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爸，河北人，1937年出生于定州的大洋平村。他本是那个时候的富二代，我的爷爷是当时有名的生意人，整条街都是爷爷开的油坊。
老爸兄弟姐妹八个，老爸排行老五，上面有四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二哥不满一岁时不幸夭折。
在当时很多人都吃不饱饭时，他们兄妹几个可谓条件优渥，衣食无忧。可是就在老爸十二岁那年，一切都改变了。
在村里，总有一些人嫉妒别人过得好。枪打出头鸟，爷爷干的太出色了，遭到村里一些人的记恨。他们想尽各种方法破坏爷爷的生意，还在半路上劫下爷爷拉麦子的车。
爷爷是个烈性子，哪里受过这样的气？你横，我比你还横！你抢我的粮食，我就拿枪跟你干！
爷爷做生意精明干练，但是不懂政治的凶险，他花钱找人买了一些武器枪支，本来是想对付那些跟他作对的人，让他们有所收敛。但是他不明白在刚解放时自己买枪意味着什么。
果然，有人告发爷爷，说他私自买枪，公然反对共产党，是蓄意造反，这还了得？
爷爷立刻被定为危险人物，要立刻抓捕。一旦造反罪名成立，是要处死的！
爷爷还不知情，在家里吃晚饭时，一个人来报信，让他快点逃走，否则有性命之忧。爷爷顾不得想太多，便只身逃走。
原来解放前爷爷做生意时，认识不少人，因为他乐善好施，口碑很好，在当地享有一定威望。
有一次同村的两个人被抓起来，他们家里的人过来请爷爷帮忙。他凭着自己对这两个人的了解，认定他们不是坏人，就托人打听消息，又花钱把他们领回来，让他们回了家。
也许这在他，并不是太费力的事，但对那两人，却是救命之恩。爷爷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是共产党。
解放以后，这两个人都有了官职，爷爷被告发后，他们了解爷爷的为人，但事出紧急，只能先派人去送信，让爷爷先避一避，等过一阵子风声不紧了再做打算。至于家里人，政府不会太为难他们的。
爷爷在外面风餐露宿，逃到包头，当时这里只有东河区比较繁华。爷爷在这里租了房子，知道河北是不能回去了，打算在这里重立门户。
过了一年，他得到消息，政府决定没收他的家产，对他和家人，就不追究了，于是他决定先回去把几个儿子接过来。
当时老爸的大哥出去当兵，三哥和四哥都上到了初中，老爸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就被迫出来了，最小的弟弟才几岁，跟着母亲在老家没有出来。
爷爷带着三个儿子在包头最繁华的大街——新兴大街上卖过烤红薯，后来又推着三轮车送货，从东河区送到昆区，现在坐公交要四十分钟，而那时还没有马路，很多地方都是一片荒滩，完全是靠两只脚走下来，还推着一车货。
爷爷领着三个儿子从黎明走到天黑，多少次饿的两眼昏花，也舍不得花钱买碗面吃，只是吃随身带的烤红薯解解饥。
在老家吃的虽说不是山珍海味，但也是大米白面管饱，还有母亲的悉心照料，就是爷爷一个人逃出来时，有那两个人的照顾，他们在老家也没有受太多的治。
跟着爷爷出来后，几个男人的生活可想而知。没有人洗衣做饭，每天回到家里冷锅冷灶，他们还得自己洗菜做饭。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锻炼了老爸的厨艺和自立。
老爸任何时候都衣冠整洁，从头到脚，衣服和鞋子，不管新旧，都洗的干干净净。做饭还特别好吃，苦难在一个人年少时，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老爸便是在这样的磨砺中长大。他在出来的兄弟里是老小，拉一天的车子对于他来讲远远超出他的年龄，经常磨的脚起泡，肩膀也磨破，被绳子勒得生疼。刚出来时，经常在被窝里偷偷掉眼泪，想念母亲。
他真不想干这个了，卖烤红薯要轻松的多，可是拉车送货挣得多，他们攒够了钱，才能把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接过来。一想到这些，他就有了动力，咬着牙坚持走。
由于长期吃饭不规律，再加上恶劣的天气他们也风雨无阻地走，老爸得了胃病，经常疼得呲牙咧嘴。有一次因为天冷风大胃受了凉，半夜被疼醒，在床上打滚。爷爷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束手无策，他没有钱送儿子去医院。
老爸从来没有这么剧烈的胃痛，仿佛有人用针在他的胃上来回扎。他打着滚， 想让那种针尖的刺痛感减轻一些，但痛得越发厉害了。
他们租的房子隔壁邻居是卖花生的，听到了动静，拿过来一碗炒熟的花生米和一杯热水，让老爸先喝了热水暖暖胃，再把刚炒熟的花生米细细嚼着吃了。说这是他们河南老家的一种偏方，专治受寒风刺激的胃痛。果然，吃完花生米后，老爸的胃痛缓解了很多。
后来日子好过了，老爸也一直喜欢吃花生米，每次想起这次胃痛还心有余悸，他说，那时他在床上打滚的时候，就想见母亲一面，他觉得自己活不过那一夜了。
一碗炒的热乎乎的花生米，对于平常人来说，也许没有那么神奇的功效，但是对于缺乏营养、身体迫切需要热量来补充的老爸来说，就是那一颗救命稻草。
事后，爷爷非常感激那位邻居，他却憨厚地笑笑说：“这没啥，顺手的事，不用放在心上。”
那些苦难的日子，因为一些善良的人，因为一颗热切的心，让我们怀揣希望走下去。当时没有什么，过后再看，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它总会在你的生命中留下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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