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筋——读《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筋——读《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

这本书读完那天，正好人在香港，西铁线上有一站叫作大学，觉得这名字起的过于霸气。相比起国内的城市站名，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地铁站，或者是公交站敢直接起个名字叫大学。再说香港又不是只有一所大学，竟然直接以大学二字冠以站名，莫非这里的“大学”两个字说的是四书五经里面那本《大学》？掏出地图查了一下，发现这座车站旁边就有一所大学，这便是赫赫有名的香港中文大学。

说起香港中文大学，又如何可以少得了钱穆？

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之一便是钱穆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而我知道这件事情，还是从同样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道长”梁文道的节目知道的。节目中道长提到了当年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题写的校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件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

虽然已是一个多甲子的光阴走过，可是看着钱先生所写的歌词，心中依然感受得到那种五四以来就生生不息的一种刚健，奋进，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样的歌词，也只有那个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全民族写下《国史大纲》的钱穆才作的出。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钱穆如此，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亦是如此。

其实在我眼中，去往台湾的知识分子不能叫做逃离，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台湾即华夏。1949年后去台湾，与抗战时期去李庄，去重庆，去云南有本质的差别，后者是为了在亡国关头，肩负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兴灭继绝之责，前者，则不过是为了多一份中华文化的拷贝罢了。不然，怎么会两岸皆有故宫，两岸都叫清华？根本不是网上某些“公知”所说的那样，什么为了中华道统存续。当年知识分子渡海赴台，说起来，无非有几种理由：

第一类，党走我走，党留我留。比如大知识分子吴稚晖和于右任，原本就是国民党元老，49年赴台，与其说是给蒋总裁一个面子，不如说是给孙总理一个交代。国民党即便解放战争时期已经烂到了根儿，但是历史上毕竟也做过不少好事，也有过很大牺牲。如今老蒋带着国民党去了海岛，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也就跟着作了田横五百壮士。只是为了彼党更多还是彼领袖更多，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种，原本在学术上就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或者有抵触的，典型代表就是胡适和傅斯年。胡适在学术上就坚持自己的一套自由主义，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自己都看不上眼，只不过在美国的生活确实太苦，外加国民党这边给的条件还可以，最后也就去了台湾。可是到了台湾之后，时间一久，依旧对蒋怨言颇深，带着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创办出赫赫有名的《自由中国》，成为半个世纪以后台湾民主化的先锋。而傅斯年傅大炮则本身对共产主义就持反对态度，解放战争后期，国军兵败如山倒，傅大炮随身带着毒药，声称如果被解放军俘虏就服毒自尽。此人虽然反对共产主义，要当民国政府的伯夷叔齐，但也没有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在“国会”骂得国舅宋子文下台，到台湾之后又创办台湾大学，绝对是一等一的人才，只可惜英年早逝，再未回大陆。

第三类，想留也没法留的，比如上了严惩战犯名单的几个人，朱家烨，顾维钧，吴国桢等。或者被点名批评的，比如钱穆。既然上了官方的通缉名单 ，不想留下被抓，就只好远走高飞。不过，不少人一开始没打算去台湾，而是辗转于香港，美国，欧洲。后来或是因为蒋的召唤，或是因为落叶归根（反正两岸都是中国，归到岛上也是归），纷纷去了台湾。现在再去看看这些人的遭遇，着实唏嘘不已。生于积贫积弱的清末民初，年少求学时遇上军阀混战，壮年时又遇上抗日救国，好不容易驱走了外敌，自家两党又打了四年。半辈子跌沛流离，正所谓“乱离中，流浪里 ”。还不容易最后到了台湾，已是风烛残年，家中亲人半数已在海峡对面，桑梓埋骨，也只能在梦中。

第四类，这一类很有古风，他们去台湾，倒有些先秦时期士的精神。而蒋这个人对于一些知识分子颇能礼贤下士，“以众人遇我 我以众人报之；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此等人物，如梅贻琦，蒋梦麟等，堪称国士，有经世济民之才，修齐治平样样不缺。到了台湾，存一口气，传一盏灯，创办大学，振兴教育，照亮后学无数，功德无量。

第五类，其实比较功利，大多数因为留在大陆无用武之地，比如研究甲骨文的董作宾（虽然郭老也是甲骨文大家，可是攀附之能更胜学术造诣，所以可以留下来官拜二品，这里不宜相提并论）。“渡海三家”的溥心畲，黄君璧，张大千，一大家子靠着他们卖画养着，留下来也不愿意“为人民创作”，只好渡海，随手一画，便是两岸共求的妙手丹青，此外还有故宫护宝的庄尚严，那志良，国宝在哪人在哪，人在国宝在。随着故宫一部分文物的南渡，人也就跟着过了海。

第六类一般原因都比较离奇，比如跟四大名旦都学过戏的梅兰芳高徒顾正秋，1948年赴台登台表演，以弘扬京剧艺术，不想合同未满，国民政府就逃到台湾，海峡那边算是回不去，索性就在台湾扎下跟来。多说一句，书中有顾正秋的照片，不说有倾国之姿，也至少是“倾岛”之姿，难怪连蒋经国也起了心思。此女虽梨园行的出身，但是为人节烈，同时又作风低调，所以知名度比不上林徽因，陆小曼，胡蝶等那几位民国名媛，如果有书为此人作传，可得好好拜读。此外还有一个人去台湾的理由比较有趣，这人名叫孔德成，系孔子77代孙，承袭衍生公，大陆解放时，被蒋半请半拉地到了台湾，自此，孔老夫子的后人在海岛上也有了一支血脉。

作者还在书中写下的很多书中主角的晚年境遇和人生起伏，对照海峡这一边，身居大陆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后的遭遇，两者之间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先后作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和马寅初，一个在台湾号召节育，一个在大陆呼吁限制人口，两人皆是逆鳞之举，其主张也都不被各自的上峰所容忍。可是无论怎样的冷落与打击，两人都坚持自己的主张，百折不回。再比如抗战时护送故宫文物的那志良和单士元，一位为台北故宫兴建耗尽一生心血，另一位则守在北京故宫半个世纪，两人相隔五十年之后见面时，虽已风烛残年，然而两岸故宫皆早已驰名中外。

文化名家解放后赴台，有人说这是民族精英流失，其实从今时今日的视角去看，这件事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台湾孤悬海外百年，甲午战争后又割让给日本半个世纪，殖民统治这么多年，中华道统在岛上早已气若游丝，再加上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搞出个二二八事件，导致台湾的年轻一代的民族认同感极度缺乏。（否则那个叫岩田正男的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怎么敢于在蒋经国死后不到十年就抛出两国论？）这一大批知识分子渡海，对于两岸的统一大业贡献非凡，国学，甲骨文，国画，戏剧，文物……无数的中华经典硬生生在战后上大的一代台湾年轻人心中重新构筑起中国的观念，这种烙在灵魂上的认同感，远比“东风快递”，航空母舰要有力量的多。

我看到这本书时，书中所载的各位大师均已作古。这一批大师同时出现，力挽狂澜，救民族于危亡，而后又在历史的长河中隐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责任，作为相隔近一个世纪的晚辈后生，读着这些大师的陈年往事，不禁感慨，在那个不幸的岁月中，这片土地上曾经拥有过这样一批赤子，却又是最最幸运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