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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第4章 关系学最近的历史：传统的形式和历史的再现 第5章 礼物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学
儒家在以亲属关系的距离的等级和义务的层次调节各种关系时，强调的是有人情的人际关系和伦理以及礼的概念
甚至中华帝国的官僚制度也是以亲属般的义务关系、思想关系演绎出来的。在官与民、官与官之间都存在着这种关系。社会学家杨庆坤发现，官僚们经常在官僚帝国的“普遍价值取向”与孔孟之道的“特殊价值取向”及“裙带关系”这两种冲突的道德观中间左右为难
有一些五六十岁的人告诉我，有人很想用关系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又怕做这些事，不敢找人帮忙，怕一些人会说他们缺乏集体精神。一位经济学家回忆道，他第一次听到“走后门”这个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1959—1961 ），他只有十二三岁，这三年艰难岁月是在“大跃进”农业合作化和急速工业化的狂热之后，那些年粮食稀少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利润的追求，金钱交易也不断侵占关系交换的领域。主要关注金钱得失的关系和建立在关系学上的关系已不太一样了，它不再顾及人情及其枝枝杈杈。
用钱来回报别人的服务更为简单和有效。既然在关系学中把事情说死会让人不愉快，找不到理由送出这些礼也让人痛苦。靠个人关系办一件事需要考虑如何劝这个人帮忙，琢磨要送的合适的礼物、买礼物、筹划送礼的时机，还要等别人把这个忙帮完，这个人帮不帮你，什么时候帮，这些事情都是不确定的。
面对持续的国家控制，面对不完全合理化的市场体制，其中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仍受到限制，获取这些资源的管道仍旧因人而异，社会领域重建采取了恢复革命前的非国家的关系和伦理的形式。出现了一种和原子主义对立面的个人联系的紧密的结构，其中互惠回报是社会凝聚和社会投资的形式。关系交换的个人化创造了一种社会模式，其中人和人联系的基础是独立的社会关系网。无休止的一系列一对一的契约，作为一种交换模式，与西方市场支配的社会是非常不同的，在西方社会，人作为独立的主动者正式地具有同等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只受到个人金钱收入的限制。在这些社会，人们觉得没有必要也不积极编织相互交换和相互回报的关系网。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形式可能与西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
在“官员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要作出区分。国家权力是国家理性的一种形式，它的运作范围和关注范围跨越狭隘的官员阶级的利益。这两种权力构造的类型并不表现为两种不同集团和体制，而是经常被同一个人所运用的权力的两种层面。官员可以通过发布政令、检查社会控制、惩罚犯错误的人和其他官员来执行国家权力。同一个官员也可以采用拉关系的办法获取自己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也是国家的主体。国家用其他官员来监控、指导、惩治他们的同僚，也通过独创的办法发动群众运动攻击官员，像 1963 年的“四清”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尽管这些最初受马克思经济阶级分析启发的分类，完全不是用于描述经济学，但却能起着决定性的政治和规范的作用。“理论上，成分系统被证明合理，是因为它被看作从马克思阶级分析派生出来的，被尊奉为科学的和客观的。实际上，它却来源于按照合理的和可控制的秩序重组社会关系的决心，这种决心无疑可以被同时解释为古老中国传统的复兴和独一无二的当代现象”
那种“个人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基本的人，在生物学的存在和思考的主体这两方面都是万物尺度以及人类整体的具体化”的思想，是基督教和启蒙运动的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在跨文化地考察人的分类之后，莫斯也总结道：“那些成为一个完整的，除了上帝以外与别人毫不相干的实体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与每个人都有平等权利的抽象的统一的本体论的分类不同，中国人更多认同人和人的关系建构。这就是说，每个人的自主和权力以及个人的认同感建立在道德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同基础之上，建立在他人的道德要求和判断之上。中国人的个人性和个人认同并不是内在的、先天固有的人性所抽象地赋予的，而是持续地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被创造、改变和分解的。
关系艺术有别于其他交换形式的第三个特征在于象征性利益或资本在价值转换中的中心地位。礼物经济中，关系不单单是商品交换明显的中介，而且也是一个关键成分的交换的中介。这一关键成分与交换之物一样重要，即以以下各种形式出现的象征性资本：面子、道德优势、社会债务、义务和礼尚往来的默契联系。关系交换使得象征性资本的产生成为可能，既作为其本身的手段又作为其结果，就像在人们对政治和社会安全的需求中一样。象征性资本的拥有补偿了物质的、职务的或政治资本的缺乏，且在国家分配经济时，常常比金钱更加有效，更容易交换。
在系统层面，礼物经济开辟出对抗规范化和纪律化技术策略的领域。事实上，这显示出关系艺术不仅在经济匮乏的条件中被应用，而且在国家权力试图对居民扩大和系统化其控制的所有地方都能被找到。两种分配通道间的竞争的交点，都可以从下述的竞争领域中看到：如移居、生育、居民的卫生保健和福利、结婚和离婚、工作分配、职务的晋升和通向政治权力的途径、社会生产和消费需求的确定、生产部门如工厂之间的供给和市场交易、居民的阶级身份划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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