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权威性在西方神学界遭遇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不同的神学家对此的态度不尽相同？到底圣经权威性是什么意思？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神学角度梳理之。
歌颂：圣经权威的挑战与回应
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重要经典，也深深的影响和塑造了西方文明，宗教改革的口号之一就是唯独圣经。然而圣经本身的真实性、权威性在最近两百年遭到巨大的挑战，基督教对此问题的不同回应也造成教会的巨大分歧。西方教会和神学院已经不同程度的放弃和妥协了圣经的权威性，同时也有人依然捍卫它。
到底圣经权威性在西方神学界遭遇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不同的神学家对此的态度不尽相同？到底圣经权威性是什么意思？
改教家挑战天主教的圣经权威观
圣经正典确立以来，关于圣经权威性的主要争论首先是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神学家和改教家之间。天主教会承认圣经的权威，只是他们认为圣经正典的地位来自教会的批准，并且圣经的内容含糊不清，需要教会加以解释，最终天主教会的传统和教皇的权威高于圣经的权威。对此，改教家极力批评，否认教会批准圣经，而是教会接纳和承认圣经本身的权威。同时引入圣经的清晰性，诉诸圣经文本的字面清楚含义，取消教会传统垄断圣经的最高解释权。
约翰加尔文
加尔文强调圣经是教会的根基，圣经的真理性并不是来自教会的认定，而是圣经本身自我证明它是真理，就如白色和黑色、甜和苦本身自证自己的颜色和味道一样。我们相信和说服别人确信圣经时，首先应当依靠圣灵的见证，其次是因圣经内容的奇妙、它真理的力量和给人的感动使人确信圣经的权威，此外，圣经悠久的历史、朴实无华并有属天的特质和权威、教会的自始至终的认定和殉道者的忠心见证等都是证明圣经真理的美好证据。
启蒙运动对圣经权威的冲击与自由派的妥协
然而，启蒙运动以来，圣经的权威遭遇空前的挑战。近代兴起的自由观念认为“权威”与“真理”是互相对立的概念，所以积极批判包括圣经在内的一切“权威”。斯宾诺莎以来的“自然历史观”将历史性的文本——包括圣经——视为人为的产物，圣经本身无权要人接受它；他们假设历史文献无法传递神圣权威，因此宣称圣经文本为权威的做法只是诠释者（教会）争夺权力的手段（例如妇女神学批判圣经权威来自男权主义）。康德哲学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本体界，现象界可以用实验科学、逻辑理性和经验观察等去认识，而本体界则是宗教和神学的领域，所以圣经的权威只是在宗教和神学意义上评介，跟圣经经文在自然和历史层面的客观陈述无关。解构主义干脆质疑语言本身有确定含义，从而解构圣经任何规范性意义——包括圣经权威性——的基础。
施莱尔马赫
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自由派接受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全面放弃圣经的神迹，只保留圣经记载的历史信息，信仰的焦点不再是历史性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转而寻求宗教情感的体验。他定义的神学就是“以语文表达基督徒宗教情感的一种尝试”。施莱尔马赫认为圣经的特殊性在于它记录了早期基督徒团体的宗教经验，新约为后人保存了耶稣对神完美的知觉，以及这种经验对早期基督徒的影响。然而，圣经的权威不是绝对的，它是基督徒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尝试为耶稣基督的重要性作各种诠释的一个典范。他并不认为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或是绝对无误的。他甚至主张：大体上，神迹之说，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一般主张和宗教的主张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放弃有绝对超自然之事的说法，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一件那种事，而我们也不需要去承认那种事。随着圣经文本批判、来源批判和形式批判的持续，自由派在圣经的持守也不断让步，最终，圣经变成一般的宗教典籍，耶稣也成了一位精神领袖，基督教的神圣和崇高性丧失殆尽。
新正统神学的回应及其问题
自由派持续的以历史批判法来看待圣经的做法其实两头不讨好，不仅唯物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不买账，基督教内部也有很多人不满。以卡尔·巴特为代表的新正统派神学家就在此列，他们转而强调个人对圣经叙事的独特感悟。巴特在《罗马书释义》的初版前言中如是说：“诚然，历史——批判的《圣经》研究方法不无道理，它为理解做准备，绝非多此一举。但若让我在这一方法与古老的感悟说（Inspirationslehre）之间作出选择，我会毫不踌躇地选择后者；后者的道理更伟大，更深刻，更重要，因为它揭示了理解活动本身，而离开理解活动本身，则任何准备错失均无价值可言。……我的全部注意力聚于一点：透过历史事物窥见《圣经》的永恒精神。”所以，他们认为圣经的权威并非客观理性和教义命题意义上的绝对正确，而是强调教会和个人在实践过程中对圣经的感悟和启发，因为他们认为圣经是上帝传递其话语的工具。