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直击人类的深层集体人格

高晓松在《晓松说》中谈道：“1890年7月29日，梵高在一片麦田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死后到今天的这么多年里，梵高的名字在全世界文艺青年心中，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画家的地位。当然，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这是不用说的。但是他整个的人生、他昂扬的生命力和他悲怆的生活，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冲击和怀念。梵高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是一个生命的代表，人们从他的绘画中体会到了，生命跟生活是两回事，梵高在最简单的生活中绽放了最昂扬的生命力。我画的不是我眼睛看到的东西，是我心灵看到的东西，是我用生命看到的东西，而不是我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长大以后对艺术最深刻的体会。你就表现你自己最昂扬的生命力，去画、去弹、去写，那就是艺术最重要的东西。梵高是一个虽然自己生活悲惨，但是却绽放出最最昂扬生命力的画家。”

王鲁湘说：“如果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揭开了人类探索人性美的无尽历程，那么梵高的《向日葵》则告诉我们，生命在他燃烧的过程中间能够达到怎样的烈度和怎样的纯净度。”

梵高绚烂绽放的生命力，感动和鼓舞了无数的人，我想这也是我看到他的画作时一下子就被“打到”的主要原因。梵高的画跟鲁迅的《阿Q正传》、MJ的舞蹈、钱钟书的《围城》、黑泽明的《罗生门》、Beatles的《Hey Jude》（几乎成英国国歌了，奥运会开幕式上来了个宇宙大合唱）、Beyond的《光辉岁月》（我看到说有人把这首歌歌词翻译给曼德拉听，把老人家给感动哭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李安的《色戒》一样，都触碰到全人类的集体人格。我发现伟大文艺作品的共性：能打败时间，能直击人类的深层集体人格。

人类的浅层集体人格，比如食色性和对美的追求，被触碰到是愉悦的，比如欣赏莫奈的画。而往深处去，是会痛的。比如鲁迅先生作品中所反映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劣根性，比如李安在拍《色戒》的过程中，触碰到真实的人性，他感到很害怕，常常在里面打转，做的时候心神很累、很耗损，会受“内伤”。看梵高的画，深层集体人格被击中，你会“痛并快乐着”。就像王德威阅读齐邦媛的《巨流河》时的感受，“放下书，还是有很多的思潮在涌动，却不能用三言两语说清楚。这人生，这命运，这时代！是什么决定命运的走向，是什么奠基人生的幸福，又是什么让我们欲说还休！只能对着苍茫岁月流逝年华道一声：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而且，更为神奇的一点是，他们创作最原始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要去影响别人、改变别人，而只是出于不吐不快的表达欲，像精满自溢，不表达出来就憋得浑身难受，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那就是“Libido”（原欲、原罪）在作祟。周国平说：“对天才来说，才能是沉重的包袱，必须把它卸下来，也就是说，把它充分释放出来。天才就是勤奋，但天才不是勉为其难的机械的劳作，而是能量的不可遏止的释放。”

他们的发心不是要去迎合、取悦观众、读者、听众，但是，坚持自我顺带影响他人却往往比一开始就削减脑袋迎合他人更能深入人心、获得他人认可。而且他们的切入点通常很小：某村的一个农民、几个海归、邻家小女生、县衙的一桩杀人案等等，却能表达出人类的某种共通情感、普适规律。

我有点“词语洁癖”，我听到什么“人民艺术家”（当然，松岛枫、小泽玛丽亚、波多野结衣这些德艺双馨的世界级人民艺术家除外，这些是我喜爱的，哈哈！）、“民间诗人”这些词时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作为文艺工作者，你的使命和天职就是最真实、最诚恳地“表达自我”，而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去媚俗、接地气、讨好观众什么的。就像抗日战争时候，有些被日军俘获的士兵将领宁死不屈，日本人会觉得有骨气，是条汉子，即使最终杀了，都还要厚葬，肃然起敬。而那些一味低三下四、溜须拍马的汉奸，以为这样能讨日本人欢心，其实人家只会更加看不起你，把你看得连狗都不如。

