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精神

《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是生活在200年前的一个法国人。他一生中还写了另外一本名著，叫《论美国的民主》，这两本书的书名，听听，都充满了敏感词，无论过去现在都在持续撩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它曾经在国内也是一时洛阳纸贵的。

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家里是个贵族，一生活了54岁，是1859年去世的。他这一生官当得其实还挺大，最高当到外交部部长，同时他这一生其实也挺奇幻的。

因为在1805年，那时候是拿破仑时期。然后紧接着就是复辟时期，然后紧接着又共和了，共和一会儿又帝制了，帝制过后又共和了，他一生就是这么倒来倒去。

但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兴趣，就是搞学理研究，尤其捧出了这两本著作，就奠定了他在法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但是搞研究得有条件，你就得有钱，什么名利都不图的话，但就得好这一口乐子你才行。

他们家是贵族，但是不是因为他是贵族就有钱。要知道，他的父祖辈都经过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说洗礼是好听的，说白了就是屠杀，因为贵族嘛，法国大革命就是干这个的。他们家外祖父、姨妈、表兄、表妹，都在大革命当中被杀掉了。

他的父母其实一度也被抓到监牢里了，然后马上就要行刑了，那个时候断头台快得很，从押送犯人一直到咔嚓一刀，就一分钟，高效率。但是就在要对他父母行刑之前的几天，时有凑巧，罗伯斯庇尔被干掉了，雅各宾专政结束了，所以他父母就捡了一条命回来。出狱之后，他爸那时候只有24岁，一头头发都急白了，他妈一度还精神失常。

但是虽然他的家族遭到了这样的劫难，也带来一个好处，就是很多他的亲戚的家产没人继承了，因为人死绝了嘛，于是托克维尔就继承了很多家产，所以他一生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人，那他就有专心致志来写书的条件。

但是并不准备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因为实在是不好读。虽然它卖得那么好，但我相信，买的人没有几个真的逐行逐句把书读完的，即使专业的读书人读起来，也会觉得诘曲聱牙，非常困难。

这就牵扯出一个疑惑，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的名著，甚至是经典，我们后人读起来觉得那么晦涩呢？可能原因通常是一个，那就是我们作为读者，丢失了原创者在当时面对的那个真实的环境。任何社会科学的名篇，本质上都是创作者用生命去回答当时人们关切的一些大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被丢失，我们当然觉得那些文字就陈腐不堪，陌生不堪。

那《旧制度和大革命》这本书，它面对的大问题是什么？这就要回到19世纪上半叶，整个法国人面对的情况。

要知道，在17、18世纪的时候，法国牛啊，那是欧洲第一强国。在路易十四，也就是太阳王统治的后期，法国的人口达到了2000万，这还得了？当然跟中国的人口没法比啊，但在欧洲大陆，这就是第一强国。

当时的英格兰的人口还不到它的三分之一，整个欧洲中部，当时叫神圣罗马帝国，当然法国人看不上它了，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也就是今天从德国到意大利，大致是这个范围，这一大片地区人口总和，加起来也不如法国。

法国当时的文化影响力也是吓人，整个俄罗斯隔着那么远的距离，所有的人都崇拜法国。当时在俄罗斯的上层社会里，一个贵族你不会讲法语，你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吗？所以法国在17、18世纪，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的实力，都是欧洲首强。

但是一场大革命来了，杀人无算。光当时统计，正式被法庭判决行刑的，40万人。其中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在巴黎那个断头台上砍掉的脑袋7万颗，就那么短短几年，每个月都是好几千、好几千地杀人。

在法国其他地方，就是外省地区，也是杀人的，可以说是血流成河。有些外省地方甚至懒得为这些人打个绞架，还费个绳子，还费颗子弹，没那事，直接推河里淹死。以至于法国外省的很多贵族的家属要去给他们收尸，都不得不到河流的下游去捞尸体。

