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文本如何自由：从雪漠《西夏咒》谈起
在21世纪最初这十年，中国小说迎来了厚积薄发的时期。尽管现在看上去，文坛一盘散沙，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方向，但却有个人经验的实实在在的发掘。
小说有新的经验产生出来是一个事实，文学批评要保持艺术敏感性是一项责任。这是陌路的反抗，是勉为其难的坚持，唯其如此，汉语文学才能开辟出未来面向。
这样文学评论就不能对那些有所创新的文本无动于衷，而是要进行积极的阐释，甚至是过度阐释。这与其说是一个探寻方向，不如说仅是试错的实验。
现代汉语小说的兴盛，受到两个重要的现实情境的推动。其一是城市商业社会的兴起，成就有了19世纪末的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这种反映市井生活的作品。其二是民族国家的紧急任务，文学被用于动员社会各种力量，提供时代激情和想象，成就了现代现实主义及其左翼文学。
当代中国小说正在寻求突破路径，在个人化写作的时代，当然不可能有所谓统一的趋势突破，也只能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这些突破当然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大作家有大作家的突破方式，虽未爆得大名，却一直默默寻求自己道路的作家，也可能做出富有当下意义的突破。
2011年在我读到西北作家雪漠的《西夏咒》时，我感到这部作品在当下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雪漠的写作根基就是他的生活经验，就是西北的地理、历史与文化。他的作品有鲜明的西北地域文化，那种粗旷与硬实，正是打上了西北地域文化才有的写作风格。
“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给雪漠的评语称：“西部风景的粗粝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淳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显然，各方面看重雪漠的也是他的作品蕴含的西北文化，雪漠自己也在这方面铆足了劲。
《西夏咒》开辟出另一条路子。小说叙述显得相当自由，甚至十分灵活多变。其新不是因为假托发现古代遗本，也不仅仅是随意变换的叙述角度和人称，最为重要的是其内在推动机制，内里有一种不断涌动的宗教情怀，在暗地使劲，表现在文本叙述上，就是如同神灵附体，使得小说叙述可以如此沉浸于那种情境，如此无所顾忌切近存在的极限。
宗教情怀使得西部长篇小说对文化关切发生质的改变，贴近历史大地和文化，现在变成贴紧事项本身，使事项本身具有灵性。
这部作品可能会让大多数读者摸不着头脑，但只要读进去，这部作品无疑是颇具内涵品质的作品。如此多的历史文化思考、宗教信仰、生与死的困苦、坚韧与虚无，时间之相对于永恒等等，这部名为小说的作品居然涉及这么多的内涵，这显然是当代小说的一部奇书。
可能小说这样的概念都要随之变化，至少对我们当今小说的美学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今天的形势变化可能是更为复杂的探索，需要更加充分的知识准备和及其独特的经验发掘。
小说一直是在与人谈论或介绍这几本书，就是说叙事是一种转述，也以转述的方式借用了所谓“遗稿”的风格，这样小说就自然的进入了风格怪异的叙述，飘忽不定的、迷醉般的、魔幻的叙述，各个文本之间的转承，也如同碎片的拼贴，也由此自然的切入那些极端经验。
如果细读这部作品，可以体会得到雪漠用心良苦，他做的就是穿越。他其实非常注重叙述的语言和时空的处理，也注意叙述中的反讽修辞。确实如梦呓一般的叙述，完全打乱现实逻辑，随意穿越现实时空的区隔。
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主题就是反对一切对生命进行践踏的战争行径，显然，雪漠要对杀人暴力进行彻底的颠覆，在他的观念中，生命为生存的第一义，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人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正义高到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在雪漠看来，并没有什么正义战争，也没有什么不正义的战争，战争都声称自己的正义，都是为着捍卫民族国家的利益，但在战争中被杀戮的就是老百姓。
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导向对人丧失尊严的痛惜与对权力和暴力滥用的控诉，使得这部作品的主题显出了坚硬和深刻，正因为此，雪漠不惜把他所有的描写和叙述推向生命存在的极限状态。
个人直接经验在文学写作中可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管我们如何强调文学的虚构能力和天分才华，直接经验给予的那种与生命融合一体的创作源泉，将是文学作品内在精神的底蕴。
在这一意义，雪漠之所以能够沉浸于他书写的那种生命状态中，在于他的思维和想象，也被宗教情绪所渗透，因而才有勇气越界，有那种神灵附体般的书写，才有对那种抵达极限状态的书写。
宗教情绪是一种较少见的写作资源，这是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的西方文学显著区分所在。一个时代需要大的思想基础，需要基本的思想资源。中国作家还是要在自己的生存现实和个人的经验中获得精神动力。
中国作家一旦表达宗教的关切，他的写作就要走向极限，就要僭越，反过来说，他要越界，要抵达极限，就要借用宗教情绪，就要神灵附体，只有附体的写作可以让他摆脱现有的羁绊，可以飞翔，可以穿越，可以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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