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青女
1949年，100万国民党官兵随老蒋逃难到台湾。台湾当局为安置这些官兵与眷属，就在全岛范围内于军营、机要单位附近大批建起临时村舍，是为眷村。
讲眷村故事的书有很多，刘台平的这本很全面很真诚。
故事里的老一辈，大都历经苦难与清贫， 九死一生。
比如曾名扬京城的玉器雕琢大王当年只身赴台，一切安顿妥当、安排全家老小横跨海峡的时候，却因太平轮的沉没失去了包括妻儿、母亲、兄弟的11位亲人。
达官显贵避不开毁家纾难，寻常百姓却有可能侥幸逃脱。原本要坐太平轮漂洋渡海的友人父母，经同事挑拨而为要不要南下台湾大吵一架，结果错过了太平轮逃过一劫，坐上中兴轮安家眷村。
类似的故事，眷村多到讲不完。
政客们为保权力搅动风云，历史进程里的万家灯火无可选择。
南下的轮船驶离港口的时候，许多来不及上船的官兵奋力游向船只，曾有袍泽之情的战友不惜将枪口对准彼此的胸膛：船上的希望船快点离开，不再有人侵占本已拥挤不堪的船舱，船下的为被抛弃而愤怒，为将要面对的敌军清算而恐惧。
脑海里描摹出的画面，触目惊心。
在这些人离开的故土，许多人曾是世家子弟、富商千金，从没经历过台风与地震，更别提金门炮仗死伤惨重……而当千难万险上岸的他们为安家宝岛而庆幸的时候，却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几十年的困苦艰难。
当然，那段年月两岸人是一样的艰难困苦，不同的是眷村老一辈和第二代还要面对一片陌生的无法视之为故乡的土地。
老一辈心心念念故土，是本土人眼中的“外省人”，对岸眼中的“台湾人”，很多人一辈子没再回到故乡，熬到80年代初开放返乡探亲的老人，最终只能对着双亲的坟茔撕心裂肺。“十几岁的小子上街打一个酱油，就被拉去当兵，从此杳无音信……
像作者刘台平一样的眷村第二代，看着听着祖辈怀恋故乡的情状长大，课本里是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以及“反攻大陆”的口号，身边是当局的“白色恐怖”和“戒严”。他们与父辈一般对对岸的故土抱着怀恋，但宝岛又成为养育他们的地方。
与此同时，眷村二代又与本土的闵客家孩子一同念书、玩耍、干架，就这样生出了可贵的反思和对自由最初的向往。
这份反思发生在思想已经高度自由化的宝岛，其中的悲悯与深度，恰是此岸当下的匮缺。
刘台平笔下，即便是要求军眷严守纪律不许与对岸通信的国军高官，内心深处也无时不在怀念故土风物。在即将解禁的前几年，他们恰恰是第一波绕道迂回返乡、私带祖国土产与药材的人。
声望高如蒋经国，让台湾经济起飞成“亚洲四小龙”，也有错杀无辜孩子的时刻：作者同学的哥哥因无人引导而误入歧途，又为讲义气而去帮哥们要债，原本只是几年牢狱的罪行，却因为赶上蒋经国的“乱世用重典”而被判死刑。
许多历史人物为台湾看清真相而仗义执言最终或入狱或不得志甚至被处死，刘台平用故事穿插或历史编年附录的形式将他们一一铭记：因一篇文章而坐冤狱十几年的柏杨，提出反对意见被处死的雷震，敢跟老蒋拍桌子的叶公超，写《蒋经国传》被当局谋杀的作者江南（对岸史称“江南案”）……什么是历史的正义与谬误？真相不是非此即彼。
此岸很多人不理解的“空心蔡”倾日倾美问题，刘台平也在反思中给出了解答。
对刘台平那些本省（闵客家人等）玩伴来说，他们的先祖在1895年的日据时期就已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在长达50年的日化教育中，他们说日语、在日本机构做工、与日本人交友、住在日式的房子里、养成日式的生活习惯。
这些玩伴的父母一辈早已认同了日本文化，当他们看到眷村人突然抢夺属于他们的生活空间和资源，当局袒护眷村人又向他们征地税，当做何感？而当他们看到日本人撤走后的满目疮痍、眷村人起步时的穷困和落后的卫生习惯或者条件，又如何不羡慕日式优越阶层的生活？再不济，美国传教士们的教堂也在困苦时期向眷村与本省人发放过白米面，救下无数饥饿的生命，在他们心里同样好过压榨他们的国民党当局。
平心静气地说，本省人的这一句“你们当年凭什么抛弃，现在又凭什么来”，不冤枉。至于“空心蔡”，她不只有日据时期的本省望族背景，有一个效力于日本人的父亲，还有留学美国的经历。So，一切水到渠成，毕竟儿时所受的文化洗礼（或者“洗脑”）再加上政治权欲，不是一句炎黄子孙就可以改变的。
在刘台平这里，不了解历史原因就对“空心蔡”和本省人横加指责，显然无所裨益。但各族群之间历经几十年的对峙和政坛操纵，一样荒唐可笑。就好比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元宵节，眷村和附近闵家客家农户的孩子就要分成三个团体进行“械斗”，有时候眷村和客家会联合起来对付闵家。
很多孩子知道那是“传统”，但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干架，刘台农说当时的自己根本不知道，至少不像学术研究书上说的那样清楚，是为了“族群矛盾”。因为事实上，你要干架的团队成员，可能白天还是你一起上学、玩耍的伙伴，哪里有什么深仇大恨，眼前也没有什么需要干架的迫切理由。
这样的干架“帮派”文化，熏染了一批孩子走上黑道，再无法回头，叫人想起杨德昌镜头下的岵岭街。也许充满身份焦虑的他们，真的只是在帮派中找寻一种归属感。
《岵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然而，俱往矣。无论当年有什么样的矛盾纠纷，家仇私交，眷村后代和闵客人都成为了“亚细亚的孤儿”。
罗大佑写下《亚细亚的孤儿》几十年后的今天，“孤儿”依然徘徊在十字路口。倾日倾美的闵客人，不能不小心日美的叵测居心，于夹缝中求存，“taidu”不过是一厢情愿；眷村的后代们陷入了更复杂的境况：有的干脆认祖归宗定居大陆实现人生（他们或许可以免遭孤儿命运），有的认同了自己的宝岛人身份努力保持着宗族传统，有的在双重身份的焦虑里挣扎，或许还带着些许来自意识形态的疑虑……
宝岛的现代化大潮外加党派之争将一座又一座曾经遍布全岛的眷村夷为平地，眷村的第三代在宝岛土生土长，全都住进了高楼大厦。他们的身份认同与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形状？他们的故事什么样？
刘台平没有写之后的故事，也可能是有意避开了政治敏感的地方，就好像他的眷村故事里只字不提台湾的学运时期，民进党崛起时眷村的种种。
故事戛然而止，历史还在继续。taidu是为权欲还是民众，自有公断。政客什么的，终究也只是历史的烟尘。我爱的宝岛的风土人情，要一直美下去。听说桃园县还有留存的眷村和眷村博物馆，下次要去走一走。
趁还来得及，有一些岁月也要用文字留下来。为了忘却的纾解、纪念与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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