在法国的首都巴黎，那就更是血流成河了。法国在世界科学史上顶尖的科学家就不太多，其中硕果仅存的一个，叫拉瓦锡，是现代化学的创始人。拉瓦锡也就是因为当时说了贵族的几句好话，结果就被革命法庭判决死刑，拉出去砍了。但是拉瓦锡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有一种科学家的精神，他临死的时候说，能不能用我的死，来换得一个科学成果呢？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和刽子手做了一个实验，他说这样，从来没有人知道，人被砍头之后还能活多长时间。这样，你把我的头砍下来之后，你拎着我的头，我就冲你眨眼，你看我眨多少次，然后大概算一个时间，把这个实验结果告诉后人。

后来这个刽子手把他头砍下来之后盯着他看，拉瓦锡据说眨了十一次眼。这是唯一一个在行刑场上得出来的科学实验结果，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段子。

总之，当时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他们痛切地感受到的是两点。第一，我们的祖国为什么会沦入一片血海，这太残暴了。当时不仅是法国人，整个欧洲人都震惊了，说法国人在搞什么搞？

如果说过去是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仇杀，比如法国中世纪也有一些大屠杀，那一次也不过就杀个几千人。你这几年杀掉40万人，这在搞什么啊？而且是同一个民族内部。很多人就觉得不可理解，尤其在一些保守主义者看来。在当时，世界上发生过革命的，比如说英国人光荣革命，正常过渡，没有死人。英国和美国人打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虽然是通过战争方式解决，但那也就美国死了几千人。40万人的血海深仇，何苦来哉？法国人到底怎么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国的国力从此一蹶不振。大家看看，自打拿破仑之后，法国还打过什么胜仗吗？一直到现在，对吧？在19世纪，打过克里米亚战争，20世纪打过一次大战、二次大战，虽然最后都赢了吧，那也是惨胜。而且这些战争刚开始都被对手揍得不像话，最后是英国人、美国人卷入，他们才反败为胜。就拿我们中国人来说，腐朽的晚清政府什么时候打过胜仗？你说吧，都是被列强欺负嘛。唯独一次打胜仗，就是跟法国人打的，中法战争，在越南边境，我们陆军胜了一回，导致法国内阁垮台。你连清政府都搞不过，还是什么列强嘛！所以法国的国力实际上就不行了。一直到1965年，法国的GDP才再一次超过了英国，当然后来两者就不相伯仲了，什么老大、老二，也就不分了。

所以法国因为大革命导致的这一次国家的沦落，尤其在经济上的表现，可以说持续了一百多年。

当时的托克维尔面对的就是这场灾难刚刚过去，整个国家满目疮痍，面对重建的一副场景。所以所有的社会精英都在考虑，这是怎么了呀？为什么会是这样？

当时有一派声音，就是所谓的复辟派。拿破仑之后，在英国人的刺刀下，就把那个路易十八给送过来当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八是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六的儿子是路易十七，1895年在牢里就死掉了，所以然后就是这个路易十八上台。路易十八上台之后，围绕在他身边的一帮复辟的贵族当然就想，说既然我们国家闹这么一场大乱子，是因为大革命带来的，那好，我们就回到大革命之前。就是重建我们的贵族制度，重建王权的统治，这是当时一派的思想。

在他们的对立面还有一派，叫自由派，托克维尔就是自由派当中的一员理论大将。自由派就认为，你们这帮复辟派不要再搞这一套了，搞不下去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大革命即使再不好，它毕竟为整个法国争得了自由。现在你好像把大革命否定掉，想回到之前，这本身在道德上就站不住脚，难道要法国人好不容易得到的自由再一次丧失掉吗？

更何况，你们那些贵族老爷现在流亡国外，然后又回来的这批人，已经没有统治的合理性了。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历史从来不像一架机器，坏掉之后，把那个零件拆掉，然后换上一个新的，还能转。

就拿中国历史来说吧，民国初期，一些人觉得还是帝制好。但晚清王朝已经倒掉了，没有满清几百年的社会政治威望，你再想当皇帝，那就是万人唾骂。

所以政治上的有些事，历史上的有些事，就叫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既然贵族已经被杀光了，你们这帮复辟派还想在法国重建什么贵族统治，那已经没有历史机会了。

