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二百一十）：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
在北洋史上，军阀混战的各路军阀，起源于清末的新军。其中袁宫保在天津小站练兵，历史渊源最长，与地方督抚和豪绅的联系也最紧，又直接因承于中枢，因而改朝换代之后，北洋一脉一直得以号令中枢。但是，因为继任“老头子”之后执掌中枢的皖系军阀扛纛人段祺瑞，树大根深的直系军阀自然心生不满，直系军阀元老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人与南方军眉来眼去，晋系军阀阎锡山这些虽非北洋嫡系，但都与北洋军阀互通声气。这样一来全国除西南六省外，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在军阀混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之下，曾经兵戎相见的南北军阀在直系军阀的牵线搭桥之下，筹备着“南北议和”。
民国八年，议和会议在二月二十一日开始，会议的第二天即第二次会议南方代表提出：“清北洋中枢宣布与日本所订密约及附件”。西南军阀作为唱这出重头戏的主角，自然有他的实力和筹码，而且对北洋军阀的要害所在拿捏的恰到好处。毕竟皖系军阀作为在北洋中枢的话事人与日军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多数属于“分赃以肥私”的勾当。然而西南军阀作为负隅一方的草头王揪住北洋军阀的小辫子发难及其它“中日一切密约”间题上南方的立场和表见，当然包含有与北洋军阀在权力、地盘上的争夺，无疑是属于“分赃以肥私”的举动。
但是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因为西南军阀这群没有主义的武夫，在经世之策上更多的还是一片精神荒漠，“分赃以肥私”还是这些草头王更看重的老桥段，如云南王唐继尧的弱川强滇之策、四川王刘湘的叔侄之争以及两广军阀的倒戈与背叛。如果说北洋大军阀还有一份天地君亲师的道德禁锢，那么鱼龙混杂的西南军阀则只剩一份“有兵即是草头王”的嚣张与跋扈。川滇黔混战两广操戈，战争与谈判成为一场场宦海买卖。在清末明初那片深不可测的欲望泥淖之中，精神荒漠之下的西南军阀这群复杂斑斓的脸谱，西南各路草头王和北洋军阀不过是一丘之貉，掉入的也不过是一蟹不如一蟹的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
总之，西南军阀作为那个时代的产儿，它不可能摆脱“分赃与肥私”的军阀混战的旋涡，并因此而产生巨大的消积作用。但是，由于特定的地位，特定的环境，它在“分赃以肥私”的拼杀中起了某种积极作用，这就是西南军阀的双重性。这群西南大陆的强人，作为弱肉强食法则的适用者，也自然需要一层保护色，毕竟人马和地盘才是安身立命的本钱。那些曾经尔虞我诈的宦海过招、步步惊心的庙堂角力不过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罢了。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从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看西南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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