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堡文化研究 第1期
作者:和谷
编辑:秦陇华
我的微信添加了母校“百年西大”的公众号,读到了一篇文章,是说“国师”黎锦熙的。文章说:“国师”是一个古旧的称谓,这里姑且用之。黎锦熙早年在长沙第一师范担任历史教员时,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毛泽东后来成为一国之主,不忘旧缘,仍尊黎锦熙为“我的老师”。因此,我们称黎锦熙为“国师”。
黎锦熙黎锦熙字邵西,湖南湘潭人,1890年2月出生,仅比毛泽东年长三岁多。他毕业于清末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一生从事文史教育和国语统一事业,著述甚丰。1931年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抗战爆发后随北师大迁来西安,后至陕南城固,执教于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大,曾任国文系主任。黎锦熙与毛泽东交往密切,常通音信,并一直甘冒风险保存着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件。1939年,毛泽东得知他在城固,曾从延安寄赠新著《论持久战》一书给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马师儒(时任西大文学院院长,后任校长)时,曾嘱托马师儒:“返陕南后,请代我问候我的老师黎邵西先生。”黎锦熙是无党派人士,一贯坚持进步立场。1939年在西大时,国民党区分部曾动员他入党,他坚决拒绝,将申请表掷于字纸篓中。为此区党部向来校视察的教育部次长说他的坏话,要求解聘他,因他资格老而未敢轻动。他常对人说:“一般人都说什么反动学生,我看他们功课都很好,相反的党团员则功课都不好。”一般人说的“反动学生”即地下共产党员、进步学生,他所说的“党团员”指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现存档案有当时西大中共地下组织向省委的汇报材料,称黎锦熙“对共无成见,不顽固。”黎锦熙为西北联大撰写的校歌歌词保留至今,他还以歌词为纲,写了一部简明的西大校史,最先把西大校史溯源至晚清。解放前一年,黎锦熙返回北师大,仍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49年6月北京解放不久,毛泽东就亲临北师大看望他,一见面就喊“黎老师”。此后,毛泽东曾多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师生之间,情意绵长。黎锦熙于1978年3月谢世,终年88岁。
西北大学校史上的“国师”黎锦熙,让我想到了《同官县志》与和文瑄。
同官县志》及编撰人员和氏旧家谱仅留下几处续笔的文瑄公,是我曾祖父之兄。十五岁即在私塾教书,学历为清增生,陕西师范学堂肄业,时任同官县建设局长、煤矿业同业公会主席。1929年冯玉祥入陕,主张编写陕西新志,文瑄公被聘任为采编,1944年版《同官县志》秉笔者。西北大学教授黎锦熙任总纂,序称“和君文瑄等共为之者也,深悉邑故,相处一室,时经三月,昼夜督印,和君独任校仇”。时遇日军飞机轰炸西安,文瑄公为刊印县志历尽艰险,成书后积劳成疾,患夹食即伤寒兼有食滞病逝,享年五十有八。
《同官县志》民国版本,由于我的曾祖父辈和文瑄先生参与编撰,于我则多了一层宗法文化意义上的牵挂。这件宝物,是当时在地方志办公室供职的我的大学同窗王玉敏赐予的,时在1989年春季。蓝色套封,灰色纸本,古雅的线装书,多年来伴我左右,夹有都城的尘土,也有海南岛的海风。时常有一种居有志书气自华的惬意,常翻开来任意读上一段,情趣盎然。
由陈诚、黎锦熙分别题签的民国三十三年版《同官县志》,县长田在养在序文中写道:为“影响政治经济文化之建设”,聘黎锦熙为总篡,由和文瑄诸君秉椽笔主初稿,“所望贤明绅硕,参镜斯志,共图进步”。黎锦熙时任西北大学教授,与同官县士绅、煤业公会主席和文瑄等,在抗日战争“当有空警”之“板荡中成书。”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的文友赵勃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到了和谷侄子家,他这位在铜川电视台军台岭上班的大学毕业的侄子停下正在忙着的写作,给我调出了《和氏家谱》,我仔细浏览了一遍。
我感慨地说:“真是大文人笔下撰修的家谱,就是不一样。当年《同官县志》是毛泽东的老师,时任教育部部聘教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务主任黎锦熙先生总撰的,它是全国一流的志书。而《和氏家谱》是和谷参与编撰的,也当是铜川的一流家谱。从家谱上看出,和氏家族是南凹、屽峪村、黄堡镇的名门望族,祖上曾出过武略将军,和谷的一个老爷当时的同官县煤矿业同业公会主席、陕西师范学堂肄业、清增生和文瑄先生参与采编了《同官县志》。”
