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姑婆在世界上消失了

我妈打电话来，说，老虎姑婆死了。

我说，啊？啷个欸？

我妈说，病死的，癌症。

寒暄了几句，电话那头响起推牌的声音，稀里哗啦，石头跟石头碰撞在一起，像是什么东西一下子垮塌了。

我妈说，只是跟你讲一声哈，我先挂了，在打麻将，不说了。

我坐在房间里想象老虎姑婆躺在棺木里的样子，想不出来。她总是瞪着那双大眼睛，颧骨高高挂在脸上，黑眼圈浓重得粉扑盖也盖不住，枯瘦的手像一双鹰爪子，打麻将时抓起某张牌，用手指搓一搓背面，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牌，拿到好牌就喜笑颜开地“咔”一下把它砌进正确的位置，拿到烂牌就面无表情“咚”一下打到牌池子里去。

街坊邻居没得几个人愿意跟她打牌。都晓得她脾气臭，又不耿直，稍微输个几十上百脸上就挂不住了，要么喊“那赢得多的请客吃饭噻！”要么不管有没得替补，都把牌一推，说，“不来了，老子今天运气稀撇，不来了不来了。”

她在家里排行老三，人人都喊她三妹，只有我喊老虎姑婆。小的时候我去上学，总要独自经过她家门口那条路，她特别喜欢逗我，总守在路中央拦着不准我走，几乎是命令的口吻让我喊她姑婆。

“姑——婆——”，我小小声喊。

她两根细眉毛吊梢起来，眼睛却是笑着的，

“对了喔，要喊姑婆，听到没得？以后要自觉自愿地喊。好了，你滚去上学嘛。”

那段时间我起很早，特意绕远路走，绕开心里面那只凶巴巴的大老虎。

她有个男人，性子温吞，比她还瘦，没正经工作，哪里有活路他就上哪里去做一做。小镇上的人把零工叫作“活路”，真是一个生动又贴切的词，打工，吃饭，找一条能够活下去的路。

我常常看见她在二楼吼她男人，什么难听的字眼都说，吼的原因很一致，无非是男人没出息、挣不到钱，又不管子女。

男人声音很小，蚊子一样时不时嗡嗡几下，街灯透过窗棂照下来的时候，两个人脸色蜡黄，一个气势磅礴，一个节节败退，像临时搭了个戏台子的皮影，正派正在质问反派，为什么要蝇营狗苟，为什么要背叛祖国。

吵架的间隙她一抬眼，我就低下头匆匆走了。我长大了，还是怕她，她还是那只老虎。

夏天，我去茶楼当服务员，她成了店子里的常客，也是其他服务员姐姐最头疼的客人之一。

她打牌，喜欢耍大套，每次跟一群人不多不少点四杯十块钱的青山绿水，从早坐到晚，把空调温度开到最低，自己带纸牌、瓜子，走的时候要把包间里的纸巾全部拿走，服务员进去打扫的时候，一地边边角角的瓜子皮。

偶尔她点饭，其实也不过是几个炒菜，每样菜都要批评一两句。茶楼的大师傅做鱼好吃，我爸钓了鱼总是送去给他做好卖给客人，有天她也点了一尾鱼，牌都不打了，跑到厨房门口站着看，一边看一边挑挑拣拣，

“你那个鳞片都没刮干净啷个吃嘛！”

“下豆瓣撒！炒个红油哪里要炒恁个久？我的老天，你这个旺火一炒直接糊了。”

“就起锅了？拿筷子夹一夹肉，看熟没熟，不熟的话我不给钱哈。”

“唉……这个技术，还没得我好。”

她是小镇上某所中学食堂掌勺的孃孃。

后来在某个我完全不知情的时间节点，她得了癌，耗着耗着，死掉了。

她去世的时候刚好闹疫情，小镇上成本几毛钱的口罩炒到八块一个还是被居民们一扫而空，人们的眼睛从口罩上方狐疑地打量着彼此，在超市里抢纸米油面，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整天整天不出来。不知道她住在医院的时候，她男人有没有送去口罩。

出席葬礼的人不多，都是些邻居，那些平时有说有笑却不愿意跟她打牌的街坊邻居，在没有她的场合里，支起一桌闹热的麻将。

我想起《大佛普拉斯》里，捡垃圾为生的肚财去世以后，朋友在他家里发现了一整个屋子的布娃娃，他才知道，原来肚财那么那么喜欢夹娃娃。

老虎姑婆在世界上消失了，我似乎也没有多么难过，只是想像那盏街灯一样，照进她二楼的屋子，看一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一屋子的布娃娃。

文/田可乐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