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提笔写小说的时候，我才发现。
每一个人物在你的笔下诞生的那一刻，都会活起来，鲜活下去。他有他自己的性格，喜好，爱憎，关系，社会地位，思想觉悟，文化水平……以至于他自己的命运。
作者在导演“一出大戏”。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作者就是这幕戏的“讲述，描述，叙述，记述”的人。
换句话说，作家就是“真实”记录人物本身和人物时空环境的那个人，而不是替人物说话的那个人。
人物自己才是说话的人，是自己为自己代言，所以有了人物自说自话，什么地位说什么话，什么角色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场景说什么样的话。
对话中凸显人物性格，对话中交互产生戏剧效果，对话中推进小说进程。
看到谈沈从文教学的文字，和我的想法一模一样，所以摘录于此，以窥一斑。
沈从文
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看了看表说：“好了，大家的习作中还有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多同学文章中都有人物对话，妈妈对我说的话，爷爷对我说的话，比如汪曾祺的那篇文章里就有不少对话。下面请汪曾祺同学读一读他文章里的对话，说一说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写。”
汪曾祺站起来，读了自己习作，尤其重读了文章里的对话的部分，然后他解释说：“ 我想努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一点，有哲理一点。”
大家一边听一边思考，似乎对这些对话很是认同。
沈先生示意汪曾祺坐下，然后对大家说：“大家要注意，虽然小说等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但是它的真实性很重要。可以这么说，写作的秘诀就是真实。写作中的对话呢，也应该是真实的。要贴到人物来写。对话要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农民说话就要是农民的话，商人讲出来就是商人的话，而不是诗人的话，哲学家的话。
“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像汪曾祺同学的这篇习作中的对话，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大家都笑了，又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都不由点了点头。汪曾祺更是重重点头，在笔记上端正地写下了几个字：对话要真实，贴到人物上写。
汪曾祺
汪曾祺
“写对话就应该这样，普普通通，家长里短，有一点人物的性格、神态，不能有多少深文大义。……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P18—P19）我觉得中国古典小说，人物的对话，常有这样的魅力。后来的鲁迅、沈从文、钱钟书和张爱玲，我们说他们写出了人性，其实这个人性，就体现在人物对话上。人物写得活不活，对话太重要了。
写，多去观察和体味生活，这本身的日积月累才会让文字越发有味，风格和人生也就慢慢形成了。
多年以后，汪曾祺说道：“我如果把沈从文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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