为什么这些伟大的文艺作品从自身出发，却“能”直击人类的深层集体人格？

我试着用宗教结合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上帝在造物的第七天用泥土捏了亚当，又取出亚当的第七根肋骨创造了夏娃，然后他们生息繁衍，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人体是世界上最高深、最复杂的生命系统，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我们每个人都是由胚胎干细胞生长发育而来，然后分化为不同的组织和器官，每个胚胎干细胞中都带有整套的遗传物质。上帝用泥土捏好亚当，然后对着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我把这理解为给他呼吸、生命和灵魂，注入整套遗传物质。在亚当夏娃以及他们子孙后代繁衍的过程中，伴随基因的遗传，每个人身上都种下了集体人格。

我大学时听过欧阳康的讲座，他说“外部世界不过是放大了的人的内心世界”，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可能正好相反，我觉得“外部世界是缩小了的人的内心世界”。有的人喜欢看凶杀暴力片，各种惨绝人寰的杀人手段；有的人喜欢看韩国偶像剧，长腿欧巴和公主童话般的爱情；也有人喜欢看岛国动作片，各种角色扮演、装扮、场景、道具。现实生活中你不会那样做，但你看这些片子会有隐秘的快感，说明你心底潜藏着这样的东西，这些片子只不过是把你头脑中的想象给“物化”出来而已。有句话叫“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到的”，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想象力比事实要丰富得多，人的内心世界比外部世界丰富得多。

圣米歇尔山徒步朝圣之旅之后，我做的一个自我反省：

雨一直下，也不停下前行的脚步。钱钟书说“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旅行而彼此不讨厌的人，才可以结交做朋友。”确实，旅行可以考察他人，但更重要的是认识自我。阅读是心灵的旅行，而旅行是心灵的阅读。行在路上如同行在心上，通过探索外界去发现内心，这就是旅行的意义。自己平日里潜藏起来的自私、冷漠、无情、腹黑、丑恶的那一重人格就像白日焰火，虽然隐匿，但不表示不存在。我承认，或者否认，它都在那里。长途苦旅是显影剂，在恶劣的环境下，邪恶的Alter Ego会跳出来在心中疯狂生长、肆意蔓延。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海难之后食人求生的问题，最后那些人被判无罪，原因在于极端环境下人类的道德法律已经不再适用。我甚至对这个极端判例都产生了同理心。如此真切地窥探到自己内心隐秘的阴暗面，没有使我对人性感到失望。相反，我会尽量去还原他人的时空处境，对现实生活中的他人、对历史上饱含争议的各种人物的做法都更多些同情之理解，没有了善恶忠奸，有的是对本国以往历史所抱持的“温情与敬意”（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序言中倡导的信念），以及对他人悲天悯人的情怀。有一句话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人人都有他的难处”。少一分苛责别人，多一分反省自己，内心变得温厚、平和、豁达、包容、博大。

很多人都说“写作来源于生活”，那作者得多采风、多跑民间，去不同的地方经历人生种种，才能写得出好东西。大家就问史铁生“你从二十岁就瘫了，困在屋子里头，哪来那么多可以写的呢？”然后史铁生回答“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他知道心灵的黑暗，那个黑暗里面能够挖掘、能够写的太多太多了。写《务虚笔记》的时候，史铁生忽然明白，“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伺机而动。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呢？除了在你的所作所为之中之外，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于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写他人，描写得准确，所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处，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象，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

很多人都会怀疑作家，“你怎么能够写出人家心里面想什么？”其实这不是因为这个作家本身经历过他笔下人物的所有种种，所以才写得那么好。而是说，他笔下人物所经历、所言、所行、所想的一切种种，它的苗芽都早已潜藏在作家的心里面，你只要在黑暗中，仔细地观察它、思考它、顺着他的逻辑走，那个东西迟早也会发芽出来。

写作是一个挖掘自我的过程，不管你是在写什么文体：散文、随笔、杂文、小说，不管你是写真实的自己，还是塑造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或是引用别人的例证和论述，你通通都是在写自己，你无一不是在写自己的内心。仅写我心，亦能照他。先安己心，才能安人。