自由派反驳复辟派的第二个理由，就是由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里提出来的，他说大革命可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它是一个法国几百年历史发育产生的一个结果。你们不要以为回到大革命之前，就一切都好了。不是，那只是发烧，它真正的根子是你身体里的炎症，你把体温降下来，以为病就好了，这不是糊涂吗？

所以我们不能再回到大革命之前，那可能会导致大革命的恶果再来一回。托克维尔是回到法国历史的社会结构演变的过程中，重新看这个问题的。

那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为啥法国的贵族这么招人恨呢？虽然把你们杀成那样可能也不对，但是为什么，整个世界史上只有法国爆发如此血腥的革命呢？至少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来看。

托克维尔得出来的结论，这是法国封建制崩溃的结果。这就要说到什么是封建制。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各个地方都一样，啥叫封建制？就是没有更先进的管理技术的时候，如果想拼凑出一个大型的国家，那怎么办？只能用封建制。

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周天子把商纣王给干掉，那他怎么办呢？他没有很好的管理技术，那只好认当地人，说我封你在这儿，封你在那儿，然后你们去管。你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你们接着把土地分封下去。所以它就形成了一种我们现代人不太熟悉的社会结构，就是它是一层对一层负责。

就像现代，如果我们在当代中国，我们假设实行封建制，就是处长只对司局长负责，司局长对部长负责，但是部长的命令，他到初级干部这儿是没用的，这在欧洲历史上的封建制时代，就有一句名言，叫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可以封一个公爵、侯爵，但是公爵、侯爵下面分封的骑士他们不听我的，是逐级负责制，这就叫封建制，这跟我们中学历史课本里讲的封建制可不是一回事哈！

那这种封建制的结果，它一定是要以社会的不平等为代价的，它一定有平民老百姓和贵族老爷的那个社会分歧在，这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的支点。

可是从11世纪之后，法国的封建制渐渐地崩溃了，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由，更多的自耕农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然后自耕农又和国王在一起，共同去剥夺贵族的权利。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

贵族老爷原来他不仅管着一片地方，拥有一片财产，而且他又作为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去承担公共事务的责任。他不仅拥有骄奢淫逸的权利，还有相关的承担公共事务的义务。

但是封建制崩溃之后，自耕农越来越多，国王权力向地方渗透越来越厉害，很多地方的什么总督，都是巴黎派来的，跟你这个贵族老爷没什么关系。那贵族就变成了一帮什么人呢？就是天天躲在城堡里，吃喝玩乐加作恶，包括法国中世纪，贵族欺男霸女起来，那是厉害得不得了，姑娘的初夜权都得给他，得先让他睡了，然后才能嫁人，天天在那儿欺男霸女。最后的结果就是，贵族变成了一个极端遭人痛恨的阶层。

当时法国文人写了一首诗，大概是说那帮家伙当他们在城堡里作恶的时候，城堡外面就有一棵树在成长。这棵树长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做成绞架，把城堡里那个作恶的人给吊死。这就是当时整个法国社会的情绪。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描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很多漫画，说贵族老爷怎么骑在老百姓的头上，这其实只是一个片面的事实，确实贵族也欺压。但是那总比俄国好吧，总比当时还在搞农奴制度的德国人要好吧，但为什么法国的贵族这么招人恨呢？就是因为他只享受吃喝玩乐的权利，已经不去尽所谓的地方公共事务的义务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企业家，如果他又创新，又提供大量的社会就业机会，他有钱，认了，因为你承担公共责任。如果你仅仅是一个富二代，你天天也没有别的事做，你经营企业的才能也不如你爹，天天就是坐食山空，然后天天吃喝嫖赌胡逑嗨皮还炫富，你说这样的富二代能不招人恨吗？如果你再敢出来作恶，那老百姓的一腔怒火，岂不就要倾泄在这些人的头上？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最后的导火索。所以托克维尔分析，正是封建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大革命这枚恶果。

说到这里，托克维尔突然笔锋一转，提出来一个绝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到了即使在200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启发意义。那就是当一个社会经过革命性的破坏之后，原有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掉了，那么怎么重建它的中间结构？请注意，中间结构的重要性，就是托克维尔第一次在政治学里把它提出来的。

