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能统领大局，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
军阀混战
（一）皖系
当时非常具有政治声望的是：皖系首领段祺瑞。他是续唐绍仪后的第二位总理，又称为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
此人什么都好，就有一点：好战。
袁世凯死后，西南各省并不服他，不服怎么办？段祺瑞想要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但是他手中的兵不够。于是，他极力主张参加世界大战，参战就可以借钱，有钱就可以征兵。
总统黎元洪，不同意。
1917年5月，段祺瑞手下的皖系，以每小时五角大洋的报酬，雇佣乞丐和游民组成公民团，聚集包围国会长达十10小时，甚至殴打议员，企图强迫国会通过通过参战案，真是流氓手段！
当时人们厌恶战争，这个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舆论的不满。此时又有报纸曝光，这位“六不总理”向日本借了1亿元。众议院宣布该借款无效，并且暂缓讨论参战案，黎元洪趁机罢免了段祺瑞。
【插曲】辫子军的统帅张勋，什么是辫子军呢？那时候的人都剪头发了，什么人留辫子呢？对清朝统治仍抱有幻想的人。他以调停为名，率5000名辫子军入京，却趁机将黎总统轰下台，恭请宣统皇帝傅仪复辟。
段祺瑞以【保护共和】为名，率兵打败了张勋，重新掌握政权。随后又以【再造共和】为名，解散了旧国会，组建参议院。没人束缚的他，放手向日本大肆借款，1917年8月到1918年9月，仅一年的时间，借款额就高达5亿元。这些钱都用于招兵买马和打内战。而不论是参议院，还是后来新组建的【安福国会】，肥缺都被段祺瑞的人垄断了。这样让其他军阀的人，怎么会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呢？
（二）直系
于是1920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从云南迅速北上，走到洛阳，爆发了直皖大战。同时，大肆渲染段祺瑞与日本间的亲密关系，这引起了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全国人民，强烈不满，皖系大失人心。
恰好此时，奉系张作霖发现，下发军费不足，本应550万元，实收却只有180万元。而这一切竟是段祺瑞的头号谋士——徐树铮所为，他将军费挪用，招兵买马和组建新国会。一怒之下反皖助直。
皖系倒台后，吴佩孚上台，搜罗钱财，一下子就扩充了六师人马了。政府里充斥着拿钱不做事的顾问、参议、和领干薪的姨太太。而对于非直系的军队、人员，一概不管！
1921年初，军费积欠八九个月，催款的电报，就像雪花片似的往北京飘。可就是没有用呀，催不到钱。
文明点，北京城内的参谋、陆军、海军组成了【索薪团】，发电请求政府救助饥寒。大冬天的北京城，那个冷，没钱怎么过日子，炭都烧不起。
参谋部的领导也是个明白人，看清一切，主动请求解散了参谋部，没钱的领导，带不了兵。
武力点的，比如冯玉祥驻扎在信阳。直接截留了铁路公款，报纸上夸张的漫画是冯玉祥拦火车。
更恶劣的是湖北、江西等地，军队哗变到处烧杀抢掠，连外国人的商店也不能幸免。
其他普通公务员更是哀嚎遍野，终日围着国务院讨钱。因为欠薪，所以各部门都消极怠工，日常业务基本停摆。总长、部长，因员工讨钱而辞职。那会当官都被称为【灾官】，说谁当官都是骂谁，欠一堆债呢！
蠢欲动的外蒙古看国内一片混乱，在1921年2月宣布独立。北京政府希望奉系张作霖出兵，拼凑了军饷300万元给他。然而，张作霖按兵不动，直接导致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丧失。直奉两系矛盾已久，面合心离，最后吴佩孚用六天，击败了张作霖，奉系退出北京。
（三）总统岗位的竞聘
当时的直系首领曹锟，也想当总统，但直接逼宫，难度有点大。
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梦想，他逼退了总统徐世昌，迎接没有实权的黎元洪复职。
黎元洪就职后，没日没夜的被讨薪的人包围。1923年6月，军警单位、公民团、国民大会代表每日在门口讨薪，到午夜才离去。可没有实权的黎元洪，哪里能收来钱粮？不得已，弃官离京。
其实，黎元洪是有钱的。北京崇文门税收监督是公认的肥缺，这部门每月收入30万元，黎元洪要抽走10万元。其他部门，凡有利可图，他都不放过。攒了点钱，一个家族日常开销那是几辈子都花不完，但是这些拿去养军队，那是一个月都养不起。