新正统批评正统神学的圣经默示论太过笼统，而且诉诸外在的证据证明圣经的权威性也不是改教家的做法。他们认为“圣经之所以具有权威，是因为它是传达神话语的工具，使这话语主导教会的思想和运作。神的‘话语’是指神启示他自己的临在，通过这种临在方式，他在不信和无知的人当中确立了有关他自己的知识。圣经是受造物的工具，通过它，圣道的作为延伸至教会身上。”他们反对静态的探讨圣经的权威性，坚持把圣经论与三一神论、神永恒的旨意、神与万物的关系、救恩论、成圣和教会论等元素全部联系在一起讨论，从而把圣经论放在一个动态的关系中来看待。巴特认为“神的话总有事件的特性，也可以说，是神自己重复在做事。圣经在某个事件中成为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惟在神使它成为他的话，或透过它说话时。’”如果说改教家维护圣经权威时引入圣经清晰性来对抗罗马天主教的最高解释权，他们也引入圣经明确性概念来缓和多元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挑战，他们界定的圣经明确性并不是指圣经本身的意思很明显，而是指它能够启发那些受圣灵引导的敬虔读者明白真理。他们把圣经权威的范围局限于圣道所产生和支持的教会群体，并极力避免从形式的角度理解圣经的权威。
卡尔巴特
在此，巴特强调神的话语——圣经与神本身的关系，坚持只有从这个关系中来认识圣经文本才不会像传统的默示论那么笼统和抽象。但是，巴特似乎忽略了圣经文本也是跟一些具体的事物有关系的，跟具体的自然世界和历史事实有实实在在的关联的，“神启示的过程不单与历史相伴而行，它更是彰显在历史之内。历史事实本身就有启示的作用。耶稣的被钉十架和复活就是很好的例子。”忽视这些关联的结果是巴特的圣经观同样是抽象而不具体的。
此外，新正统神学把神的话与神本身关联太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混淆的倾向，从而消解圣经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基督徒也只能透过圣经去感悟瞬间的上帝，基督教信仰本身也将丧失历史和客观性基础。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本质和祂的能量之间作出区分：“受委派的人类工作者所说的获授权的话，并没有化质为神的道。通过人类工作者传达的，不是神的本质，而是神的能量。在圣约脉络下，他们的话被算作神说的话，因这些平凡人蒙召去完成非凡的人物。他们不是以自己的个人身份说话，而是按圣约的法定代理人或大使的职分说话。他们是奉父差遣，靠着圣灵的大能传扬子。因此，神的言说既不是受造者的加工品，也不是神的本质的散发。它是神的工作，而圣经是这沟通作用满有权威的积淀。”
面对启蒙运动以来对圣经地位的挑战，自由派神学家完全接受近代“自然历史观”，否定圣经启示的超自然的有位格的神及其神迹；新正统神学选择回避近代自由和理性的挑战，淡化圣经的客观历史性，转向在实践中透过圣经去感悟上帝的瞬间启示。但是，依然有不少神学家继续坚持和捍卫圣经的权威。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坚持圣经是上帝默示的话，是权威无误的。只是他们对默示、权威和无误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正统神学对圣经权威性的捍卫及其差异
19世纪最重要的捍卫者是老普林斯顿神学家亚历山大·贺智和华腓德。他们指出，纯正的默示教义要求人持守特定的基督教本体论：“对教会默示教义唯一真正招致危险的反对，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最终总是出自对神与世界的关系、祂工作的方法，以及超自然作用深入并改变自然过程的可能性，有着错误的观念。”神的要素遍布整本圣经，人的层面也是如此。而且，他们强调圣经启示的救赎历史性展开，捍卫具有神迹的默示观，而非机械式的默示观。当然他们也正视圣经里的矛盾和错误的问题详细地留意一些难题。在理解这些问题时，需要留意的是由于受默示的是沟通而非人本身，我们不应想象作者是无所不知或无谬误的。因为无误的宣称是，“在这些书卷真正确认的一切事上，它们是没有错误的。”而非要求我们对摩西以及他对宇宙认识的可信度有信心，而是对在摩西五经中揭示的历史叙事、律法和应许的可信度有信心。针对圣经抄本的正确性受到质疑，他们认为尝试比较文本差异，这件事本身就认定存在着一套原始的文件，是一些抄本或一组一组的抄本按不同程度重视反应的。这些众多抄本有错误，这是事实，但只有我们可以有各种方法比较抄本，叫我们合理接近原来的手稿时，我们才能说这些错误是错误。
然而，承认圣经权威无误的神学家，对权威性、无误性的理解依然有别。艾利克森对圣经无误的不同理解分为绝对无误论、完全无误论和有限无误论三类：绝对无误论认为圣经包括对事件相当详细的叙述，既有科学性叙述，也有历史性叙述，都是完全正确的，因此那些明显不一致的地方是能够解释清楚而且必须解释清楚的。完全无误论坚持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就它们对宗教、神学、灵性信息的观点跟绝对无误论类似，但完全无误论认为圣经的科学和历史信息是根据人们眼中的样子描述出来的正确现象，它们不一定精确，而是人们常用的近似描述，所以就它们教导的方式而言，它们教导的内容本质上都是正确的。有限无误论主张，关于救恩的教义，圣经是正确无误的。然而，圣经中那些科学和历史信息反映的是人们在写作圣经时的理解，圣经受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上帝默示给他们的不是科学或历史，因此，圣经或许在这些领域中包含我们称为错误的东西。然而，这种情况却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圣经不是用来教导人们科学和历史的。艾利克森认为：圣经，若是按当初写作时的文化水平与交流方式的发展程度来正确解释，并就上帝赐下圣经的目的而言，所做的判断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定义反映的是完全无误论的观点。