啥叫中间结构呢？其实就是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贵族老爷。你不要以为贵族老爷就是吃饱了没事作恶，他们也提供不可或缺的社会公共服务。比如说地方治安，比如说法庭上的各种正义，他得当法官，给老百姓判案子。还比如说，一旦出现灾荒年，谁来赈灾，谁来做慈善，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人身保护。

要知道，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很多农民是给贵族老爷写投效书的，我饥荒，我过不下去，我没本事，我能不能终身为你服务，给你当奴仆，你给我提供食物和各种各样的保护。所以在贵族和农奴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也有它温情脉脉的一面，是保护者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这个贵族和农奴之间，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监护和被监护人，有这种关系在，这就叫中间阶层。

而法国大革命把贵族这么一杀，他们没有了，那整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呢？就是每一个原子状的老百姓，直接面对中央政权，这就是现代社会结构逐渐演化出来的。但是在当时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暴政。

在当时的历史时代，一个封建制的社会，和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哪种更好呢？还真说不清。封建制有它的好处，比如给大家说几个好处。

第一，它的中间结构是贵族老爷，贵族老爷它对自己是一个有要求的阶层。贵族不是光有钱，你爹是贵族，你就是贵族？你一定得有相应的教养和行为方式。而且当时在欧洲社会，有一点我们今天中国人理解起来有困难，就是贵族之间的认同感，远远超越于国家之间的认同感。

什么意思呢？就是全欧洲的贵族觉得我们是一家人，互相嫁、娶、交朋友，都可以。但是我们跟奴仆，跟农奴、跟平民老百姓，那可不是一回事。所以贵族可以当着自己的奴仆的面做爱，可以当着奴仆的面拉屎、撒尿，他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们不是一样的人。他的行为规则都是跟贵族阶层之间，所以国家认同反而没有阶级认同那么强。

有个俾斯麦，就是德国后来那个铁血宰相，年轻的时候在俄国当外交官，当时俄国沙皇就特别看重他，说这个小伙子行，要不你留下来在我这儿做官吧。俾斯麦说不干，然后回到德国，传为美谈。这种事在现代社会，就是国家主权高于阶层认同的社会表现，你怎么能够理解，一个中国官员在美国，被拜登给留下当官？这事不可能，这叫叛国。但是在当时欧洲的贵族社会，这就是可理解的，因为贵族之间有阶层认同。

那封建制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它的很多治理是带有人情味的，政治没有那么残酷。我们举一个中国的例子，来帮助理解。

2006年，教育部下了一纸文件，说把农村的几十万不够格的代课教师给淘汰掉。你说这件事有错吗？当然没错了，农村的代课教师，很多东西水平不够，岁数又大，再给他教孩子，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但是在民间基层具体的地方，就会发现很多在情感上让人很难接受的事实。比如说有一些村子的老教师，他已经五六十了，这个村子恨不得几代人都是他教出来的，他虽然水平不好，但是他也许道德很好，大家对他很敬重。

多年前我在粤、滇一些地方做项目的时候，到乡村去开说明会答谢会，有时候我们要招待别人，有时候村支书、镇领导也要接待我们的，那一定是要把附近小学最老的教师叫来陪席、一起喝酒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村里最有威望的人。现在教育部一纸命令，让他下岗，所以有的农村代课教师说，说我从此走路都绕着学校走，我一辈子就不能再看见学校，太伤心了。

你说这个事哪头对？因为在教育部的官员来说，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我要解决它。中国多少万代课教师，在我的文件上就是一个数，而且只要我干这件事情的理由足够，那我就是签个字盖个章的事，这个事是理性，它跟情感没关系。

所以，如果是由贵族老爷统治，他在这个村，他说了算，这种农村代课教师的事情，他可能就不会这样解决。你看，这就是封建制的统治和中央集权制统治的一个区别。当然，拿中国的事举例子，只是便于理解。

那封建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地方事务的处理效率是相对较高的。给大家还是举个中国的例子，好理解。

