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九八：有心向道，无意“掐架”

《传习录》九八：有心向道，无意“掐架”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王门师友们看书，常常以指摘的态度就朱子的某些言论加以议论。

阳明先生说：“这是存心找不同生出的门户之别，是在挑毛病，是错误的。我的学说与朱子时常会有不同，原因在于为学入门的门径上差之毫厘、别之千里。就这一点来说是不得不强调、分辨清楚的。然而我的发心与朱子的发心未尝有什么不同。譬如朱子其他文义解释得明晰妥当的地方，我又怎能轻易改动一字呢？”

相传，十五岁的王阳明曾经问过自己的老师一个问题——“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当时，王阳明的老师回答得很直白，他告诉少年王阳明，读书就是为了“入仕为官”。说句实在话，这样的回答很现实，却又很没有教育性。一千多年后，媒体报道株洲某中学教师放出“好好读书就是为了将来挣大钱、娶美女”的话，似乎与当年王阳明的老师说得没什么分别。

问题是少年王阳明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老师说得不对，直接回怼出了“学为圣贤”的为学目的。在少年王阳明心中，读书就是为了学着做个圣贤，他坚信人人都可以“学为圣贤”。

如果说王阳明心中有个“道”的话，这个“道”便是“学为圣贤”。

不得不说，中国历史上心系正道的人，数不胜数，少年王阳明并不是一个特例。客观来讲，先王阳明数百年而生的朱熹，心中也有个正道在。朱熹心目中的道，与王阳明心中的道，从方向上而言，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朱熹先王阳明生数百年，适逢佛、道学说盛行之世，与孟子所处的时代较为相像，各种杂说逐渐淹没圣学正道。朱熹代表的实际上是一大批“出入释老，归本孔孟”的儒者的声音，他同孟子一样，有匡正圣学正统地位的功劳。一生在阐释儒学经典方面，付诸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编订的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后人体悟圣学找到了基本抓手。

数百年后，以“学为圣贤”为人生终极目的的王阳明应运而生。摆在他面前的时代课题不再是匡正圣学，而是体用圣学——发挥圣学之功。朱子“格物致知”学说，无形中将圣学和实践、圣人和常人分别开来。这个分别心成为横亘在实践圣学、以“学为圣贤”为人生终极目的的新学者面前的巨大障碍。

一心向道的王阳明，对朱子的“格物致知”，特别是朱子时代对于圣学经典文义的过分穿求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正因为如此，阳明时代的学者，特别是信从王阳明思想的学者对朱子的言论多有指摘。

王阳明心中只有一个纯粹的“学为圣贤”的目的，朱子之说阻碍向道之心时，必须得一脚“踢开”；朱子之说，有益于向道之心的达成时，何妨拿来？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才明确提醒世人，不要有什么门户上的偏见，要关注到朱子在文义解释明晰妥当处的意义和价值。

后世学者总结王阳明的“心学”是从“心即理”开始的，也就是说“心即理”是王阳明思想的基础。

在朱熹的著作《大学或问·卷一》中，朱熹曾说：“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在对于人的“本然之心”的理解与把握上，朱子丝毫不输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心外无物”。

两个人的学说如果说有区别的话，这个区别全在门径上。朱熹由《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导引学者入圣学之门，特别把“格物致知”作为入门门径。强调通过不断洞悉各种事物的“分殊之理”，逐渐洞察、领悟天下万物的“一理”，进而入圣学之门，抵达“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理想境地。青年王阳明不得要领地实践了一把“亭中格竹”后吐血、高烧好几天，想着一个竹子的“分殊之理”都这么难格清楚，还有那么多事物的“分殊之理”要格，认定了由朱子所讲的“格物致知”而“学为圣贤”的路是走不通的。由此觉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门径还是那个“格物致知”的门径，只是龙场悟道后的王阳明坚信要格的不是“物”而是“事”——人心与外物的关联即是“事”，“格”不是穷究，而是“正”，是正本然之心的偏颇。人的本然之心之外，既没有“事”，也没有天理。天理只在人心之中。

这便是王阳明讲的“入门下手处”的“毫厘千里之分”。至于“学为圣贤”，至于由“八条目”而“三纲领”以抵求“大学之道”，两个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甚至在解释文义明晰妥当一面，朱子自有他的功夫，朱子在这些方面的功夫，王阳明认为自己“难动一字”。

有心向道时，自然无意“掐架”。反过来讲，有意“掐架”的常常都是无心向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