当个官没有钱，还不如下海赚钱。下台以后，黎元洪转向了经营工商业。靠着当官时候的积累，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有60多家，投资额高达300多万元。
他的日常生活，也是很奢靡的，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在天津，请孙中山之子孙科吃饭，问起孙中山在上海每月开支多少？孙科不好意思讲的太少，说一千多元。黎元洪惊讶的说：“一千多元怎么过，我平均每月的花销都在5万元以上。”
议员，吃这口官家饭，个个都不傻！对于直系首领曹锟的野心，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当时很多议员纷纷谴责直系军阀，说他们驱逐总统。
当时议员有2条路，一是去天津追随黎元洪，不过这个总统很小气，给的钱不够养活议员。二是去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但也没有什么油水。所以争来斗去，多数议员还是选择了第三条路，留在了北京，等待新总统的选举的肥差。
黎元洪走后，曹锟能否当总统，全在一个钱字。当初曹锟参选副总统，出价为每张选票2000元，这个买卖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可世间的事情，总是有很多枝节，才使得这树木繁茂，生动多彩。在大字报上，突然发布一条花边新闻：《曹锟以10万元纳伶人做妾》。人们认为一个戏子，值50个议员的身价，都纷纷拒绝出席选举大会，即便派军到处抓人投票，最后选举人都没凑齐，所以第一次选举无疾而终。
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布贩子出生的曹锟下了血本，以每张选票5000大洋的重金贿赂国会议员。加上出席费、招待费、补助各政党的党费，于1923年10月当选大总统，总共花费1350万元。
相比于袁世凯办派军警拿枪逼着议员投票，这位总统采取贿赂选举的方式。而且有些人即便拿了钱没有投票，曹锟也没用对他们采取报复措施，既然当选的目标已经达到了，有些事情就不要太计较了，倒不是曹操那样呲牙必报的主。
就选以后，他下令人们为他举行就职庆典，有些地方故意敲丧钟、戴黑纱，把庆典搞成丧仪。时代人之大胆、率性，时至今日看来，仍让人震惊。
不管怎么样，曹锟还是有一定的道德底线的。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曾企图说服曹组织政府出面平息，但是却被其拒绝。
（四）富裕的议员
以前中国人要么就是投胎好，要么就是马上得天下。一旦政局稳定，平常人想要当皇帝，几乎就没有可能。
可此时不一样了，帝制已经被推翻了。无论是大总统，还是其他的官职，都由议会选举产生，议员也就成了拥有实权的肥差。当时的国会议员薪水为每个月500元，相当于半套四合院的价格。也就是只要两个月的薪水，你就能在北京城，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四合院。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呀。有人便打起了投票权的主意，谁给钱票就投给谁。袁世凯当时为了就选正式总统，拿出了300万元，以每张选票5000-8000元收买议员。所以行贿选举这件事情，并不是由曹锟首创的。
当时议员来钱太快，终日花天酒地，吃喝嫖赌。他们整日在外吃喝，原来北京寻常酒席不过八元十元，被哄抬到20元以上。
（五）流水的内阁，借债度日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曹锟之流都贪谋总统之位。各派系相互争权，政坛更迭频繁，13年内就有38届内阁，几乎一年三届，最短的只有6天。
那个时候政权之所以更迭如此之快，也是因为想上位的人只想到了权力，也没有想到了职责。
袁世凯在位时，还能够从各省收取一些田赋，其他的收入则是关税和盐税。在1921年以后，关税几乎用来交付外债和赔款。当时内战频繁，各地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军权，截留盐税和田赋。1922年，盐税收入8600万元，交给清政府的只有4700万元；1926年情况更糟，盐税收入3700万元，给北京的只有900万元。
袁世凯那样老辣圆滑之人，都无法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当年袁世凯统治北京政府时，就已经陷入财政危机，下令银行停止用现银兑付钞票。
时任中国银行的上海经理宋汉章认为，如果停止兑付银行信誉无存，必然破产。但是又不能明着拒绝政府命令，便想了一个巧招。由银行股东聘请外国律师接管银行，再由律师委托宋汉章等人继续经营。清政府对外国银行无可奈何，使得中国银行照常兑付现银。以前银行周天是休息的，那次破天荒连星期天也开门，结果一周就平息了兑付风潮。（这个宋汉章是个人物，关于他的故事，会有一篇专文）
