    诗会上,诗人们饮酒唱和,创作了许多诗篇。其中大部分诗歌对宴会用酒给予高度评价,而在诗歌中明确提到山西汾酒、羊羔酒的诗作多达9首。这些诗作被宴会组织者宋荦收入他的诗集《西陂类稿》中,后又被全部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汾酒也成为唯一载入《四库全书》的中国名酒。这次宴会也被誉为“中国白酒第一宴”。

    从这次酒会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官场、文人之间,山西汾酒已经成为首选,而且是唯一的白酒。更重要的是,宋荦深受清朝皇室倚重,更是康熙的绝对亲信。顺治四年(1647年),年仅14岁的宋荦就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康熙三年(1664年),被授予湖广黄州通判,累擢江苏巡抚。康熙皇帝三次南巡,皆由宋荦负责接待。被康熙帝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宋荦的饮酒习惯和当时官场的饮酒风气是与皇室十分一致的,汾酒作为宫廷御酒,自然深受推崇。

    到了乾隆年间,乾隆“新官上任三把火”,即位不久颁布了禁酒令,却遭到了大臣的反对,然后乾隆皇帝就让各个地方上报禁酒情况,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两条奏折。

    乾隆二年,甘肃巡抚德沛上奏:“至通行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曰汾酒。”大意是,我们市场上销售的都是山西汾酒,甘肃不存在禁酒的问题,要禁酒也是山西的事。

    乾隆七年,山西巡抚严瑞龙上奏:“第查晋省烧锅,惟汾州府属为最,四远驰名,所谓汾酒是也。且该属秋收丰捻,粮食充裕,民间烧造,视同世业。若未奉禁止以前所烧之酒,一概禁其售卖,民情恐有未便”。严瑞龙表示,销量最大的主要是汾酒,而且当地百姓世代以此为业,如果“一概禁其售卖,民情恐有为便”。言外之意,就是希望朝廷认同山西汾酒的特殊性,网开一面,特殊对待。

    早在5年前甘肃巡抚就汇报了山西汾酒是“罪魁祸首”,5年后还在卖“禁止以前所烧之酒”。山西到底存了多少汾酒,5年还没有卖完?分明是给“四远驰名”的汾酒找借口。

    有趣的是这两份奏折乾隆皇帝都看过了,但对于山西汾酒的问题既没有追究,也没有把山西汾酒列入禁酒之列,可见当时山西汾酒的名气之大。

    这件事情的发生更是让山西汾酒名声大振,文人墨客无不爱饮汾酒。清代著名文学家以及美食家袁枚,在编写《随园食单》时,就将汾酒列为了天下第一大烧酒:“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

    清道光年间的著名文人,官内阁中书的“皇帝秘书”梁绍壬,在其代表作《两般秋雨庵笔记》中谈到烧酒时,写到:“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

    晚清谴责小说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趼人喜欢“纵酒自放,每独酌大醉”,谈到饮酒时说“吾向饮汾酒,淡淡有味。”

    不待春潮凌解放,人间已无二月河。

    从宋荦到袁枚,从金庸到二月河,斯人已逝,经典长存,酒香依然,希望老先生一路走好!也希望汾酒能为更多的名家带去灵感,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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