比如说，秦始皇造长城，这个长城造得很难，又搞出了个孟姜女。为什么造长城？就是为了抵抗匈奴。可是你要读中国历史稍微进一步，你就会发现，秦长城是在当时七国，就是战国长城，什么燕长城、赵长城、原秦长城的基础上给修建的。说白了，原来中国就有长城，那这个长城是谁造的？就是诸侯国自己造的。为什么？因为地处北方的这些诸侯国，他自己就要抵抗匈奴。

秦汉之后，就有破匈奴的名将，什么卫青、霍去病，就说明匈奴问题已经变得很大，不得不靠一些军事奇才，在整个国家受尽屈辱多少年之后，再出塞击跨匈奴。但是在当时，春秋战国时期，匈奴之患一直存在，它为什么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名将。当然也有像李牧这样的名将，但是很少，名气也没有那么响。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是封建制，诸侯国各自处理问题，那个匈奴之患，就是我们自己人的问题，所以大家会拼命打仗。

可是到了秦汉大一统王朝时期，就不一样了。我是一个楚国人，我被你们征发到北边长城来，跟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匈奴人打仗，那凭啥呢？他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自然就不强嘛。所以你看，为什么秦始皇一修长城，就搞出了一个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呢？原来什么燕长城、赵长城，他们自己修长城，怎么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惨剧呢？因为那个是小地方的共同主义，他们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多怨言嘛！

法国当时的情况也是一样，没有了封建社会，没有贵族老爷当这个中间阶层之后，我们现在继续往前看，托克维尔问，那往前走，我们怎么走呢？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作者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当中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和封建制的崩塌，贵族作为一个社会中间阶层，消失掉了。那请问这个社会，该何去何从呢？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些人民，接着过日子呗，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因为当个人是原子化的个人的时候，当他去面对那个强大的中央政治权力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所以，20世纪在整个欧洲，这个恶果就爆发出来了，因为没有社会中间阶层。比如说在德国，没有容克地主来制约中央权力，那就会放出一个希特勒，他就会把原子化的个人，无论是用枪逼着，还是用自己的煽动，去投放向任何他愿意投放的战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间地狱的惨剧，不就这么酿就了吗？20世纪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出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暴政，就是这样被放出笼的。所以19世纪的托克维尔，实际上是有先见之明的。

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法国一家的问题，是所有高度发展的文明，只要封建制发生崩塌，都会出现的问题。当然各个民族有各自的智慧，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中国，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庞大的中央皇权集权，地方上原子化的个人，那怎么办呢？中国人有两个办法。第一，皇权不下乡，地方上有一些自治的传统，一些绅士来处理家乡，无论是修桥造路，还是做一些慈善工作，还是给邻里之间评理这些事，不需要国家操心，地方就自治解决了。

中国人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儒家的意识形态，有几个阶段我们都说打倒孔老二，觉得儒家很腐朽。哪里是那么回事？儒家思想是制约皇权的一剂解毒剂，因为很多士人都心怀理想，我要文死谏，死了我都得跟皇上说那个让他感到不痛快的话。明朝的皇帝看到文人就烦，因为没办法，你打屁股，你把他弄死，他流芳百世，他乐得。所以明朝的皇帝真的是拿士大夫没办法，这就是一种制约的力量。

但是这两种解决方案，托克维尔时代他怎么知道呢？他能看到的无非就是欧美人的那些解决方案。摆在他面前的，活生生的一个先进典型，那就是英国人。

英国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它不求一个突然的变化，它是慢慢地改进。它的很多社会结构都是这样的一个特征，比如说它的贵族制度，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讲，英国的贵族叫自然贵族，就是不是说你这个血统，你爷爷的爷爷是贵族，所以你就是贵族。没有那个事，它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结构。

到现代为止，我们也还曾经听说，谁谁谁又被在世的英女王封了爵士。比如曼联队原来那个教练弗格森，不就被英女王封了爵士吗？香港的大富翁李嘉诚，还有邵逸夫，也被英女王封了爵士。包括对外国人都可以封，比如说著名的哲学家，原籍是德国人卡尔·波普尔，封了爵士，是有这样英国的传统。