写自己，应该是写作者最纯粹也最残忍的一种挖掘形式了，需要极大的勇气。自己为自己搭建舞台，有灯光，有音响，你是其中的演员，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连环上映，精彩纷呈。

但是，如果挖掘得太深邃，有时自己都不敢面对，很多人因此都得抑郁症了。即使勇于直面，也不敢通过自己的口把它直接说出来，于是作者就把它放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借用虚构人物的口表达出来，以此达到跟观众和读者的沟通。

李安讲述拍《色戒》的感受时，就谈到了文艺作品虚实相间的问题，他说：“其实真实的人生我们是在作假，你看到我们的行为举止，其实是作假的。反而是我们在演戏，当她演进去，她发觉其实那个才是真的人。平常在社交里面，不讲道理、不讲逻辑，大家没有办法交通，群体要生存一定要有条理、文明。在这里面就会有压抑、就会讲谎话，从夫妻相处、家人相处到跟群众的相处，都有这套东西。我们讲虚实相间，实相其实是虚的，虚的东西反而是我们最本体的东西。我爸爸觉得演戏这个事情好像假里假气的，不太规矩，我现在觉得其实演戏的人是很勇敢的人，他其实摸到真实的人性。反而我看真实的人是比较坏的、比较虚伪的。所谓戏假情真，虽然我是处理戏剧，一般人认为是作假的，可是这个作假是我对真诚的要求、对我们本性的追捕。只有这样，我们才敢面对人生真的东西是什么，它是在一个无意识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些秘密讲出来，我们透过艺术、透过演员表演等各种假借形式，我们放到别人身上，是别人在做这些事情，我们透过这个来沟通。我觉得这个沟通比言语可靠，我相信这个是大家真诚的、内在的一种沟通。我很珍惜这个东西，只是常常在里面打转，做的时候心神很累、很耗损，会受一些内伤。”

吴思有本书叫《潜规则》，他提出，我们可见的“明规则”，是事实上的“潜规则”，而没有明文规定的“潜规则”，才是社会实际运行所依循的“明规则”。很多东西，表面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底层却是暴力谎言、丛林法则，但是我们需要这一层皮，否则人类文明社会都无法运转了。

在网络上，应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我们用真名说假话，用假名说真话。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家里、在国内都很规矩，彬彬有礼，与人为善，而到了中国，没有了舆论的监督、伦理道德的约束，我们想着在网上用假名“说坏话也没人知道”，他们也想着在陌生的外国“干坏事也没人知道”，把平常被压抑的人性的邪恶一面加倍地、报复性地释放出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史铁生写道“小时候看《三国演义》，看到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后来他突然有一天醒悟了，他说“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或者连他的死讯也从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没回来。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这一行字便是‘只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的丑恶的可能，因而已经是需要忏悔的时候。”

这段话看得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史铁生能够看得到，一个作家笔下能够写出很邪恶的人，就表示这个作家心里面知道那个邪恶在什么地方，你不能说你自己没有过这样的根芽和念头。哪怕为了这么一点点的根芽和念头，在史铁生看来也是需要忏悔的。

论心不论行，论行天下无孝子。论行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仅仅是有邪恶的念头，而没有付诸行动，是不构成事实上的违法行为的。但史铁生认为应该为邪恶的念头和对生命的漠然而忏悔，他敏锐的洞察力、对自我的深刻反省、对苍生的悲天悯人、对至善人格的追求和修炼，都值得我们好好地反思和学习。

为什么这些伟大的文艺作品从自身出发，却“更能”直击人类的深层集体人格？

这个问题的分解版本是：方式A：伟大的艺术家忠实于表达自我，顺带着打动别人，而这并不是他起初就想要达到的；方式B：艺术家一来就想着去迎合大众，然后再来进行自己的创作。问题：为什么方式A比方式B效果更好、更能打动人？

我无法从正面来回答，只联想到一个异曲同工的现象和规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求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还要大。”

经济学中，市场就是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文艺创作中，是不是也有“看不见的手”，冥冥之中指引着伟大的艺术家们进行创作？这个问题或许没有终极解答，慢慢去想吧，就像互联网产品得不断地更新迭代一样，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