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之于人，是使其区别于低级动物的分水岭。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说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斯宾诺莎说过：“人，即能思想者。”思维把人提升为高级动物，反过来说，作为高级动物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思维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特性所在。
但都是人，为什么会有庸常与杰出之分？为什么会有人才与非人才之别？而且同为人才，为什么又会有创造大小之分，贡献多少之别？这里边，可以分析的因素很多，但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主要的原因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的思想质量的区别。思维与思想，是构成一个人的心智与才力的根本所在。思不至，则想不到；想不到，则做不来。人与人之区别，人才与人才之差异，也主要是在这里。
对于有限的生命和短暂的人生来说，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无谓地重复别人或重复自己。而这种谬误究其根源，是在于思维方式上的求同超俗。这种求同超俗的思维方式及其现实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
有的人在生活中处处随大流，甘居中游，追求“中庸”只求适应，不尚革新，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既然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
有的人在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中，只愿以平庸的劳作重复出名，而不求在事业上有所创新，甚至跟在别人的脚后亦步亦趋，满足于陈词滥调的模仿，混迹于改头换面的抄袭。
有的人在图书的出版与营销中懒于开拓和创造，一味捕捉已有的热点追逐着别人的思路，使图书出版局限于几个选题热点而大量重复，什么“古籍白话热”、“艳情小说热”、“乡土小说热”、“战争演义热”，不一而足，使整个图书市场在表象的繁荣中日益走向内在的单调和质量的低俗。这些都是在思维方式上的求同趋向所带来的比较极端的例子。此类思维偏向造成的更多的情形，则是追求同一与统一与流行的意识观念保持一致，从而遏制了可能会有的合理悖逆和有益创新。
求同趋俗性思维表现得如此充分而顽固，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偏向与定势不无关系。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在其长期的演进中，形成了主体内省性和意向直觉性的基本模式，以及求同、趋稳的主要特征。它的内倾向与定势不无关系。这些年的改革，我们的民族既是在经济上改变着旧有的面貌，也是在思维上校正着已往的偏向。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思维的长处与短处，从而扬其长避其短切实走出旧有的思维桎梏和思维定势，使自己站在一个新思维基点上来。
思维观念与方式的更新，并不意味着完全离弃传统，甚至刻意去矫枉过正，而是要立足于实际，从中外的思想文化遗产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不断改进和变革已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以切合于时代又适合于自己。
在今天看来，特别值得提倡的，是求异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指在思路的不同方向想开去，通过进一步想象推理，提出别人未提出的问题，解决别人未解决的问题；或对别人已解决的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结论。
事实上，任何事物和问题都有其多面性，人们的已有认识也不可能穷尽其理。不囿于已有的问题和结论，充分发挥自己在思维过程中的主动性、独创性，总能有新发现，有新认识，从而更新或深化已有的课题与结论。古今中外的许多科学家和文艺家，正是依靠求异性思维，使人类的思想创造与科技发明绵延不绝，从而使类从一个文明走向另一个文明。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史也即一部求异性思维史。
对于人类来说，求异性不是外在的东西。人所葆有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欲，其实正是求异性思维的最为坚实的基础与最忠实的助手。法朗士说：“好奇心造成科学家和诗人。”雪莱说：“人的创造天赋原直接流露是想象。”两位文豪自己卓而不群的艺术创作，正是这种人类天性的最好证明。
群体的人类凭靠思维和求异性思维强化自我个性，使一般的人成为出色的人才。个人素质和能力的这种拓展与提高，意义不仅在于使自己的个体质量得到了意义的改变，而且还在于给社会做出了自己最有价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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