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权利从何而来？

我们的权利从何而来？

或许很多人权斗士坚信民众的权益是抗议、争夺的结果，我并不否认群众运动对权益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甚至也促成了许多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然而从更宏观维度上看，底层群众权利的提升，本质上是由社会整体生产力进步提供的物质保障，社会配套的协作体制和意识形态为了更好的发挥生产力效能，而让许多基本权利成为了社会共识和契约。

比如现在我们最习以为常的“人身财产安全权”就是为了保障稳定的工业生产，让“市场经济”激活劳动者效能的必要条件。

是社会运作的保障，而非人性文明进步的结果。

比如在实体经济疲弱的某些国家，当面临社会矛盾时，文明和平永远无法成为群众集会抗议聚集力量的底色，“零元购”、“暴力冲突”等活动才更具吸引力的发泄途径；

而如果“零元购”这些活动不受控制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无法被社会共识所约束，那么就会进一步破坏有序的社会活动。

由于过于普遍导致执法困难，加州立法950元以下零元购无罪；商家为了保护自身财产安全，纷纷采取所有商品都增加950美元的低价，缴费时可自动获取950元代金券的方式以应对。

倘若社会不能有效运作，由其配套带来的诸多“人权”，也就自然无法获得保障；毕竟，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还是主要围绕着协作方式构建的。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封建制”相比“奴隶制”更加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自由安全”，“资本制”相比“封建制”更加保护了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群众福祉提升的底层逻辑，是生产力和社会协作体制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源于科学应用的发展，协作机制进步的核心动力则是“竞争”。

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

从宏观历史上看，不同区域综合力量的“竞争”，会使得“协作方式”进行优胜劣汰。比如前文提到的“秦王扫六合”、“八国联军侵华”等。

从微观上看，“协作方式”内要有良好的“竞争机制”发挥集体效能。比如业务模式、工作环境等、效率综合实力更优越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订单、聚集人才。

我们当代人更熟悉关于“竞争”的定义和价值观，实际上是深受西方资本制度所影响的。

典型的理论工具就是藏着“霸权主义”内核的“自由市场经济”主义。

“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运作，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以自发地完成“供需关系”的匹配，也被亚当斯密称为“无形的手”。

同时市场规则也不是由政府设计的，而是市场衍生后逐渐明确的；因为普遍性的、完全性的“竞争市场”，是可以在规则下最大化地优化“协作”机制的。

这些理论虽然在学术上完成了自洽和对世界话语权的占有，但实际上他们都在掩盖或者通过限定条件忽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西方国家由于率先完成工业化，在技术、人才上持续地用“专利法”、“贸易规则”等方式创造“剪刀差”收割世界财富；

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其先发优势的保护。在不同国家间的“竞争”里，根源上就没有公平性可言。

从我们国家间协作竞争的层面看，一方面，当中国开始占据市场优势后，欧美便在贸易上设置阻碍，主动打破“自由市场”的谎言；

另一方面，中国与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合作时，头疼的往往不是怎么把产品卖进去，而是能从对方国家购买什么（往往都是缺乏附加值的原材料或农作物），以作为“共同富裕”价值观下长期合作共赢的基石。

从国家内部的层面看，“自由市场经济”也不适合所有的国家体制。

因为并非所有社会协作都是由“供需关系”作为主要因素驱动的，比如民生、基础设施领域；这些领域如果完全依赖商业运作，那么在非常规情况下，会对群众造成极大的生存负担。比如这两年欧美部分地区频繁由于极端天气、能源价格等原因导致的超高电价，在中国就会显得不可想象。

自由市场经济所提倡的市场环境并非没有规则，潜在的、未被讨论的问题就是“规则由谁设计”？

自由市场经济，本质就是由资本博弈制定规则，而非集体共识。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就明显带有这样的色彩：淘宝等电商平台在早期与线下购物进行模式之争时，不仅为消费者带来实惠，也帮助许多小微商家有了小本经营的渠道，“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说得那么理直气壮。而当线上购物成为主流后，商家在购买流量、店铺运营上支出的成本占比越来越高，消费者也纷纷抱怨外卖、打车越来越贵。

这两年互联网企业“二选一条款”、“外卖小哥保障差”、“996工作制”等大受社会诟病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国家重视。

尤其是当这些公司股价大跌时，股东反而支持纷纷裁员以保护自身利益，并没有起到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too big too fail”的理论自然也不攻而破。

摸着欧美的石头过河，当特定区域、行业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面临的问题从“如何用市场化力量驱动社会协作”变为“如何监管市场以保证人民利益”时；由政府制定并监管市场规则，就要远强于交给社会和群众抗争。

类比欧美将工人阶级权益交给工会管理，导致一定程度上普遍增加的劳动、行政、管理成本；政府如若能更有效地监管工人工作环境和人身安全，会更利于社会集体效率。

人民群众的福祉和权利源于生产力的提升，然而完成对应配套的过程，“有形的手”或许可以比破坏性抗争更能帮集体走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