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
天气越来越冷，我轻轻跺了跺脚。
队伍还在向前行进，大部分人都失去了刚出发时的亢奋。
太冷了，我弯腰搓了搓露在外面的脚趾。家里湿热，我们大都还穿着短裤和草鞋。
我姓黄，在家里排行老三，因为年纪小，他们都叫我三娃。
只有清如一个人叫我三哥。
清如是和我一个连的战友，比我还小两岁。
他父亲在他们当地算是个挺有名气的乡绅，清如这个娘们儿兮兮的名字就是他父亲取的。
他家里条件不错，打小就在新式学堂上学。
清如年纪很小，看起来稚嫩懵懂。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夜里，因为没有足够的帐篷，部队在山谷里扎营，我们都睡在外面。
山里的夜晚不会太安静，时不时从远处的林子里传来野兽的吼叫。清如哆哆嗦嗦地往我这边靠，嘴里还死不承认他怕黑。
我很好奇一个家底丰厚的乡绅怎么会送小儿子去打仗。特别是这个小儿子还是个文文弱弱的书生。
一天夜里休整，我忍不住问了他。
“我爸把我打了个半死。”如我所料，清如刚给他老汉儿说要去参军时，他家里人极力反对，特别是他妈，成天守着他哭。
“后来没办法，我半夜跑出来的。”
“那你爸妈没发现？”
“我在路上遇到我爸了，他在那儿等我，还把他的枪给我了。”清如指了指背上的枪。
那是把汉阳造，一次只能打一发子弹，射程近性能差。我原来在山上的时候见过，我们那儿管事的都不用这种枪。
不过已经很不错了，好多人都只有一把大刀。
“我爸知道留不住我，瞒着我妈来送我，”清如吸了吸鼻子，“他嘴上不说，其实我知道，他舍不得我，那天夜里把我送到了车站才又回去。”
清如说完就背过身去不再说话了，那一天他的话都很少。
参军之前，我在我们当地最大的一个哥老会给舵把子打杂跑腿。我们舵把子胡云开，是我这辈子除了刘将军最佩服的人。我原来在山上当棒老二，是舵把子把我带下山，教我读书认字。
我家有四兄弟，还有一个老父亲，他们都靠我赚钱过活。
后来小日本打到华北，舵把子大手一挥，整个哥老会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全都参军了。我们被分在不同的部队，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活下来没有。
我们在一天夜里赶到山西。
天气愈加严寒，我只能把单衣领子立起用一根布条绑上。北方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我们身上，大部分人的腿上，脸上都被冻出了一片一片的冻疮，红肿骇人，有些已经溃烂。
上面的物资迟迟没有发放下来。
清如细皮嫩肉的显然是冻得不行了，嘴唇发紫，缩在角落里不停地哆嗦。
“哥，上面到底是啥子意思啊？”
我正在擦拭手上的刀，摇了摇头。
“我听做饭的老张说我们可能又要走了，人家不要咱们”，清如有些懊恼。
“随便去哪儿，都是杀鬼子，只要不让老子回去。”我借着微弱的光看了看刀刃，也有些不怼。
我们是第一批出川的，刘将军站在高台上亲自为我们壮行，如果现在回去，那就太丢人了。
“哥，你冷吗？”
清如凑过来。
我往一旁让了让，冷风顺着我的衣领灌进来。
“老子不冷！”话还没说完，“啊……嚏。”
我揉了揉鼻子，抬头看到清如捂嘴在笑，随手捡了块石头砸过去。
死人，全是死人。
那段日子我已经没有太深的印象了，我只记得有数不清的死人，满目的红，打扫战场时我几乎没有地方下脚。
我们到达徐州后北边局势吃紧，又被派往山东。
“三哥，你看到四连的狗娃没有，太惨了，太惨了。”
狗娃是我在哥老会的兄弟，他被鬼子的刺刀活活挑死，肠子流了一地。
我们坐在一起，没有人说话，老张咕噜咕噜地抽着水烟。
我擦拭着刀，手上包扎好的伤口早已裂开，血顺着指缝流到刀刃上，又被我擦干净。
日本人的装备很是精良，我们毫无招架之力。
那之后的很多年，我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惊醒。梦里的我杀红了眼，举着一把血红色的大刀，踩着残缺不全的尸体和泡软了的土地向前冲锋。我的脸被血染红了，衣服也被血染红了，头上的天是红色的，脚下的地也是红色的。我举着钝口的大刀往前冲，满脑子想的都是杀人杀人，面目狰狞，像一个疯子。每一次我都会被吓醒，我知道，那不是梦。
“我们这样子到底有没得意义啊？”
清如在我旁边坐下，低着头。我知道，他哭了。
“想锤子意义，人家都跑到你老汉儿脑壳上窝尿了，你想当个只会想意义的耙货？”
“不能！”
“肯定是不可以！我们是男……”
清如没有等我说完。
“那要是我死了，我算不算英雄啊？”
我沉默了。
战场上有太多太多的死人，大多只是被随意掩埋，连一块墓碑都没得。
“三哥，你说我们今天做的这些以后会不会有人记得？”
我被问得有些烦躁。
“净想些没得用的，睡觉！”
我拉了拉领口，抱着枪在战壕里躺下。
清如躺在我身侧。
“三哥，我想吃碗汤圆。”
他说得很小声，我本想装作没听到，闭眼睡了。
“回家就有的吃了。”
我调整了一下姿势，望向西南方的天空。
清如死了。
就在他给我说想吃汤圆的第二天，死在敌人的机枪下。我们向高地冲锋，他跑得最快，冲在最前面，手里端着他爸给的枪。
战役结束后的那天夜里，卫生员找到我，把一个布包交到我手上。那是清如的，里面包着一双崭新的布鞋。清如说过，这是胜利后阅兵那天穿的。
布包上还有没有干涸的血迹，他在快咽气的时候，把鞋掏了出来。卫生员说，清如让他们交给他三哥。
我没敢去看他最后一面。
我把我全身上下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了那个卫生员，让他给清如寻个好地方。
清如死了，没有人再叫我三哥。
那天之后，我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我以为我早已经足够铁石心肠。
后来，战争胜利了。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我和同乡一起回家，没有想象中的敲锣打鼓，战争让全国人都心力交瘁。
我家四兄弟，只回来了我一个。
老汉儿死了，死在一年前，我记得我那会儿还在河北，战势最紧张的时候。
我瘸了一条腿，没有姑娘愿意嫁给我，村里给我分了一块地，后来又办了低保。我觉得这样很好，真的很好了，平静安稳。
我太累了。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我几乎要忘了清如的样子，当年的事情我也记不太清了。
那些年的经历不算是什么美好的记忆，我也很少再和村里的小孩提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没有人再来听我们的故事，他们越来越不相信我口中的尸体堆积如山，他们对我所说的被红色的血泡软了的土地也愈加怀疑。
清如，这几年，我经常梦到你走的那天傍晚，那天血红色的天，血红色的土地。
我在屋后的山坡上立了一座坟，里面埋着一双崭新的布鞋。每年清明我都会去看看，带上一碗汤圆。
我还记得，有一个文静瘦弱的小娃子，他叫我三哥。
他说他想吃碗汤圆。
“三哥，你说我们今天做的这些以后会不会有人记得？”
清如，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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