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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段时间我上了数不清的公开课。
毫不夸张地说,每一天,我不是在上公开课,就是在准备公开课,或是在反思公开课。
校内的校外的,市里省里的,学校交流的,扶贫送教的,对着评委假装有学生其实并没有的,对着剧本顶着一脸妆几台摄像机同时拍的,舞台上的,体育馆里的……
为了这些“台面儿上的”公开课,还要上数量远多于此的“试讲”课——所有这些都是有人听课、有人评价的,几乎所有的评价开头都是一句:
“优点我就不说了……”
接下来是缺点,一二三四五……
教学设计、课堂推进自不必说,板书的笔画和时机、提问的语气和字眼儿当然也是重点,就连手怎么动、腿怎么迈、头怎么点、眼神怎么给……无不细细扫描,反复推敲。
一节课评完,缺点记了好几页纸。
我向来觉得自己是“天选教书匠”,迷恋这一行,有激情,不怕吃苦,上课乐在其中,深受学生欢迎。
可是公开课这样一节节上下来,之前坚信自己具备的优势都没法再相信了,渐渐变得闻课则惊,身僵脸木,脑子里一团浆糊。
前辈与同伴在我身上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促我进步的殷殷厚望自然感激不尽。因此我竭尽所能,勉力支撑,死死憋住一口气,就是不说退缩的话。
这样的“磨难”持续了一年,我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成长,从天资尚可的新人一跃成为教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并逐渐形成了有严格规范打底的个人风格。
与此同时,我患上了甲亢,住院两星期,吃药调理一年半,三十岁时才生朵朵。
为什么现在提起这件事呢?
因为我现在正在重走二十年前的“长征路”。
向来觉得自己是“天选垃圾筒”,身边人——无论是朋友、同事还是学生、家长——习惯对我诉说烦恼,我也乐意倾听、陪伴,每每巧言开解,常常予人宽慰,“善解人意”更是早被牢牢贴上身的标签。
可是心理咨询演练做了一次又一次,之前坚信自己具备的优势都没法再相信了。
现在的我,觉得自己不会笑,不会点头,不会提问,不会安慰,不会出主意想办法,也不会捕捉来访者的情绪……甚至丧失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感受和表达功能,连“说人话”都成了一件难事。
我觉得大家的意见和老师的指点都好有道理,字字句句记下缺点,常在心里复盘反思;却依旧是张嘴便错,出言即悔。
一次次练下去,老毛病没改又添新“病症”。越想有进步越是看不到进步,我成了一个全方位、集大成的“失败收藏家”。
二十年前的感觉生动再现,不同的是:
我已不再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姑娘,已没有人再说“优点我就不说了”——那些苦口仁心的前辈,次次评课必定要加上这么一句,生怕我不知道自己是有优点的。
现在的我已成年太久,是我自己决定推翻一切重来。
我认定自己具备特质,饱含激情,不怕吃苦,乐在其中——能从零开始学习,能胜任心理咨询师的职业。
没人有义务帮我探讨这个决定的合理性,我需要自己负起全责。
我得负责让自己一次次回味二十年前的“磨难”,以及“磨难”通往的光明;
我得一次次告诉自己:你有优点,不用别人说,但是你自己必须相信;
我得负责判断自己能力打几分,态度打几分,韧性打几分,刻苦打几分;
我得觉察自己的情绪变化,有时陪伴自己,有时督促自己,有时允许自己哭一会儿,再把自己哄好。
前几天有位家长朋友问了我一个跟儿童心理有关的问题。
那个问题天天萦绕脑海,我却一直没有回答她。
陷入强烈的自我怀疑之后,我常想:以往我是不是经常乱出主意自以为高明?我真的有能力帮助别人吗?我是不是说错了很多话做错了很多事而竟不自知?会不会过去那么多年当老师的自我感觉良好只不过都是自我感觉而已?
使我成为我的那些根基,似乎正矗立在流沙之中,我于是摇摇欲坠。
豹子爸说:“虽然你说没进步,可是还有时间,而且——你有一颗坚强的大心脏呀!”
“天然优势”心理测试颁发给我的是一枚“勇敢者勋章”——我的专属成就是“自我定义,自主选择”。
如许点滴像是些“证据”,又为我注入勇气。
我知道自己的选择与二十年前并无不同——依旧会竭尽所能,勉力支撑,死死憋住一口气,就是不放弃。
我赌崩溃一次就会把自己拼起来一次,我赌一年后会看到一缕曙光。
我跟自己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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