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会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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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表演（洪 旭/摄影）
闻香、赏花、观画、品茗是宋人的四大雅事，在唐以前，虽有陆羽的《茶经》[1]问世，但喝茶尚未上升到品的层次，听曲倒是件极风雅极流行的事。隋唐以后，音乐已和诗歌一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肌理深处，从王侯公卿到市井坊间，从唐太宗的“兰陵王入阵曲”到唐玄宗的的“霓裳羽衣曲”，从韩熙载的夜宴图到浔阳江头的琵琶声，丝竹管弦之声荡漾了整个唐朝的星空。时序流转，物换星移，随着大唐帝国的远去，这样宏大宽广的音乐从中原腹地一路鸣金，隐遁吴蜀，余音渐杳，再历数朝，终成绝响。我们曾一度以为华夏正声已不再了，不料在数百年后，在偏安东南一隅的泉州以及周边的闽南文化区，我们再次听到了这样的遗响，若流芳一缕，春光乍泄，瞬时妙音盈耳，如饮醇醴了。在闽南以及台湾地区和东南亚一带，闽南语系的老百姓们平日里经常听着、唱着这样的曲子，多数人却不知她的前身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华夏正音孑遗，只知道这是来自闽南家乡的曲子，统称为南音或弦管。
泉州南音艺苑（林文 / 摄影）
泉州有一个南音艺苑，位于泉州市中心新门街，是当下泉州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一处南音馆所，艺苑的门厅侧墙悬挂并供奉的是南音的祖师爷“郎君孟昶”。[2]在南音文化的分香地的大小南音社团里，常会有这样的供奉。南音子弟们尊称这位祖师爷为“朗君先师”或“郎君大仙”，每年农历的八月十二，也就是孟昶的祭日，都会举行祭拜活动。他们习惯用闽南话把这一天称为“郎君生”——按闽南的习俗，对值得尊敬纪念的神祇向来是生日与祭日不分，统称为“生”。“视死如视生”的儒家传统在这片祥和的土地上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不管是谦恭的祈祷或是庄重的仪式。在“郎君祭”这一天，除了虔诚的祭拜，子弟们还要当着郎君的面齐唱南音散曲《金炉宝篆》，年年如此，从不敷衍。那缓慢的节奏，专注虔诚的神情似乎是来自遥远的古代，整个仪式的庄重氛围和门外的车水马龙判若两境。踱进门来，驻足片刻，于是你也跟着肃然起敬了起来。
和南音剧院相隔不远的梨园、高甲、木偶剧院里，他们共同奉祀的都是福建戏剧界共同的戏神田都元帅雷海青，[3]唯有南音却请来了远自四川的五代西蜀后主孟昶作为他们的祖师爷，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渊源和传奇?穿越中国音乐发展史的厚厚层积，我们即将向你揭开南音这一中国现存最古老音乐的神秘面纱。
一、南音的正名——“弦管”
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各种乐种分类中，我们无法找到“南音”这个乐种，而诞生在泉州并仍流行于闽南文化圈的世界各地，如今却习惯性的将这种音乐称为“南音”，可知“南音”一词并非这个乐种的原来的称谓，而只是近代一种以讹传讹的方便叫法罢了。广义的南音一词最早应是周代对长江以南，包括楚地和吴越在内的以当地方言歌唱的音乐的统称，简称“南”。显然，“南”所指称的地域范围远比泉州南音广。南音原来有个更为泉州南音界普遍接受的称谓叫“弦管”，只是1952年曾将“旧弦管”更新名号为“南音”，也有叫“南曲”的，特别是泉州籍诗人蔡其矫1956年在《人民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一首长诗《南曲》，好事者互相传抄，于是“南音”“南曲”这个称谓也就这么传开了。而实际上“南音”“南曲”这两个叫法之间也仍然是存在分歧的，南曲主要是指宋元明清时期南方戏曲、散曲所用曲调的总称，是配合剧情的曲，而南音之曲虽也与戏曲多少有点联系，却不是戏曲，它更重在于自身的唱奏，所以南音是音乐而不是戏曲。文人的清唱是为雅唱，戏班艺人的剧唱是为俗唱，南音向来更认同雅唱，这就决定了南音是不能单纯为了迎合世俗的需求而往戏曲化向发展的。但不管怎样，“南音”和“南曲”两个称谓都不足以概括这个乐种自身的特性，真要正本溯源的话，比较恰当的称谓还是应该仍叫“弦管”的好。
