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来追溯一下皇权与相权斗争的历史，可以说这番政治博弈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君主专制（独裁）社会的历史。
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尤其是丞相）是政府首脑，为了争取到最高权力，他们之间势必就会连续不断地进行斗争：今天你胜我一寸，明天我还你一尺。而斗争的结果，一般而言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把持了上风，毕竟皇帝才是一个国家的权力象征，他们在相当时期都是“暴力最强者”，是决定并修改政治游戏规则的那个人，尤其是历代王朝的开创期。
比如雄才大略、穷兵黩武的汉武帝往往任用一些比较平庸和顺从的丞相，而他在内廷却又另立一套行政班子，这就等于架空了外廷；在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了加强君主集权，将大权归于内廷的尚书台，尚书令位卑权重，秩千石，位在九卿下，皆由皇帝自择亲信干练之人充任；同时又改西汉的丞相、大将军、御史大夫为太尉、司徒、司空，则仅为备员。
再如汉、唐时代的宰相见天子，大家都可以坐而论道、议事。唐朝宰相品位尊崇，往往都可以当着皇帝的面饮茶，只是因为其特殊的重要性，所以人主一般不肯轻易将宰相之位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这似乎就有点“名存实亡”的意思了。
及至到了北宋时，宰相的坐论之礼被废除；当时的谏官，也是由本来督察纠正天子的职责而一变为专门纠绳宰相了，由此皇权更加膨胀。到了元朝，臣下的地位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忽必烈朝确立的省院台大臣奏闻，大臣一律下跪奏闻，只有许衡之类的名儒，经过皇帝特许，方能得到“赐坐”的优遇。这应该视为北方民族臣下即奴婢习俗对元代君臣关系的严重浸染渗透，这种省院台大臣奏闻时跪奏的仪制正式被忽必烈规定下来，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清两代的相关仪制。
但是，不喝茶、不翘二郎腿甚至下跪的宰相那还是管事的政府首脑，如果他们（在昏庸的皇帝之下）一心图谋不轨，说不定皇帝的位子真就坐不安稳了，比如南宋末年的贾似道专权——仅仅从皇权不断扩张、相权不断压缩的总体历史进程而言，朱元璋最后之废除丞相制，还算是符合君主专制（独裁）政治发展、衍变的历史逻辑的。
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时曾说：“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1】
朱元璋为了彻底防止相权架空皇权以至威胁朱明的统治，所以毅然废除了中书省，废除了丞相制，从而将相权和皇权合二为一。如此，皇权也就取得了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那些“有名无实”的宰相威胁皇权的权力运转机制。
不过，宰相专权的危险虽然消除了，但朝廷那么多事情，总得有人料理！除一弊往往必生另一弊，于是，问题马上就来了。宰相的事大多要由皇帝亲自来办，什么心都得操着，这就要求皇帝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充沛的体力与精力，要求皇帝勤于政事，要比以前的皇帝付出数倍的辛劳。
就以洪武十七年九月为例，从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仅仅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十十件，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这样看来，朱皇帝平均每天处理的公务就达207件、411事。极端劳累且不说，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中，其行政质量也很难保证！
以朱元璋的热情、体力、经验、才能而言，如果还可以勉强应付的话，那么问题又来了：朱元璋百年之后，他的那些养尊处优的子孙们也当得了劳模吗？也会对于政事如此热情和负责吗？不幸的事实证明，不顾一切的揽权之举也只适合短期行为，像朱元璋的那些不争气的子孙，别说毫无政治热情，就是大臣们想见一面有时都非常困难。
其实，明眼人当时就有，还在洪武十七年的时候，当时的给事中张仁辅，就根据皇帝的劳动量而得出结论说：“皇权过分集中，其势必不能久！”而且出点麻烦、棘手的事，朱皇帝连个可以商量、讨论的人都没有，所以朱元璋最后自己也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这样，他便不得不弄了几个顾问来，好歹也算帮着自己参谋参谋。
洪武十三年九月，在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制度半年以后，他就一度设置过所谓“四辅官”。“四辅官”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名，特选一些耆儒之臣，分季协助皇帝复核人事、司法及文书等事务。朱元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辅政制度，为了防微杜渐，他还别出心裁地规定这些“四辅官”以“一月内分司上中下旬”的办法，让他们分别轮班视事，不让他们久任，或对重大案件始终其事。朱元璋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唯自己马首是瞻的辅政班子，但这些老朽书生无论是在政治阅历还是精神体力上，都很难适应日理万机的需要；再加上工作没有连续性，更不易体会朱皇帝的实际意愿。于是有些人因为畏祸而告老还乡，有些人则因犯过遭疑而被诛杀，“四辅官”最终无以为继。