英国人封爵士可能最奇葩的人就是海盗德雷克，海盗啊，因为他拥有的这个海军的力量帮了英王很多忙，抢西班牙人的银子，然后再跟无敌舰队战斗的过程中，帮了英国海军很大的忙，起了很大的作用。打赢仗之后，英国女王说，什么海盗不海盗，封爵士，勋爵。你看，它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结构。

所以托克维尔书里就写到，向英国学习，这是不可能的，人家是一个慢慢演化过来的，一个像生物一样慢慢长成的结构，我们永远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那怎么办呢？还有没有其他典型呢？托克维尔在年轻的时候，准确地讲，1831年，他借助一个机会，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大西洋的彼岸，那就是美国。

1831年的时候，托克维尔只有20多岁，他借助了一个机会跑到美国去考察监狱，是一个公务员出差的机会去了美国。1831年的5月在纽约登岸，然后他基本上是把美国当时重要的地区全部都跑遍了，他是先从纽约，然后绕到五大湖，跑到那边。当时美国的边疆也就在那儿了，然后一路再往南走，顺着密西西比河达到新奥尔良，然后再转回东部，回到了华盛顿。所以基本上他把美国当时所有的文明地带都走了一个遍，采访了无数多的人。

托克维尔在此行当中，花了将近一年时间走美国，兴奋得就不得了，觉得很多事物都很新鲜。然后回到法国之后，1835年，就抛出了那本书，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的上卷。

托克维尔为什么这么兴奋？他在美国看到了啥？就是美国人突然提供了一个没有贵族社会，但是同时建成一个良好社会结构的全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今天谈论欧美，基本上觉得胡子眉毛一把抓，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蓝眼睛、长鼻子。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美国在欧洲人看来也很新鲜，说一个国家居然没有国王，没有头领，那也搞一个政府，这怎么搞得成呢？欧洲遍地都是国王。往亚洲一看，那更是权力更大的国王和帝王，世界上唯独一个那么大的国家，而且那么年轻，那么旺盛的生命力，没有国王，政府几乎都看不到，这是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最切身的体会，那这个国家它怎么治理的呢？

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的乡村也好、城市也好，你看到的那些公民自治的传统，是非常发达的。就是每一个地方，甭管是一个镇子，还是一个城市，很多问题就是从下到上的逐层去解决，就是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找政府的麻烦，我们自己解决。无论是街道的治安、教堂的修缮，都是自己解决。

所以托克维尔就写，说法国人，即使是在海外殖民地也是一样，哪有这种自治的传统呢？他们好像觉得，出了我家院门，所有的事都是政府的事。你听着，跟我们现在中国人有点像吧？对，用辜鸿铭的说法，在欧洲所有民族当中，法国人和中国人是最像的。

所以当时的托克维尔觉得特别震惊，居然有这样一套解决方法。确实，直到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社会结构，它最让人感到神奇的，就是它那么发达的公民自治组织，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奇形怪状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比如说长枪协会，这是美国几乎最大的一个民间组织，大几百万人，都是一些爱玩枪的人。这些人他成立这个协会干什么？第一，我们互相之间教怎么打枪、打靶；还有就是保护公民的持枪权，除了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禁枪还是不禁枪，这是一个持续了无数年的政治焦点话题。那长枪协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发展到多大呢？除了大几百万的会员，它的总部在弗吉尼亚州，有三百多个工作人员，每年花掉的预算近一亿美金，你看，已经是一个小型政府的规模了。那它花钱干什么？游说国会，就是不能禁枪，你们禁枪，我们还玩什么？不就剥夺了美国人民持枪的这样一个权利吗？他们一直站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上，和华盛顿的那些议员老爷们博弈。

现在长枪协会已经变成美国政治当中让那些议员们哭笑不得的一个力量，很多议员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动不动就要禁枪，长枪协会就有本事给你脸色看，反正它介入几乎所有的议员选举，然后经常就发这样的通告，说在本次众议院的中期选举当中，我们参与了多少场，击败了多少个反对公民持枪的议员，我们的成绩是如何如何，经常就发这样的报道。