“弦管”即“管弦”，是古代对丝竹类音乐的借代性称谓。王羲之《兰亭序》有“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句，是以“丝竹”“管弦”共同代指音乐，更早的是在西汉《淮南子•原道训》中就有“夫建钟鼓，列管弦”句，[4]最早的则是始见于汉初刘邦戚夫人侍儿之口“在宫中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这些记载所出现的“管弦”大多泛指管弦乐，南音演奏的主要乐器就是以琵琶和洞箫为主的弦管。中唐时期泉州首位进士欧阳詹《泉州泛东湖饯裴参知南游序》中有“指方舟以直上，绕长河而屡回，弦管铙拍，出没花柳。”这是泉州文人诗文中最早出现的“弦管”一词。五代时安溪首任县令詹敦仁有形容泉州音乐之盛的诗句“千家绮罗管弦鸣，柳腰舞罢香风渡”，他所说的“管弦”亦即“弦管”。“弦管”一词除在泉州古代文人诗文中屡屡出现外，更有力的证据则是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早年在英国、德国图书馆发现并辑录出版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出版），直接以“弦管”入书名。另有原藏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刊于明代万历年间的三卷弦管曲词，其中一本书名《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亦以“弦管”入书名。更权威的是官方典籍也有弦管的记载，如《德化县志》记载明朝时陈维武（约1606-1629）乃“弦管高手”，子孙代代相传，成为“弦管家族”。清嘉庆（1796-1820）的《晋江县志•风俗志》云:“......有习洞箫、琵琶而节以拍者，益得天地中声，前人不以为乐，操土音，而以为御前清客，今俗所传弦管调是也。”这里所描述的“御前清客”就是传说中李光地引荐五位弦友晋京为康熙唱奏的那“五少芳贤”，此传说至今虽无实证，但在《晋江县志》中出现了“弦管调”一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说文人们的诗文中经常提到的“弦管”只是对音乐的借代性称谓的话，那么“弦管调”就不仅仅局限于泛指音乐，而起码是一种音乐形式或是乐种了。这种称谓在传统南音界老艺人中被普遍接受，即使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当地一些著名的南音社团“回风阁”“升平奏”等也都叫弦管馆阁，即使传到海外后又有叫南管、南乐的，但多数人都知道它的原名叫“弦管”。
演奏南音乐器 （洪旭 / 摄影）
二、三次输入性移民给泉州带来了什么
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都与泉州有关。第一次是晋代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对泉州来说，这一次的移民是拓荒性的，晋人衣冠，带来的不仅仅是强弓硬弩和锄头镰刀，还有歌吹曲赋，更有割舍不断的乡音乡情，他们逐水而居，并将这条贯穿泉州全境的最大河流亲切的称为晋江。第二次是唐“安史之乱”、晚唐五代至宋初，这一时期北方战火纷飞、百业凋零，南方成为北方难民的天然避难所，特别是唐玄宗避锋四川之后，使中原地区的上层雅文化，包括皇家音乐一并带到南方。这一时期伴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士大夫阶层主动走向坊间，文学上词和曲的繁荣直接促成了市民音乐和戏剧的繁荣。首先是语言，中原移民将引以为傲的官方语言“河洛话”带到泉州，将泉州境内的第二大河命名为洛阳江，将后来建在这条江上的天下名桥命名为洛阳桥，梨园戏等几个地方剧种和南音在这个时期也同时正式形成，并且约定俗成的以闽南话，也就是当初的“河洛话”作为唯一的说唱语言，以此作为对中原故土的礼敬和怀念。第三次是宋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文化重心一步南移，特别是南宋外宗正司和市舶司在泉州的设立，对后来东方第一大港在泉州的最终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这三次动乱和移民，对中原来说是不幸的，对泉州来说则是幸运的，三次南迁断断续续长达800年之久，促成了中原文化系统性、全方位的输入并封存，这也是现在的泉州为什么成为保留中原文化最完整、最活态的原因之一。福建交通相对闭塞，使得文化输入之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才使得像音乐这类变动性较大的口头艺术能在泉州将“华夏正声”保留至今，这是偏安给泉州及南音带来的幸运。幸与不幸之间的轮回经常随着时局的变动而在不同地域间流转迁徙，改变着一座城市的命运，也改变着人的命运，就五代后期来说，南方两个最富庶的地区，南唐和后蜀及他们两位末代皇帝的命运，在这样的时局变动里黯淡下去了，然而也正是他们的黯淡，却奏响了泉州南音的煌煌乐章，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泉州南音国际学术研讨会（洪旭/摄影）
