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的耕读之家。5岁可诵读《四书》、《五经》，9岁能缀千言，被誉为神童。10岁跟父亲入城，借宿在秀才李兆镜家里，李家正厅对面是一杏林，杏花含苞待放。梁启超喜之折而赏玩。不料，正碰上父亲与李秀才前来，情急之下，藏于袖中。父亲见之不愠，便口出一联以醒之。“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启超脱口对出“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聪慧顽皮的梁启超。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可谓春日才俊，前程似锦。
1895年，康有为与梁一同到京参加会试，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传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辽东，赔偿2亿白银的消息。康有为激奋写就1.8万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并号召来自18省的会考举人，联名上奏。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未得到清政府响应，但其救国革新的标志性作用，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因为组织这次上书活动，而声名远播。
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面陈变法主张。6月，光绪帝在勤政殿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筹备变法事宜。同年，梁启超在湖南组建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大力宣传变法思想。同时，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他的许多教育主张成为日后教育变革的启蒙。具体包括：开民智、培养新民、倡导新学、提倡女子教育、扩大教育内容。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废除科举制，实行义务教育，反对缠足，实行一夫一妻制等。1898年7月3日，梁启超被光绪帝召见，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和译书局事务。几位满怀救国激情的君子，和一位被垂帘听政的皇帝，在许多变法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地拉开了变法的大幕，结局可想而知。经过103天，大幕就落下了。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4年，以日本名吉田晋继续思想启蒙的战斗，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反响。
1912年11月，去国14载的梁启超终于正大光明地从日本回来了。1915年，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以圆自己的皇帝梦，准备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立刻在《京报》、《国民报》、《亚细亚报》等报刊，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等8篇文章，对袁政府发出严厉警告，同时尖锐指出，日本此举是企图灭亡中国。1915年底，袁世凯加紧称帝步伐。梁启超毅然从原支持他转向倒袁。同他的学生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利用他的影响力，推动护国战争发展壮大。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因病去世。这位中华民国大总统，死前仓惶称帝改元的闹剧，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争议。
袁世凯亡故后，段祺瑞成了北洋军系统事实上的盟主。被段作为过渡人物抬出来的总统黎元洪，不甘心成为傀儡，与段祺瑞掌握的总理府形成两虎相斗之势。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免去段总理一职，求救于时任督军团会议盟主张勋，以助其稳定政局。张勋领兵进京，乘机要求黎解散国会，并于7月1日，扶植溥仪再度登基。此举令黎段两人意外，出身军伍的段立即组成“讨逆军”。梁启超为段起草了反复辟通电，并手书一联，悬挂于第8师军旗上：上将军段祺瑞，讨叛国逆张勋。7月12日，讨逆军攻入皇城，溥仪再度宣布退位。段祺瑞重掌大权，梁启超被邀入阁担当要职，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但此时的中国，派系林立，权力之争复杂多变，共和的大旗只是徒具虚名。替代袁世凯的段祺瑞，虽然一复辟帝制一讨逆帝制，但对共和政体的认知，却如出一辙。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到欧洲游学。
从护康到反康，从拥袁到倒袁，从拥护革命派到反对革命派，梁启超被诟病的善变，恰是他胸怀大义、追求真理的表现。对此，梁启超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1929年，梁启超因病去世。他的一生正如他留给清华园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样，对所作的一切都全然投入，活得真情而率直，坦荡而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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