所以美国政治生态当中，很少有政治家、政客敢得罪长枪协会。你看，这不就是个贵族吗？这和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有什么区别？他拥有自己的领地，他有自己的财政力量，他可以跟国王抗衡，他可以联合其他的贵族跟国王叫板。你看，美国用一个长枪协会，是用公民的自治组织完成了贵族这样的功能。

当然这是大的了，如果介入到美国的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它在很多细枝末节上都是这样。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的是一位有钱的华裔在美国还租房住，他说没办法，我那个地买了，所有的资金我都筹集好了，但这儿造房子，要业委会批评，就是我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给批准。这个批准不是说你们家在哪儿造的问题，是你造的式样他们得批准，而且极慢，动不动一研究就研究个一年，说我建材都买了，只好堆那儿。这好像不讲理是吧，这邻里之间，我只不要随地吐痰，不在电梯间里胡闹，你有什么权利管我？我在自己家造什么样就什么样，你们美国不是讲自由吗？在他那里，美国这个方面恰恰是不自由的。

还有，以前曾爆出一条新闻，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在家里养狗，好几条狗，彻夜地叫，邻居就烦死了。但是拿他没办法，天天给政府打电话，110来，来了狗不叫了，你说你能拿他怎么样，对吧？

但是要知道，在美国的小区里面，很多小区都有这样的规定，狗叫有三吠原则。就是你们家养狗可以，但是狗叫三声之内，邻居是没办法抱怨的。一旦叫上三声以外，对不起，邻居可以报警，要对你进行很重很重的罚款。

有时候在美国如果把车停在路边，一到两个小时就得跑出去把车挪一遍。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小区规定，任何访客的车，只要不进自家车库，在路边停，只能两个小时时限，要不然小区就会变得不整洁、不好看，这是一个硬性规定。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定，就要交巨额的罚款，所以必须挪一趟，出去转一圈，再回来停这儿，又开始第二个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往往是有误区的，我们以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我只要遵守法律的底线，剩下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是，在美国的自由是指一层一层的自治，你要遵守这个地方的规矩，你才有所谓的自由。

不知道托克维尔在100多年前，在美国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他那个书也不写细节，都是一大堆观念。但是他确实把美国人的这个自治传统，作为一个重大发现提出来了。

其实美国人当时自己也是不清楚的，因为他们就这样生长过来的嘛，对吧？大概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记者沿着150年前托克维尔的足迹重游美国。美国人对于托克维尔的这个发现，感觉到很自豪，是托克维尔代表那个老欧洲，到美国这儿发现了美国真正的对全世界的贡献。

托克维尔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仍然有很大的意义。第一，就是社会的中间阶层解体之后，我们如何能重建它。第二，就是美国的公民自治传统，我们是否可以学习呢？这两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有价值。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皇权统治之下，那就自然没有公共精神，都是你皇上家的，我只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剩下就是你欺负我别欺负的太狠就行了。所以中国的士大夫会有很好的藏书楼，但是从来没有公共图书馆。中国人可以有很棒的私家园林，但是没有公园，连公共厕所都是八国联军到北京之后，用刺刀逼着中国人把它给建起来的。

那在这种传统下，就极容易产生两个偏向。第一，就是国家包揽一切，既然没有人管公共的事，国家来管。但是经过反复的实验之后，我们中国人知道，那玩意儿不是个好事情。第二，就是有一些人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挂在嘴边的就是两句话，关你屁事，关我屁事；你的事关我屁事？我的事关你屁事？他们觉得这就叫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其实都是我们基因里带来的。你比如说老虎，它就是独来独去，除非遇见母老虎，但是狮子它就天然是群居动物。我们人类也一样，他就天然是个群居动物。在很多监狱里，最狠的刑罚不是揍你，是给你关禁闭，一个人关在小单间，哪怕给你好吃好喝，还给你书看，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自己就要发疯。所以人是一个不得不群居的动物，一旦群居，就有大量的公共事务需要处理。