其他人上台后，发现是一个烂摊，更是两眼一抹黑。而且新政府往往不承认前任的债务，导致很多银行放政府债收不回来，因而破产。
那些交替上台的人发现，北京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他们打点花费，获得选票，可不是为了上台送钱的。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后继者，都靠借债度日。
从1912年至1926年，共举借外债12亿元，借钱的都怕还不了钱。咱们这个时代银行喜欢拿房产做抵押，那年代房子并不值钱，全部都用关税或盐税作担保。
自从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都是花钱的时候，外债并不好借。因此从1912年至1926年间还发行了61亿的内债，以及名目繁多的地方债。
（六）外资的输入
当时北京政府每年的支出，有4/5都用于还内外债的本息、军费开支。政府并没有什么资金，可以支持本土企业、中国经济。支撑那时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的资金来源，反而是外国资本。
从1914年到1931年，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不断攀升，从10.7亿美金到24.9亿美金。当时中国的煤炭、铁路和制造业，都被各国直接或间接控制。人们如果强烈反对，就找个中国人当门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欧美列强也卷入了欧洲战场，所以对中国展开大规模资本输出的是——日本。如果你以为列强对中国的投资是为了帮助中国经济发展，那你就大错特错。他们的一切投资，都是为了谋求自身更大的利益。
举个例子，日本通过借款控制了中国最大的煤钢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规定该公司40年内要出售给日本上等铁矿石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当时世界大战期间铁价暴涨，生铁的最低市场价，是每吨160元;然而日本的收购价却是每吨120元，仅这一项就损失1亿多元。
还有导致蔡锷反袁的导火索——丧国辱权的《二十一条》，要求政府聘用日本教官，并将山东、满蒙、长江、福建等特殊处理。实质就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5月，日本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若不答应就全面开战。当时国家积弱，多次上过战场的袁世凯知道，这场仗输多赢少，故而签订了修正案。在实际执行当中，袁世凯百般推诿。没多久，袁世凯倒台，日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袁倒台后，日本又和新继任者段祺瑞勾搭上。当时各省都掀起了护法运动，段祺瑞要扩编军队，可惜手中没有钱。而日本非常慷慨大方的向其借款，此后，无论是铁路、矿山、工厂的各项税收，都被皖系以各种名目抵押或担保，使日本在中华拥有了种种特权。
但是这些做法，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比如，日本政府曾建议中日合办钢铁厂，开凿江苏凤凰山铁矿。当时协商双方各投资2500万元，中方的资金有日本垫付。当时的农商总长张国及淦拒绝签字，无论是日本公司跑去威胁，还是段祺瑞派人送去行贿款200万，都不好使。
日本政府为何投资中国？当然是有所图谋的，既能够获得中国的矿石、廉价的劳动力；又能够向中国政府借款，获得高息。
此外，日本政府还拼命进行经济渗透，抢占中国市场。
当时一直倡导实业救国，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是，始终无法与发展成熟的日本工业进行对抗。比如棉纺织业，中国既无廉价的原料、没有足够多先进的机械设备和专业的人才。日本的棉纺织品却低价高质，最终压过印度、英国，一度成为中国棉纺织品最大的输出国。
1923年，原棉产量低，价格上涨。为了保证国内供给，华商纱厂要求禁止出口。起初北京政府批准了这一请求，然而遭到了日方的强烈反对后，最终北京政府只得取消禁令。
国家衰落，就没有话语权。在不能保证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却要供应他人，何其悲哀、无奈......