洪武十五年七月，朱元璋宣布废除“四辅官”制度，但他又开始摸索一种新的辅政制度。朱元璋使用一些新进士及在翰林院、詹事府工作的学士、编修、检讨、修撰、侍读等年轻低职人员，给予殿、阁学士的头衔和正五品官的待遇，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义，“详诸司奏启”，做一些文书处理工作。这些人“职卑位微”，无力对皇权形成威胁，权柄依然牢牢掌控在朱元璋手中。
朱元璋上述此举不过是权宜之计，显然很难制度化。到了明成祖的时候，朱棣一个人自然也是忙不过来，他便又命翰林儒臣们入值文渊阁以参预机务，称做“内阁”，就是秘书班子。这样，内阁也就渐渐成为了事实上的辅政部门，以后又设置了内阁大学士若干人为辅臣，如此一来，丞相制度似乎就“名亡实存”了。但是，这些辅官阁臣仍属顾问、参谋性质（品级也有限），所有奏章仍由皇帝自己批示，决断权还是稳操在皇帝手中。
而到了之后的明仁宗、明宣宗时，情况又发生一大变，阁权逐渐凌驾于部权之上，而且阁臣的品阶也是越来越高，所以便有人这样说：明朝的阁权最重，搞得都有些类似“君主立宪”了。尤其是那皇帝的秘书头子——内阁首辅，权限更是不能低估，甚至大过了先前的丞相，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在行使皇权。由此，有人便称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二皇帝”（事实上是通过勾结宦官）。
事在人为，因为事情总得有人来管，皇帝如果不愿意管事，那就只能交由下面的人来管，当太监们还在被压制着的时候，内阁于是就冒头了——而皇帝越是倚重内阁的班子成员，他们的权力就会越大，有时为了工作方便，还得加衔，直至操纵了国家实权。
但是，由于对自己的班子成员也总不是那么放心，或者说明仁宗、明宣宗还愿意管事，只是想减轻一下自己的负担而已（宣宗开内书堂让宦官读书，为他们提高文化、进一步参政做了准备）。这时就更衍化出了明代的一大鲜明的政治制度——票拟制度，即：令阁臣先是用小票墨书上种种对于奏章草拟出的处理意见，然后便贴于各种奏章的封面上，再上报给皇帝；而后由皇帝审定，再让（司礼监秉笔）太监们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
“票拟”虽然确定了内阁大臣们的政治参议权，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如果皇帝政治热情高了、精力旺盛些还好说，但假使皇帝消极怠工根本就没工夫看什么“票拟”呢？这样，他们便会直接将一切交由自己最信任的太监处理，如此，司礼监掌印太监或司礼监秉笔太监们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内相”，甚至可以说皇权也即落入了宦官之手。宦官专权，本质上就是皇权的一种变态延伸！无疑，票拟制度是一项非常恶劣的政治制度，它更直接为宦官干政以至扰乱朝纲大开方便之门，如明武宗时候的刘瑾、明熹宗时的魏忠贤，都是典型。
还有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先前的朝代，都是“给事中—宰相—天子”这种行政模式。而到了明代中后期，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由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上交皇帝之前必须要经过文书房的宦官；而皇帝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达于大臣，也必须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因为皇帝对于大臣往往不亲热、不信任，他们只信任自己的家奴，从而形成宦官政治的局面，连崇祯这样勤政的皇帝也未能免除对于文官集团的芥蒂。
如此这般，内阁的权力也就完全被最无品无德、不怕断子绝孙的宦官集团所架空（相对而言，尽管太监里也有个别德才兼备者），以至近乎成为虚设，所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感叹说：“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
宦官已俨然如宰相一般，大明的朝政也便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败了，乃至于腐朽入骨，“气数”尽丧；明代“无论就宦官组织的严密、队伍的庞大,以及权势之重、危害之烈、作恶时间之长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历代王朝之最。”【2】而这一切无不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必然恶果，是朱元璋强化君主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开宦官专权先河的，应该算是朱棣，因为朱元璋对于宦官的防范是极为严密的。作为皇权附庸的宦官之权力得以空前加强，其淫威也得以长期肆虐，直至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这个直接责任人显然是朱棣；假使他能遵守父嘱，继续像两宋那样，则绝不至于朝政被宦官们搅得如此不堪！尽管朱元璋的所作所为，的确为宦官干政制造了巨大空间。
当然，很多事情还须两面看，制度的设计往往都不是偶然因素在起支配作用。
尽管明王朝阁权过重，尽管有宦官专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明一代，自打“丞相”没了以后，就几乎再没有发生过权臣威胁皇权的事情——而且权臣（包括太监）之所以能够稳掌大权，其背后也都是因为有着皇权的坚定支持。像气焰熏天的刘瑾，只要皇帝一动怒，他立马就完蛋了！崇祯除掉魏忠贤，也才不过三个月的时间。