艾利克森对圣经无误的划分显明有限无误论的特征，而且有限无误论的背后是部分默示观，如果说自由派神学是否认圣经的神迹和一切不符合现代科学理性的内容，部分默示观在历史或是科学方面放弃圣经的权威无误性，之在教义部分坚持圣经无误。“这个论点的困难乃是我们如何划分哪些历史或科学资料是与教义无关的；这些历史或科学资料的涵盖面多大多广，是很难划分的。再者，当开一个小的方便门时，这小门会逐渐变成大门。”任以撒看到持部分默示论者“受到唯理主义学说的影响，或是受到自然科学之结论的影响，对圣经的权威开始怀疑……他们认为，圣经既是一部宗教的书籍，主要的内容当然是宗教的教义，而且是神的真理……历史部分和一般的历史书无异，乃是作者根据历史材料，加上自己的意见书写而成的，故难免有错失的。但是，基督教的教义和人类历史是不可分隔的。旧约的历史，乃是神救赎计划的毕竟和该计划实现的方式。除去历史部分，即除去救恩的根据。”
绝对无误论与完全无误论的背后分别是机械默示观和有机默示观，主要的区别在于圣灵是否承认和使用人类作者的自身特质及其社会背景。机械默示观认为人类作者自己写圣经时被圣灵控制，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所写的圣经内容完全没有个人特质的痕迹，就像机器人一样，所以圣经的内容超越其写作的时代背景，可以经得起任何考验而绝对无误的。这个观点至少忽略了圣经许多表面的不一致，包括保罗书信与彼得书信的风格不同，四部福音书在具体细节上的差异。
默示观的另一个极端是思想默示，他们认为圣灵的默示只限于作者的思想，而用词遣字则是完全自由的。这一方面顾全了默示观不是机械式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说圣经中的一些错误。但是教义是由字句组成的，有限有罪的人自由的遣词用字无法保证准确无误的传达神的信息和思想。
而有机默示观认为先知和使徒不仅仅是被动的代理者，在心志和意志上不活动的，好像只是圣灵的传声筒。因为先知虽然被圣灵感动，但他们自己也说话（彼后1:21）。他们所笔之于书的话屡次被引用、指定为他们的话（太22:43、45；约1:23；罗10:20等）。路加也做一些殷勤努力的调查，约翰也想起以前所领受的启示而有所反应，他们运用历史的材料（民2:14等）。所以，我们承认圣经内容有许多圣经人类作者的个人特征及其时代特征，这并不影响圣经的权威无误性。
由于有机默示概念承认上帝使用个人的理性和特质，接受圣经真理本身的复杂性，所以也给圣经无误论提供了比较大的解释空间，只要援引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法解读，对圣经的理解可以有明显的差异。比如，如果神默示圣经的主要目的是为人类提供救恩，所以圣经在其他领域并无权威的主导地位，所以圣经只是教会和信仰生活的最高权威，至于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我们只能寻求其他的指引。然而，正如弗兰姆论证的：“圣经并没有在神圣和世俗、救赎和俗世事物之间做出任何一般性的区分。圣经不只是谈论救赎，同时谈论上帝的属性、创造以及为救恩所做的预备，这涉及世界和人类生活的每一层面，所以圣经的主张不只局限在救赎的范畴，而是同时宣称对自然世界的看法。此外，圣经里的救赎是个人生命的综合更新，扩展到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而且，圣经讨论的救恩是在具体时空之内的，耶稣的赎罪和复活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必须在耶稣的十架事件和旧约历史的关联中来理解历史、地理和科学。”
据此，“完全逐字默示”这个短语可以恰当的总结圣经的字词和意思都是神所默示的。首先，完全逐字默示并不表示先知和使徒本人的一切都得到了默示，仿佛他们一切所信、所言或所为都是神的道。第二，这个观点并不认定先知和使徒在默示过程中只是被动的。第三，这说法也并不表示默示与人类作者的意图有关；他们预言的远比他们知道的为多。第四，完全逐字默示并未将所有默示事件压缩到预言模式。
哥尼流范泰尔
所以，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基础并非我们忽视和回避圣经表面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给所有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根本上，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性并不是因为圣经文本的逻辑一致、符合客观事实或满足人的需要，而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从神而来。范泰尔认为圣经的权威乃是建立在圣经的自我宣称之上的，所以我对圣经所宣告的一切关于上帝的事和上帝与宇宙之间之关系的事，毫不怀疑地认定为真理，就按照圣经自己的权威的认定接受之……以圣经作为我的知识源头，圣经乃是我绝对具权威的启示，我乃是本于这个权威来诠释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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