同官地方志与和氏家谱记载,和姓先祖在秦汉时代被同化之前属渭北桥山一带羌族游牧部落。羌笛何须怨杨柳,羌人从字面上图解,即羊人,放羊人,还有一个甩羊鞭子的潇洒的姿势。石羊,便成了先祖崇尚的图腾,在演变为农人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之后,一直秉承这个物种勤苦善良的天性,让它守在祖陵。若干年后陵地化为良田,一年一料麦子,旱涝保收。
华族系的分化和迁徙近年,羊在村里所剩无几,多是为了给留守老家的孩子喂羊奶而饲养的。养羊老汉的儿子儿媳,也就是孩子的父母都进城打工了,买奶粉昂贵,也怕城里掺假的奶粉害了下一代。当然,我所眷顾的石羊,不可能挤出鲜活的奶水,但一定有一种营养元素在斑驳的石头上闪光,通过观赏者的目光渗入梦想的心灵。石羊终伫立于和氏后人的园子里,以物证的凿凿之言,以牧羊人浪漫而幽怨的羌笛,以庄稼人悲欣的挽歌,对周围的阳光空气和来访者说些什么。我拍了石羊的图片,在电脑上放大,想从丝丝纹纹的石雕上读到历史的叮嘱。突然,有一只贝壳化石跳入眼帘,哎哟,这哪里是千年的石羊,它是从遥远的古海中诞生的生命,从文明的源头游来,越过了漫长的岁月,来到了今天的阳光下。故园石羊,是比家谱或地方志更为鲜活的史实。源远流长的故国文明,已经凝结成恒久的固体,也融解为不灭的种子,厮守着不老的充满生机的土地,拥抱又一个春天。
石羊我在新世纪伊始的一个秋天回家省亲,最好的礼物莫过于线装的家谱续修本了。和氏族亲,无管老者还是初识文字的晚辈,都争先一睹为快。我想,假如再过六十年,我等已化为泥土,眼前的小学生也过花甲之年,该考虑续谱的事了。世事如流水,在家族的演进中,我等能用文字联结已经过去了的百年家族史的链环,是有幸的。家之有谱,犹邑之有志,国之有史,修谱是一个疏理支派的过程,也是一个清点精神资源的话题。
和姓虽不算众,却也是一个古老的姓氏。轩辕黄帝时就有和氏的记载,史册中也不乏文武之才。今陕、晋、冀诸省分布有和姓,云南丽江纳西族也多为和姓。秦汉时,和氏为渭北羌族,俗话说的放羊的人。周族的先母姓姜,是羌族,生了后稷。元代有过一次移民,都说是从山西洪桐大槐树下迁来的,这话也只能信一半。旧同官的和氏家族,也许是自古就生存在这山塬上的。究竟始于何时,有待细考。
"和"字由和氏九世文瑄公任采编之一的《同官县志》(1945年版),引用记载了和氏祖坟“武略将军墓志”的内容。碑石立于明宣德八年(1434),敕赠诰命,封和氏先祖青公为武略将军副千户。此碑石在上世纪中叶或陷入墓穴或被文物部门收藏,不得而知。由墓志推测,先祖可上溯到元代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6),距今约726年。憾于原族谱在兵荒马乱中遗失,武略将军之后的229年空缺无考。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重新修谱,将墓志所记先人列为始祖,一世则从清康熙二年(1663)立谱,又经光绪十六年(1890)修订,成了我辈看到的蝇头小楷书写的孤本“神卷”。旧家谱载有1663至1896年凡八世,末尾补笔当在1925年之后。
新千年之际的这次续谱,实际上是170年间第三次修谱,距上次修谱已时隔112年了。百年间的九至十二世以至十三世,人丁繁衍,林林总总,甚为浩繁。大概体例是,依世次排列,按父子传承,有生卒年月、生平简述、女嫁门派等。续谱中附有始祖纪略、族系表、旧谱辑录、古碑钞、家训及颂诗禅语、方志有关条目索引和手稿摘要等。以窥其家族七百多年间生长之轮廓。若论通婚较集中的地域范围,方圆百里,亲缘涉及旧同官今铜川内外。
续谱中载有序言五篇,系家谱书写者的表白。六世潮公和七世自顺公,说的是立谱的来由,其纪谱疏密有致,记叙得当,有开山之作的风范。七世自谦公曾著有《野处杂俎》,乃一代书生,光绪丁丑之荒糊口于甘省,归乡后亲历一片破败之境,七旬有四执管续谱,其悲壮可想而知。九世文瑄公及十世生兰公有补记,也曾搜寻资料打算续谱,皆因病逝未能如愿。前几年,十一世成有公与我共商续谱之事,公拨冗理繁,访遍各门支派,并疏理详尽,浑然成章。我作为十二世孙,只是从传承格式、文字斟酌及编排制作上尽了一些绵薄之力。
我在序中所说的“望后人适时续谱,除非愧于诗书之辈无继”的话,是先人在前序中叮嘱的。这是自己家里的事,也关乎一方史实,一方人文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法家族文化,家谱无疑是一笔源远流长的弥足珍贵的宝藏。
