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下午，在图书馆学习，读了一段时间的专业书，感到有些疲惫。去书架旁溜达几圈，偶然看到了由赵则诚等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文论译讲》。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来捧读。
《译讲》的首篇是《毛诗序》、第二篇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我在本科的时候选修过“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门课程。课上老师讲“文体”的时候，必然要介绍曹丕的这篇文章之于中国古典文论的时代性意义。我当时在济院图书馆找到了昭明太子的《文选》，初读了这篇文章。也许是当时没有足够的接受能力，读完以后除了加深对“文人相轻”“四科八体”“文以气为主”等知识性内容的机械记忆外，并没有太多的独立的思考。
今天再读这篇文章，似乎要比初读的时候强了一些。我开始思考关于曹丕“其人”与“其文”之间的关系。关于作者人格特征与文章风貌的关系。汉代学者扬雄曾提出“心声心画说”。他认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即人们所表达的“言”和“书”应该是其“心”中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但是，元好问曾针对这个学说，举了潘岳文人不符的实例进行了批驳。“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因此有人彻底否定了扬雄的这一观点。我认为这多少是有些武断的。
正如曹丕《论文》中说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既然“不可力强而致”则说明作者的这种“气”即“个性”的存在是客观的（形成过程是主观的），是不能够装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改变的是生活中的某些行为，可以做出一些违背本心的事情，但是我们很难伪造出一种“为文”的“气质”。如果说，潘安的文章能过表现出这种“气质”，那么这一定是潘安本身所客观具备的，只是其“望尘而拜”的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藏了这种“气质”。也就是“说无易，说有难”。我本来有某个东西，我装作说没有，你不会强迫我交出这样东西来；如果我本身没有这个东西，我装作说有，你让我交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要犯难了。这就是曹丕说的“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曹植的《七步诗》可以说为曹操、曹丕父子实实在在地扣上了奸人的帽子。不得不承认，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曹氏父子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一个屠杀了救命恩人，一个戕害了手足至亲。但是当我去读他们的诗歌与文章时，我开始思考一个“丰满的人格美”的问题。我们从相关史书、传闻以及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等作品中可以了解到曹丕人格的阴暗一面。但是我们读了这篇《论文》，又看到了曹丕开明的一面。他指出了“文人相轻”的原因“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用“敝帚自珍”的俚语来讽刺这种现象。并指出“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这说明曹丕是具有理智感的。对于“四科八体”的总结与发展，以及对文章作用与写文章之功绩的高度称颂，表现出其对文学的一种真挚热烈的钟爱情怀。文章末尾说:“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也是道理通达的。
通过这篇文章，结合我们对曹丕已有的认识，我们发现曹丕是具有人格魅力的。这种人格的魅力就在于两种极端的认识给了我们一种审美上的张力，让我们感叹丰满的人格美，这种人格美的丰满不仅仅是静态的量上的丰满，还在于动态的变化莫测之丰满。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有次古代文学课上，老师讲隋唐诗歌时向我们展示了一首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并让我们猜这首诗的作者是谁。我们先后有人猜了几个田园诗人，都不对。后来老师告诉我们，这首诗的作者正是恶名昭彰的隋炀帝杨广，我们底下一片哗然。结合对杨广已有的背景知识，再去读这首诗的时候，仿佛又有一种深邃又神秘的人格之美跃然纸上。我相信，人格是多面的，而为文的个性是有选择的，隋炀帝人格有阴暗的一面，甚至可以说主要是阴暗面，但是当他写那首诗的时候，一定是触动了阴暗面以外的那片柔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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