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最初无非是固化了的人之常情，源于人情高于人情。
法律分为两个主要派系，一个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一个是以法德为起源的欧陆或叫大陆法系。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当然，这并不是个所有人都认可的答案，比如还会有伊斯兰法系等等。也有人对把中国列入大陆法系不认可，认为中国应该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系，对此，我无力反驳。咱这里不讨论这个。
各种法律体系之所以不能天下大同，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谁都有好处，同时谁都有缺陷。
法律们总体上讲，源于人情高于人情，希冀以证据定公平。
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更将有罪无罪的判定由群众陪审团做出（为了影响陪审团，律师们的用武之地自然更大），法官负责技术性的量刑，更多基于人情。而大陆法系认为相比起陪审团，精英们或有能力为上层者显然更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因此两个权力都收归到法官身上，同时允许律师和人民陪审员进行提醒与一定的监督，把技术性的考量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但似乎无论哪种法系，我们时不时都会感受到有些判决似乎直接冲击人的道德底线。比如咱这儿有非肇事者扶老人判罚，提款机多取钱判无期，而在英美，又会有像辛普森这种，谁都知道他有罪，但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下，人家就是能无罪释放的情况。凡此种种，好像完全脱离了法律设立的初衷，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甚至匪夷所思。这其实就是各种法律体系的固有缺陷。
既然有缺陷，那么法律就一定有可能会违背人类设立它的初衷，只能沦为政治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这和卢梭讨论人类不平等的思路如出一辙。英美法系的立法，既来源于成文法典，同时不停的用判例来累积，这个累积过程显然一直得到每个判例中陪审团的民意修正。而大陆法系总体上是从上往下规定出尽可能完善的体系，然后加以修订和解释，这个过程则是精英不断自我修正的结果。
哪种立法偏颇的风险更大？我们不评判，只观察。
对于英美法系，其法律为客观保证施害人的权益，导致另一类的匪夷所思以及法律成本的无限放大显然是短板。律师们纵横捭搁，既是佳话，也是无奈。咱们没处在该法系，没直接体会，只是旁观，也能感觉到其不足。而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身边的法律，则是体会更深。
对于时不时引起异议的比如银行法，计划生育立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司法。。。。从法的本质上思考下。对此起彼伏的虐童事件引发的熔炉大讨论，我也在想能否直接看到起背后的深层问题。为什么有时候会让人感到似乎有点什么问题呢？
法律是用来作什么的？自然是用来衡量被告原告谁是谁非，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公平的规则，或者说是个天平。那么要保持天平是平的，追根溯源，法律在制定时是否应当公平的听取可能在将来产生利益冲突的双方的意见？
我以银行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例来分析分析。
可以想象我国制订银行法时的情况，不外乎请很多业内专家和决策人提出方案，然后经过讨论修改，整个过程应该有无数金融专家和法律专家的参与，是个严谨的过程。或许也公示过，我们行外人不太清楚，不过我这么推测应该大抵符合。
但，等等，这个过程会不会缺了点什么？
嗯，好像缺了那个可能在以后因忍不住多取了款被判无期的人。有人会说，制定的过程虽然是专家主导，但他们肯定也会设身处地的考虑到公民方的利益吧，毕竟他们自己也是公民。那么似乎又可以追问，我们可以想象这堆专家里，有生活在底层，从底层的角度战战兢兢的站在银行排队的人么？那么这些排队人的想法，以及他们为将来可能的不公平的思考与忧虑，会有多少程度反应到法律条文里面呢？公民和公民之间，似乎还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呢。再问一句，专家之所以是专家，难道不正是因为一定身处于业内么？难道不是他背后一定有着对应的利益集团么？
再看看未成年人保护法，听名字，这是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可我们从新闻里却屡屡发现，这法律在操作中似乎时不时也出现偏颇。比如我们看到有些可以用穷凶极恶来形容的少年犯，受到此法的保护甚至无法量刑，逍遥法外。可同是未成年人的受害者却无法惩凶。成年人强奸罪算是重罪，但居然搞出一条猥亵幼女罪，导致某些案例里强奸幼女的惩处反而要轻得多。这可真叫人糊涂了。
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妨思考，针对未成年。显然整个社会都希望以宽容和挽救为主。以精英或权力层为代表的立法者显然也是以这个初衷出发，我们总是在谈青少年犯罪这个词，可有多少声音在说青少年受害者的权益呢？要知道因为同龄天然生活接触的原因，青少年罪犯的犯罪对象，恰恰更多的也是青少年啊！而受害者的声音有多少反映到了法律里？犯罪者因为无民事行为承担能力几乎无需承担后果，却有犯罪的能力，加上不成熟的心智，这是比成年人罪犯更可怕的恶魔啊。更不要说公司法之类完全单方面监管为目的的法律了。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问问：某些情况下以规范之名，执行的是公平，还是仅仅保护谁的利益？
诚然，很难找到完全的公平。一种公平制度的建立或多或少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但万一，我是说万一，万一这种立法系统已经成熟到看起来无懈可击，话语权已经被一方牢牢掌控时，法律还会给我们生活空间和怎样的匪夷所思？有句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中关键一点在于监督者权力的缺失。当立法时只是一侧的专家主导，当审判时陪审事实上是个摆设，那么权力事实上已经绝对化了。
再谈大陆法系比英美法系更为强调的证据优先在失衡中的作用。
讲证据这话听起来挺对，其实不一定公平，甚至相当不公平。法无限大，法之证据对错，自然会出现掩盖事实上的对错的现象。整个社会的公平体系便偏袒于早为证据多做准备的一方，比如政府银行这类机构之于个人，天然谁保存证据的可能性大呢？细想之下会让每个个体不寒而栗。
法脱离了理，社会便脱离了义，因为有可能纵容了专业且有证据准备者为恶。而事实上，受害者正因为其无预见性的受害和非专业性，几乎肯定是处于证据不足的被动之中。在此种情况下，法律便不再是事后公平之度量器，而是可称为主动为恶的凶器。
而对于受害者，“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是一件多么无奈的事情。而且其成本之高，甚至会如秋菊打官司一样耽误自己一生。
而法之极恶时，更是以完善为名，行捆缚之实。平时悄出法典，为瞒天过海而不细行，众人不自觉。等到觉时，已是处处皆苛法，发现无人不犯法，欲不违法者，竟发现守法的成本高到无以为生。只好人人违法而活。官家却反卖个人情逍遥，平时不理，待看得有欲抱不平者，有挑战官方利益者，有不从欺凌者，随几条普法便以其原罪办了，且不落压迫之口实。何如鱼游于水，自以为自由，却不知早已被圈入鱼缸，待宰烹只是何时而已。
非专业人士，瞎说居多，就当笑话随便看看吧。
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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