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一年，中国还没有从抗日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就进入内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此时中国的社会应当像电影《乌鸦与麻雀》所呈现的一般：即将溃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僚与上海底层市民之间一触即发、即将崩裂的状态。然而同时期的电影《哀乐中年》就像脱离了大的政治环境一般，从另一个视角来展现上海比较温和的一面：围绕一个小学教员身上发生的故事讲述家庭关系的变化及主人公个人意识的觉醒，通过故事情节的反转来分析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及唤醒社会对中年的关心及对当时社会“合理”的思想的反思。
《哀乐中年》讲述了19世纪30年代的上海，陈绍常独自抚养三个子女。因目睹朋友女儿敏华遭后母虐待拒绝了大姐让他娶妻的建议。十年后，为摆脱后母安排的婚事，敏华来到了学校让绍常为她介绍一份工作，此时的敏华已经成为一名接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大儿子建中成为了一名银行职员并娶了银行经理的女儿，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随着儿子社会声望的提高，他认为父亲应该辞掉小学校长的职务在家安心做老太爷，绍常虽不高兴但仍然听从了儿子的建议，在家养花、养鱼、收集邮票、念经，但无论是哪样，他都提不起任何兴趣。他想找人聊聊天，但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无心顾及他的心事。又一年清明，他碰到了敏华，感慨人到中年只能等死，而敏华认为中年的他正是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应该回学校教书。就这样，绍常瞒着儿子重新回到学校，被发现后干脆承认，儿子倒不能耐他何。孙教员间接地让绍常说媒，反而促成了敏华和绍常双方对感情的归一，虽不被儿女门认同，却最终冲破这层桎梏迎来人生的黄金时代。
张爱玲曾在《<太太万岁>题记》中说，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永远夹杂着意思心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在影片的开头，寥寥画面就可以看出陈绍常虽对朋友女儿充满同情、在学校兢兢业业、对孩子关爱备至、对大姐慷慨解囊，有着自己的行事方式和对事情的善恶判断，他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女成家立业他是欢乐的，后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反转，他被事业有成的儿子安排在家中当老太爷，虽然他自认为自己不老，可儿子的断定依据则是：“你弄错了，你得认清楚，一个人老不老，并不是拿他的身体精神来做标准的，而是拿他的身份地位来决定的。比如你，人家觉得你现在是一个老太爷了，你就得按着老太爷的路子走，不然，人家看了就不睡眼。”这种判定依据，甚至让陈绍常自己都认为自己是老了，尝试着过老太爷的生活。传统地通过身体力行谋事的方式竟以社会地位——身体论来阻断一个人对生活的热血，这到底是绍常真老了还是儿子自己认识生活的方式不对？另一则是当绍常知晓后母准备把敏华嫁给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时对她说“你怎么可以把她嫁给他呢？你这个人太没有心肝了，”而后续反转确是五十岁的绍常取了二十出头的敏华，如此喜剧般的结局虽打脸绍常，却不难想到后者是建立在双方爱情的基础上，而前者却明显带有俗套的婚恋观，即认为女人是能够依附有钱的男性实现家庭命运的好转。与之类似的控诉还有通过姑妈之口“现在有许多大学毕业的，还不是一样的没饭吃”，建中在得知姑妈的儿子去学生意时说“学生意，那多没出息”、“你们瞧着吧，我将来一定去银行里去做事。”这类语句，似乎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意识，然而却对于教育的真正目的却不能把握要义，或是认为教育本应该对未来的工负有直接责任而忽视了对一个人人格的培育。所以即是像建中一般，获得了教育和好的工作，也只是一个热衷于牌九麻将、在广播机里演绎着如何做一个又修养青年人的骗子。影片折射出的真实意义也由此得出。
个人意识是以某个个体自己为本位的思考方式或是意识模式，通常这是自利的，是整体意识的对立面。影片中陈绍常和刘敏华是具有个人意识的，他们因受到各自家人的劝阻而使之更加清晰，从某种程度上，刘敏华的新女性光芒更加耀眼，她自食其力、坚守小学教员的困顿、反对体罚学生、批判青年一代的未老先衰，提倡人对于新生活的追求，对于今天该有的教育模式还是人理想的生存状态都具有现实意义。绍常也是具有个人意识的，无论是对于孩子的教育还是打手心体罚学生后的改正、对于儿女婚恋的自由态度、还是挣脱儿女枷锁努力追寻新的生活和爱情，都是其个人意识的体现，认识到别人眼中的幸福于自己格格不入，背离了社会眼中“该享福”的状态，他能够给自己定位，由此脱离家庭的限定，开始了中年的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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