村中古槐和氏十一世孙成有即我叔父在序中说:“我和氏家谱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先祖潮及其堂侄自顺修谱,光绪十六年(1890)由高祖自谦续之,至今已逾110多年。虽这期间有祖父文瑄及堂叔父生兰两位老人个别补之,但却及至八世。约在数年前,生兰老人曾计划续之,就在正着手收集资料时,突然病倒。我去探望,老人说,续谱之事,看来我无法完成了,请你续之。此后约两个月,老人即病逝。这使我更感到续谱之责任重大。因余才疏学浅,只有同堂侄、现代著名作家谷(都蛮)共商续谱之事。我和氏家族,现居上屽村63户,257人,南凹村67户,284人,共计540多人。罗寨和姓亦我同宗,约200人左右,然前谱尚不知其支派,未列入。今亦无从续之。我南凹和姓,据推算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上屽村迁来,距今约150年左右,至吾辈已历六世。南凹和姓,秉承族风,耕读传家,邻里乡亲,礼仪淳朴,人杰地灵。村中有一古槐,相传是先祖潮亲手所植。树龄距今约150多年左右,树干数围,树冠数亩,依然茂密繁荣,此乃我和氏家族兴旺繁衍之象征也。现续族谱,由于期间一百余年,虽辈份世次基本清楚,但随着老人的去世,加之神轴牌位在“文革”中已毁,八、九世的续接便成了主要问题。首先围绕谁是长门传人进行访问,终以祖坟在斜里,才确认际春老人为长门九世。其次十世敬文、生泰属何支何派,经走访长者并依照原家谱分析考证,其应属本实家族之后人,原家谱未能列入其内。这样,大的脉络便清楚了。至于个别的名讳及生卒年月,亦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人的观念的变化,宗族概念日益淡漠。对续谱之事,亦有不同看法。我以为,社会愈是发达,人与人的亲情不可无,在我和氏宗亲中,名人轶事不可忘。就象武略将军在今人中传颂的那样。余祖父、九世的文瑄老人,余堂兄、现代著名医学专家成斌及堂侄、现代著名作家谷等在家族中前无古人的成就,当为我和氏家族之佼佼者,使今人及后人为之骄傲。亦以之成为鞭策教育我和氏后人之楷模,使我族风世传,千载铭记。这就是余续谱之目的。此外,现续谱中,人之名讳有混,同辈中同名者有之,上下辈同名者亦有之。乃目下情势所致,不便统一,只能为之遗憾。”
黄堡镇南凹、屽村和罗寨村卫星图我想,先人以蝇头小楷书写的《和氏家谱》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其秉笔人为七世二门潮之次子自谦公,学名和时雍,活了九十一岁,是公元1903年离开这个世界的。按当时的科举制度,他是个庠生,也就是说上过同官县一级的学校。《同官县志》说他“事父母以孝,处兄弟以友”,主持家政,耕读传家,日子过得还算宽裕,“生平雅善饮,嗜戏曲”,“著有《野处杂俎》四卷”,属哲学、伦理学著作。尾页补笔者为自嫌次子价之长子九世二门文瑄公,曾任同官县煤矿业同业公会主席,陕西师范学堂肄业,清增生,《同官县志》采编者。之后,家谱传至十世生兰手,着手续谱,并搜寻资料若干,无奈仙逝前末如愿。又传至十一世成有手,传承祖上厚望,疏理门派分支,颇费心血,终成百年续谱。
“自谦长子俨之(续)长子茂春”,是我的曾祖父。也就是茂春之子生贵之长子忠贤之长子都蛮谷是我的位置,也荣幸在和氏家族十二世中位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知晓家谱的事和祖上的丰功伟绩及趣事轶闻。“武略将军和青”的大石碑坠入坍塌的老坟里,一说被文物部门收藏,至今末见着落。文化革命中,牌位和家藏的线装书成堆地被化为灰烬。幸哉《和氏家谱》孤本留在七爷生兰之手,我族血脉之文字见证重见日光。我将家谱带至客居的西安,研读多遍,转译诠释万言,公之于世。海南岛客居八年归来,在与父亲叙旧时,将本门支派整理成章,后呈由堂叔父成有统筹入谱,汇入洋洋大观。
如家谱始序所言:“尝思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与邑之有志也。国无史则一代无文献,邑无志则一方无故实,家无谱则一族无支派,是则家之不可无谱也”。我理解,家族乃本土文化资源之瑰宝,乃县、市、省至国至人类地球之细胞。血缘亲情在时下商品社会己趋残存,而社会保障的重要部分离不开家族依傍关联。家族体制是中国农耕定居社会的遗产,曾推动社会文明发展,也有过拘束个性之弊端。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意识,应与个人生存相副相成。尽管时下家族后裔一部分已城市化,迁居异土,如吾子远在美国加州,但老根在家土,是不可更替的。如此说来,家谱实为传承之宝藏,血脉之源流。阅谱者当受益匪浅,寻思百年。
作者近照新修家谱兹打印制作八册,以期家族旺达,生发延续。望后人勿忘先人叮嘱,适时续接,以期和氏家谱源远流长,永不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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