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助长了我们的奴性？

    一觉醒来，发现班级QQ群里发布了新的通知——学校要求所有学生注册并安装某款app。不知道是学校本意还是某些人假借学校的名义发布通知，这种强制学生安装app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其实并不是什么有用的app，学生也都不情愿，但是却也都不反对。

    我随手打字问：“为什么学校总是强制我们安装这些没用的玩意啊？这对我们学习有什么帮助吗？不怕泄露我们的私人信息吗？”

   沉默。没有人回答我，也没有人应和我。

    过了几分钟，我的问题被一些班委指挥安装app的对话框挤出了屏幕之外，突然觉得好尴尬。

  奴性。我想到了这两个一直被鲁迅先生批判的字眼。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国民性格中的那部分奴性心理并没有像先生期盼的那样得以改观。鲁迅先生在当下已经被风干了，高高挂着在枝头，成了他最不愿成为的一枚标签。或许，先生在当下的唯一意义，就是被无数研究者和出版商存入银行，一点点蚕食他的利息。

  我不禁自问，对于这群曾经被贴过叛逆标签的90后群体，是什么助长了我们的奴性？

  或许是从教育开始的，教育是我们消除“奴性”思维的捷径，但同时也是培养“奴性”思维的温床 。在幼儿园时候，老师就以简单的奖罚方式来对待学生。做的好，就有小红花作为奖励；做的不好，就没有。我觉得这和训练猴子没有什么区别。一次某个同学的沙包丢掉了，老师搜查了所有同学的桌洞后依旧没有找到。因为我看到了整个乡村教育的缩影。我愈发觉得，老师的无能，是我们教育的最大悲哀。

  我毫不怀疑人性中那些阴暗的东西会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呈现，不管他的年龄几何；我毫不怀疑那些征讨别人作业的人对高高在上姿态的习以为常；我也毫不怀疑那些被征讨者对不公平待遇的习以为常；我毫不怀疑我们对奴性的习以为常。

   坊间流传这么个段子：“一流大学搞学术，二流大学搞对象，三流大学搞卫生。”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大学搞形式主义的赤裸裸的讽刺，或许是对当前绝大多数大学的讽刺。院里一直强制要求上晚自习，而我为了下载《飞越疯人院》而迟到了一分钟，遭到了通报处分。我一直很反感这种行为，本来去自习室学习是件好事，但一旦加上后面的强制执行后，整个活动就变了味道。这什么逻辑，为什么上自习还需要强制。被通报的代价就是取消全年的评优资格，呵，这和训练猴子有什么区别。

   悲哀的是，被管制的只会选择沉默。

我在被通报过一次后，成为导员的约谈对象，终于，我的坚持还是失败了，因为我也是一个俗人。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借用影片《飞越疯人院》里的一句台词吹牛逼：

“他妈的，最起码老子试过了。”

 在所有人都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你就是不合群，就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中国人素来有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要么管制别人，要么被别人管制。要么为别人所奴役，要么奴役别人。为别人所奴役的被踩在脚下，奴役别人的被更高一级的奴役者踩在脚下。这个世界就从来不是只有黑白两色，正反两面，这是个多彩的、立体的时代。我们却依旧用这些固有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思想的固步自封，是一个人、一个集体甚至一个民族难以走出 “奴性”泥沼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个缺乏“酒神精神”的社会，即使有，也在那人群中泯灭。想起曾报道过大陆奶制品添加三聚氰胺黑幕的记者——简光洲，在离职前他写下这么一句微博：

“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飞越疯人院》的最后男主被切除了脑叶，可酋长逃出去了。能有多少人能够打破玻璃，冲出禁锢。

     来，干了这杯壮行酒，愿你我前赴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