三、孟昶和李煜的幸与不幸
五代燕乐歌曲的中心，一在南唐，一在西蜀，泉州在留从效、陈洪进统治时期隶属南唐。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是两大词家，尤其是后主李煜，[5]不但词作成就最高，而且还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成为南唐音乐的首席代表。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失传后，李煜和同样通晓韵律的大周后根据残缺不全的《霓裳羽衣曲》旧谱，删芜去杂，去粗取精，竟复原了这首失传的名曲，可见其音乐素养之深。蜀主孟昶同样精通诗文音律，可以自己作曲，有孟府郎君之称。李煜和孟昶都是亡国之君，两人都经历了亡国之痛，夺妻之恨，不管是他们的国家命运、人生际遇，还是文学和音乐上的造诣，两人何其相似，由他们两人主持并推动的南唐和后蜀音乐，都以弦管曲子的形式对泉州南音造成极大的影响，这是泉州的另一个幸运。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李煜是五代期间最优秀的燕乐词曲作者，泉州是他的治下，其长子李仲寓（957-994）甚至曾被封为清源郡公，食禄泉州，但后来的泉州南音并没有将他奉为始祖，却选了远在西蜀的皇帝孟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花蕊夫人，二是《花间集》。
后蜀亡国后，孟昶及其妃子花蕊夫人被宋太祖赵匡胤所俘，不久孟昶被毒杀，花蕊夫人被封为贵妃。花蕊夫人因思念孟昶，便暗中画像拜祭，被赵匡胤发现后慌称拜祭的是蜀地送子神灵张仙，不久，赵匡胤果然喜添龙子，遂封画中人为“郎君大仙”，赐春秋二祭，春祭于农历二月十二，秋祭于农历八月十二，郎君信仰遂在朝廷和民间流传。从这段传说来看，孟昶最早在明面上可能先是在民间被作为“送子张仙”来奉祀的，后来南音弦友们在暗地里却将他作为南音祖师来奉祀，为了有别于“送子张仙”，故称之为“郎君大仙”。这一点可以从保留至今的郎君神像无论是绣像、雕像还是画像，皆无例外的左手持弓，右手挟弹，“弹”谐音“诞”，为“诞生”之意，“弓”则为专门射杀伤害小儿的天狗而设，一副典型的送子兼护子张仙形象。由于南音正式形成于宋，孟昶为宋所俘，为亡国之君，作为宋室子民的南音艺人岂敢明目张胆的祭祀他，所以只能借祭“送子张仙”之名，实祭乐神“郎君”了，久而久之他的神像造型也被固定了下来，没人再去计较这是否张冠李戴了。直到现在，仍有人在祭祀郎君祖师时，还要在祭桌上摆上一对用泥土塑成的孩儿，寓意求子添福。在郎君祭仪式中要“进灯”，祈求“人丁兴旺”。问其究竟大多没几个人能答得上来，只能说是从上辈人那里传下来的，其实这些都跟孟昶死后的特殊际遇有关。
南音表演（洪 旭/摄影）
孟昶夫妇降宋后，曾遴选139个蜀宫乐工入宋朝宫庭教坊，占教坊总编制的三分之一，以后蜀地乐师也有陆续进入宋室教坊的，成为传承盛唐和五代音乐的中坚力量。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南宋朝廷将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和宗室349人迁徙到远离宋金前线的泉州，一同迁徙的还有大量教坊人员，其中就有部分蜀地宫廷乐师，蜀地音乐就在他们的传承下，在南音中保留下来，使得南音带有西蜀宫廷音乐的色彩。来到泉州的南音乐师们顺着赵匡胤的诏令所封的郎君大仙，借驴下坡，把画中人孟昶称为郎君爷、孟郎君、孟府郎君，于是，南音又有了一个称谓叫“郎君乐”或“郎君唱”。相比之下，李煜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被俘后封为违命侯，还因写作《虞美人》一词被赐牵机药毒死，死后更没有像花蕊夫人那样的女人让他逆袭上位成为神，所以作为宋朝的子民，泉州的乐师们是不敢将故国的皇帝李煜奉为始祖的。
四、难得一遇的《花间集》[6]
中国的古典文学和音乐向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诗经》开始直到宋词、元曲的多数韵文都是为音乐的说唱服务的，在这方面，文学是从属于音乐的，有时甚至在叫法上重叠，如元曲在音乐和文学上的叫法是一致的。所以中国的古典文学和音乐就如一对孪生姐妹，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一本适合某一乐种的词集对该乐种的发展、普及至关重要，一群懂音律的作家群体对该乐种的促进和推广一样至关重要。文学家和音乐家的共同创作是中国古代一种很经常的文化现象。