如果我们又不愿意把这个权力完全交给国家和政府，大家知道，一旦政府去处理这些事，往往就会带来贪污腐败问题及效率比较低的问题，这也不是中国的事，全世界都同理。

那怎么办？如果你每一个人都说关你屁事，关我屁事，那这还成何世界呢？所以，托克维尔在100多年前指出的美国人的那个探索，我们今天中国人真的值得去思考。

有的人会反驳，说我们中国人有公共精神啊，我们一上出租车，就跟司机聊中南海里的事，我们这还不关心公共精神吗？我们看“环球”、“人民”、“头条”、什么TV啊！

那不叫公共精神，公共精神，自治传统下至少有两个传统。第一，关心小事，身边的事，远远超过关心大事。比如说以前北京有一个小区，还是物业管理不健全的时代，曾经在媒体上看到过他们的一个陈情报告，写得那叫一个可怜。是个啥事呢？小区有栋楼两个电梯坏了，你想那高层建筑，每天那么多人上下班，电梯就会自然产生拥堵，原来四部电梯坏掉两部，那你想就堵得一塌糊涂了。

那个写给政府的报告真是可怜，说我们这儿有孕妇，有老人上下楼不便，因为电梯的问题，孩子上学迟到，给我们这个楼的居民带来了大量的心灵创伤，我们恳求政府来给我们小区解决这个问题。

看到这个报告，心里就有点心酸。不就是电梯坏了吗？自己出钱修呗，你找什么政府呢？包括你自己有大修基金，你想办法把它解决掉嘛。所以中国的很多小区里面，仅仅一个小区乱停车的事情，自己就解决不了，他觉得总是得有一个青天大老爷，亲降纶音，然后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那请问，我们自己是干什么的呢？其实不就两部电梯坏了吗？楼上下的人真要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迁延日久解决不了，一家可能凑上那么几百块钱，也就解决掉，何必非得派几个人天天玩上访呢？这就叫关心小事，不见得一定要去关心大事。

公共精神照耀下的公民自治，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总是想解决方法，而不是一味地情绪亢奋。这十多年，涌现出了很多新一代的抗日、反美阶层，网上及各地经常都有一些群体性事件，比如前几年的PX项目。很多人一听，PX项目，好毒啊，其实那玩意儿是什么？就是塑料厂，就是做化工塑料的，那是一个很常见的化工项目。而且世界上有很多大城市，PX项目离城市中心点很近。但是好像这个词就被一些人给妖魔化掉了，你不能说这些人没有公共精神，他有，但是他没有自治传统下的公共精神。

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是奔着问题的解决，他们就是为了煽动一批人，然后我们去散布，我们去抗议，甭管你怎么解释，我一概不听，我要的就是你给我滚远远的，这就最好。

说实话，不是说不可以让它滚，但是你做了多少平和的沟通，你做了多少理性的分析？就像厦门那个PX项目，后来不是去漳州了吗？给厦门本地的老百姓到底带来了多少就业上的、财政税收上的损害，其实没有人计算的。

一味地用公民运动去煽动，去鼓气的一种情绪上的亢奋，这就不是理性的谈判。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理性精神，而是我就是拼个谁赢谁输，最后政府一低头，赢了，这爽，这就没有理性存在的空间了。

当然了，我们对公民自治，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两件事。第一件，在温州，广场舞大妈。温州有一个楼实在被这帮跳广场舞的大妈烦得不行，那怎么办呢？整个楼里人凑钱买了一个定向的高音喇叭，冲着这广场，只要你们跳舞我就放，烦死你们。我们不说这个手段是对还是错，但至少这种方式，这种大家凑钱去想办法理性地解决问题，而不引起剧烈冲突的行为路径，还是值得提倡的。

第二件，有一些明星，拥有大批的粉丝。有些人可能就不理解，说这不就是脑残吗？还真别这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追任达华张学友，也脑残，这叫偏好，偏好其他人就别吱声。况且现在的粉丝体现出来的那种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和那种强大的理性自律能力，是让原来的那些明星的粉丝感到汗颜的。

有些人和事，从中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到，只要有了自由的制度环境，中国人一样有着自由主义下公民自治的天分。

一个人如果想拥有一个未来，那一定是和其他人一起的未来。

一个人如果想拥有一个未来，那一定是和其他人共同的未来。

托克维尔，公共精神，为之心得，与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