（七）工商业发展
其实北洋政府，还是有做一些事情的。在1913年到1915年，由张骞担任农商总长，此人曾是晚清的状元。他上任以后完成了商业立法，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降低和取消了有关的税收，鼓励发展制造业和加工业。他知道官营企业内部贪污腐败，因此，鼓励民营企业，倡导自由竞争。
后来他本身，由于无力挽救政府财政，转而弃官从商。就好像一个人怀有雄心壮志，最后心灰意冷，转换观念为凭借自己的能力，尽人事听天命。在家乡南通创办纱厂、冶铁、轮船、银行20多个企业。
北京政府因为资金匮乏，寄希望于发展实业，通过税收来增加税源，故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设厂。
恰逢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使得民营企业为满足市场需求而有了发展空间。
当然大多还是满足当时的市场需求为主：纺织、面粉、卷烟、火柴、采矿、即交通运输类企业（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行业印迹，如今天的行业是：互联网、汽车、手机）。当时创办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1984家，投资资本总额约4589万元。创办了新式银行311家，投资资本总计1.1亿元。
一些小地方本来人烟稀少，却因拥有丰富的资源而发展起来。比如江西安源拥有煤矿，汇集了几万矿工，被称之为【小南京】。江西的大庾县也有发现黑钨矿，可以用来制造火炮和特种钢，成了世界上的乌砂贸易中心。
（八）贫富两极的人们
当时最富裕的应该属于军阀和政客。比如曹锟当官后，开设了粮店、被服厂、饼干厂，所有商品都供给军队，并以军用为由，强制铁路局免费运送，牟取暴利。
天津官员王占元下野后，不问政事，专心置办产业。天津租界不满王家的店铺和房产，他每天挂着一长串的钥匙巡视个大马路，被人戏称为马路巡阅使。
而江苏督军李纯，在天津每个月所收租金与利息高达4万元，合计黄金2000两。
当时天津租界里的赌场、俱乐部、赛马场，军阀政客都是常客。曹坤之子一夜之间把5所楼房全部输光。所以在民国时期这些当官的，过的日子那叫一个人间天堂。
相比之下，老百姓就要贫穷的多了。
有不到1%的人在工厂里当劳工，1919年，劳工预计有100-250万人。
劳工也分等级，如果是铁路行业的劳工，待遇和福利都比较好。铁路属于朝阳行业，不但季度发奖金，年终发向双薪，还有员工联谊会等福利机构。子女中小学教育一律免费，并设有扶轮学校专收员工子女。
其他的诸如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如果是临时工的话会比较苦，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还要帮上司和师傅代工，收入8到9元，还随时可能被开除。一旦转正收入达到20多元，若是工龄长或者技术好的，月薪四五十元，还有各种福利待遇。
当时能够当工人，是引以为荣的事情。而路边的街头巡警工资是六元，又没门路没钱的才会去干这行。
但是在民国初年仍然有80%的人口，在传统的农田上辛勤耕作。但是由于农业收益很低，人们逐渐进城务工，熟地被抛荒。
那个时代，由于法律严格限制了女性就业。妻子必须得到丈夫的允许，才能够去从事就业。而且即便她们外出就业，大多也都是出卖体力的劳工。
直到后来才慢慢开始有了女会计，女打字员，女职员。很多还是在家做家庭主妇，兼接着一些活，比如仆役、洗衣妇等；相比如今的女性，收入来源并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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