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赵国宰相贯高等行刺刘邦的阴谋泄露，贯高的仇人得到内幕情报后被抓。审问官一定要他承认张敖（赵王）也曾参与，对他苦刑拷打，用鞭子和木棍捶击数千次，又用铁锥乱刺，残忍酷烈，贯高全身溃烂，再找不出一块完整的肌肤下手，但贯高咬牙承受，誓不改口。
寻常人看到这个，可能就感叹一下“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而柏杨老先生却引申到了中国传统的“口供主义”。说到，只重视口供，不重视证据，更不重视程序，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传统特色。苦刑之下取得口供后，再制造证据坐实。于是，冤案累累。可见，功力至深。有几点启发：
1.在大多数人眼中，只要坏人得到惩罚就行，并不在乎惩罚坏人这个过程是不是符合程序。这种思维的底层，其实蕴含着有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圣人，比如包青天。但回顾历史时，我们只能用全能视角，能够非常清晰的辨别是非，而置身其中是做不到的。
2.即便是有时候能够以严刑获取到部分真实的犯罪证据，让我们对刑讯有所期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没有规则的严刑，让每一个人都处于可能“被犯罪”的不确定性中，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说，都是损害大于收益的。
3.现在刑法学研究提出了“二元论”“三元论”，逐步取代以前的“四要件”理论，意在区分违法和犯罪，就是以事实入手开始分析，避免了“四要件”从四个方面生搬硬套，能够在一定程度避免主观定罪之后，寻找犯罪的事实。
4.真正能够保障以上实施的，还是严格的程序法。所以，大部分法治国家都有严格的程序法，程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信，所以才有辛普森案。
我想以上，大概都是为了回避“口供主义”的悲剧，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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