唐朝虽然燕乐兴盛，词家众多，往往“朝成一词”便“夕入弦管”，但始终没有一本歌词集正式出版，传说中有《云谣》《尊前》二集，却于五代或宋初佚失，由蜀主孟昶支持，并由其近臣赵崇祚编修的《花间集》便成了唯一传世的晚唐五代燕乐歌词集，在中国音乐史及韵文史上具有枢纽性的地位。《花间集》中收入的十八家共五百多首曲子词，十八家词人并非仅限西蜀一地，包括寓居湖南的温庭筠、湖北的孙光宪、河南的和凝、苏州的张泌，甚至波斯人李珣等各地词人的作品也在其内，所以可以说《花间集》是一本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燕乐歌词集，它的出版和传播，对两宋词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柳永、秦观、周邦彦、姜夔、张炎等人，皆视之为圭臬而宗法之。南唐音乐虽然十分兴盛，对南音的影响更为直接，但主要是停留于口头交流和传播，显得比较零散不成系统，而西蜀《花间集》的出版，使当时的燕乐传播、继承起码在文学上有本可依，影响是全国性、系统性和持久性的。《花间集》多写悲欢离合、男欢女爱，与南音曲词内容相符，并且泉州在两宋时期印刷业相当发达，所以可以大胆猜测南音曲词受《花间集》的影响应该不小，而《花间集》又是在孟昶的支持下编修的，南音艺人奉他为祖师，应该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花间集》的礼敬。
走在泉州的文庙，邂逅一曲南音（洪旭/摄影）
五、结 语
“乎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地僻闽南而又长期富庶安宁的泉州，恰是由于她不与外界争衡的闲适恬淡，让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和文化大迁徙选择了她作为落脚点之一，让隋唐以降以至五代时期的西蜀和南唐，这两大燕乐中心都一起选择了她作为最后的避难所，让远在西蜀的蜀主孟昶的魂魄选择了她作为永飨香火之地。闽地之外家国天下的所有不幸却最终成就了泉州所有的幸运，包括南音。当我们回望历史的烽烟扰攘而心存庆幸的时候，不由得为泉州的偏安一隅，与世无争而窃喜了。
注释：
[1]《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由中国茶道的奠基人陆羽所著。此书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
[2]孟昶（919年12月9日―965年7月12日），五代十国时期后蜀末代皇帝（934-965）。明德元年（934），正式即位，勤于政事，统治后期，奢侈淫靡。广政二十七年（964）兵败投降，乾德三年（965）去世。好学能文，《全唐诗》存其诗一首。
[3]雷海青（716-755），又称田公元帅、田都元帅、元帅公、相公爷、三田都元帅、会乐天尊、昊天帝子等。福建省莆田县人，是唐玄宗时的著名宫廷乐师，善弹琵琶。
[4]《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收集史料集体编写而成的一部哲学著作。
[5]李煜（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南唐末代君主。开宝八年（975），李煜兵败降宋，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违命侯，太平兴国三年（978）死于东京，世称南唐后主、李后主。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
[6]《花间集》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编纂的一部词集，也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词选集，由后蜀人赵崇祚编辑，成书于五代后蜀广政三年（940）。该书收录了温庭筠、韦庄等18位花间词派诗人的经典作品，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和艺术成就。
参考文献:
[1]郑国权:《古老的弦管，人类的文化遗产——略谈泉州南音的保护、传承与创新》。
[2]郑国权:《南音（弦管）六题之一》。
[3]郑国权:《明代百首弦管曲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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