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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4 爱慕人才培养团队

2018-12-14 爱慕人才培养团队

作者: 章鱼哥_ | 来源:发表于2019-02-08 17:06 被阅读6次

    人才的重要性在任何时代都一样,当下更是如此,互联网公司没有其他资产,只有人。

    曾在人才培养上,颇有建树,也帮助他做成更大的成就。反观岳父一直单打独斗,虽有一番见识和情商,但不懂得授权和培养人,对谁都不够信任,做了几十年也还是维持着原有的规模没啥变化,没有团队就别想做大。

    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害人不浅。

    ========《曾国藩传》========

    曾国藩一生对人才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睹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因此选拔、培养人才是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

    在镇压太平天国、兴起洋务运动的同时,曾国藩还致力于培养“正人”,以为“种子”,来挽回天下颓风。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寄公缄中种火之说也。”“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借以图报国者也。”他在家书中也说,“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因此曾国藩一生为人才培养事业倾注了大量心力。

    一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李鸿章就发现这里很特殊。首先,曾国藩的幕府规模很大。所谓幕府,即幕僚班子或者说助手班子。一般官员的幕僚,不过数人数十人,而曾国藩身边,盛时保持着一二百人的幕僚队伍。容闳回忆同治二年(1863)秋他在曾氏幕府:“我在总督大营大约住了两个星期……当时在营中居住的官员最少有二百人,这些来自各地的人都是为了各种目的聚集于此。除了幕僚(不少于一百人)而外,还有候补官员、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等等;总之,中国一切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品德和声誉,吸引到他那里。他对于有学识和有天才的人,一向极为钦佩,乐于和他们交往。”

    朱东安在《曾国藩幕府研究》中认为曾国藩幕僚先后共有四百二十一人;凌林煌在《曾国藩幕府宾僚探究》中统计,幕僚总数前后共为四百九十七人。

    当然,曾氏幕府的特殊不只在于其大,更在于它很像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中主官与幕僚的关系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也就是说,他在幕府中对待下属,就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

    确实,曾国藩是把他的幕僚们当学生看待的。我们从曾国藩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即便在戎马倥偬之中,曾国藩也按期在幕府中组织考试,一般是每个月两次,方式是曾国藩出题,让幕僚们作文。然后他像老教师一样,在深夜批卷。同治元年五月初六日,曾国藩给他的二十多名幕僚出了一道“策问”题,同时还让每人拟一道告示。事见曾国藩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日记:“夜接课卷二十余篇,盖初六日余出策题一道,拟告示一道,令忠义局及各员应课,至是始交卷也,粗阅一过。”

    为什么要把幕府办成学校呢?这是曾国藩的人才战略决定的。

    要办大事,必须用可用之人。大清王朝到了晚期,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科举培养出来的人,不是废才,就是半成品。要想适用,就要自己动手,进一步陶铸。所以曾国藩的幕府既是储备人才之库,也是陶铸人才之所。

    曾国藩的人才实践,第一步是求才。他说,“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寻找人才,要如同饿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他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贴出告示,“询访英贤”,广为访察,称“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曾国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所以李鸿章的到来,他非常高兴。

    第二步是观察。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认真面试。李鸿章到来之前,曾国藩先寄给他三百两以安其家。到来之后,曾国藩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与他多次长谈,就是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他,看看他在数年军旅生涯中有没有什么长进。

    要做到用之无误,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新人到来后,曾国藩通常都会让他们到前线去经历一段,一是让他们直观了解湘军的面貌,二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前线近期的情况,三是通过这种方式鉴别他们的能力。

    曾国藩认为,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天生大才极少,中等以下人才都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

    他的教育方式,一是如前所述,进行定期考试,以批答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文字水平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二则是通过谈话,也就是今日所谓面授。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六日日记:“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未毕,二(二字乃洐文)及诸生呈缴功课,余教以‘诚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云云,反复开导。”

    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曾国藩还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齐之时,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是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李鸿章这样描述曾国藩在众弟子面前的老师形象:“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

    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内心深处很热爱这个教师工作,甚至比做官还要热爱。曾国藩曾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宏奖人才,诱人日进”。

    也和孔子一样,曾国藩长于“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关于李鸿章入曾幕之初的情况,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庸庵笔记》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专有一文,其中说:

    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谂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也就是说,曾国藩每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有睡懒觉的习惯,对曾国藩大营中的这个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李鸿章到来之后,曾国藩整个早饭期间一言不发,直到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大营所尚,只有一个诚字。意思是批评李鸿章“不诚”。李鸿章从此日日早起。薛福成说,曾国藩此举是为了折折李鸿章的气焰。

    晚年李鸿章更亲口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合肥俗语“打痞子腔”),在曾国藩面前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

    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增长才干。

    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李鸿章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他说:“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还说,他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不光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充满感激,曾国藩幕府中的大部分人对曾国藩都感激终生。他“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同时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

    曾国藩说:

    将帅之道,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

    就是说,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这样,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出死力为部下保举。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而曾国藩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尽力。他的幕僚大部分都在幕府成材,然后成就自己的事业。薛福成说: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人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

    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此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最不济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当然,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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