皇权的巩固，这就是朱元璋当初打好的如意算盘。凡事必定有利有弊，朱元璋总是不惜以偏补弊、矫枉过正，像他的大封宗室子孙为王的举动，虽然有导致骨肉相残的危险，但只要能保证他朱氏一家一姓的江山，也就什么都值得了。
朱元璋也许不比我们任何人傻，只是他的价值判断、感情取舍可能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罢了——着眼长远，这正体现出了他的精明！因为真正合理的政治制度，在明代的历史背景下是无法实现的。
不过清朝在继往开来的基础上，的确在制度上又有所改良。
朱元璋找几个学士做顾问，虽然可以帮自己省不少事，但是这些顾问班子并非固定，权威和能力也一般，这也就影响了行政效率及执政水平。仅仅就行政效率上而言，清代雍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制度就较为优胜，而且它在制度设计上被认为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独裁）的顶峰（包括在监察方面对皇帝的监督更少）——不过就实际政治影响，朱元璋生杀予夺的个人权威绝对是中国历代皇帝的顶峰！
雍正设立军机处，使它日益取代内阁的作用，是行政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使议政处名存实亡，使内阁形同虚设，军机大臣虽具有一定权力，但主要是秉承皇帝意旨办事，没有议政处的决议权，内阁的票拟权，这些权力通统归于皇帝了。所以行政机构的改革，加强了皇权，削弱了满洲贵族和满汉大臣的‘相权’。军机处设立与奏折制度的确立相辅相成，雍正亲自批答奏折，向军机大臣面授机宜，天下庶务皆归他一人处决。”【3】但是清代却又出现了女主的问题，这也是皇权太过集中的可能结果之一，只要条件适宜。
在笔者看来，比之两宋相权与皇权大致平等的制度设计，以及由相对成熟的文官政治所带来的一些民主意味（本质上是集体专制），不难评判出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其实是非常倒退的！
尽管它确实维系住了自己一姓的权柄（在近三个世纪里）不失，而专制之弊则更添一分，社会更为僵化，对思想的打压更为严重。为此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针砭道：“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
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地理环境也确实是起到了深刻的支配作用：中国腹地广阔，却又相对封闭于东亚大陆，一般没有强大的外敌之忧，主要的精力便只能用来对付自己人，对付频繁的自然灾害——看似和平主义，这也是中国式专制的典型特点！
作为晚明的大思想家、政论家，黄宗羲从维护政治清明的角度着眼，还是主张抬高臣权以对抗君权的，尤其强调权力之间的彼此平衡。黄氏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还是责难朱元璋的罢除丞相之举，认为是得不偿失的。
本来，除了权力之间的有效平衡，设置丞相原是可以补救君主世袭制度的弊病的，因皇帝传子必以立长立嫡的宗法原则世代相传——皇帝长子、嫡子不必贤，就全都仰仗着宰相传贤以为补救；而朱元璋这一罢丞相，就彻底没有补救的可能了。
不过这一问题也需做具体分析，像隆庆皇帝虽无责任心，但他却得到了高拱的有力辅佐，且皇帝又极信任高氏，此时的朝政也跟拥有丞相制无差别（包括万历前期张居正主政的局面）。但像隆庆之父嘉靖，他既紧抓权力不放，责任心也不足，又重用严嵩一类的奸佞，遂导致国势颓丧；隆庆之子万历在张居正死后也表现得毫无责任心，又一味消极应付，以至国家几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
“唯至有明废相，因痛失辅弼，而使国之善治，变得可遇不可求”，唯以“君主是否贤明”而决定。这样，政治清明的保证就太脆弱，而其概率就太低了些。
不过，假使臣权得以提高，那么就依然会重蹈大权旁落甚至改朝换代的危险。这个问题本来的确是个大问题，对于那些保守、顽固分子而言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对于具有朴素民主思想的黄宗羲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为了保证丞相的“贤”，只需要大众掌握住选举权、监督权就可以了，必要的时候更可以直接将丞相弹劾下台。
只是，理想一旦碰触到残酷而复杂万端的现实，就显得苍白而无力了。大明亡于满清之手，更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倒退之路，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更为好学、勤政，对皇权、统治的强化更为成功，也便令社会更为僵化、思想更受压制！
从现代意义上说，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中的其中两项如果是集中于一个人或一群人、一个组织或一个政党之手，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制度是专制的；如果是三者的合一，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最无自由可言的极端专制。“百代尤行秦法政”，中国从秦汉就开始了走上了这种极端专制制度（伴随残酷的思想专制），极端专制主义正是中国历史的倒退之源，它的苦果我们今天还在慢慢吞咽，改良之路实在任重道远！
【1】《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
【2】《明代宦官政治》
【3】冯尔康《雍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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