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鲁迅在日本看到了给他极大震动的砍头幻灯片，周作人只看到了上野的樱花，浪漫地落成一片。
一个自己过的不舒服、不幸福的人，又怎么建立一个舒服、幸福的家庭呢？
鲁迅的人生哲学
第五课：如何处理亲情的边界问题
你在生活中一定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看上去身段灵活，处事有手段，在外面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都能捋顺，但回到家里，武功尽废，对如何处理和家人的关系，把亲情的亲疏远近维持在一个合适的分寸上，束手无策。要么太近，要么太远，结果不是把自己变成家人眼中的一个硬疙瘩，就是把家人变成自己的一根软肋。
鲁迅就是这样的人。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把握不好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对亲近的人尤其如此。这一课，我们就来聊聊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如何从亲密无间，到永不相见。
第一部分，兄弟怡怡。
我们先说周家兄妹几个的基本情况：周伯颐和鲁瑞夫妇一共生有四男一女，长子鲁迅，次子周作人，三子周建人，长大成人的是他们兄弟三个。四子周樁寿和小女端姑都不幸夭折了。鲁迅长二弟周作人四岁，长三弟周建人七岁，可能因为年纪关系，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关系比较近一些，如果是小时候跟在鲁迅后面玩，是因为弟弟对哥哥的依赖，那么到了读书识字，稍懂人事的时候，周作人几乎亦步亦趋的跟紧鲁迅，就有了一种英雄崇拜的心理。
可以说从少年到中年，确切的说到1923年7月，著名的“兄弟失和事件”发生之前，对周作人来说，年长四岁的大哥鲁迅一直是他人生路上的开路人，而他也一直是大哥的忠实追随者。他们从小感情就很好，鲁迅13岁的时候，因为祖父科场案风波，兄弟俩避难到外婆家生活了一段时间，虽然说都是亲戚，但只有他们俩是外姓。这种相依为命，寄人篱下的处境，显然又加深了他们的兄弟情。
鲁迅那会儿正处于好奇心和求知欲旺盛的年纪，自顾不暇，还没有教二弟周作人“作人”的大哥意识。没有言传，但有身教。鲁迅对书近乎贪婪的热爱，让周作人印象深刻，甚至影响了他日后写文章，做学问的方式方法。
周作人多年后写回忆有关少年鲁迅读书的文字，许多细节都描述的一清二楚。
鲁迅能画书
在外婆家避难时，他们在大舅父家看到一册《毛诗品物图考》，这可能是鲁迅对美术发生兴趣的起源，看的眼红手热，就买来明公纸影描《荡寇志》里的插画。周作人自豪地说，在一众表兄弟中，至于图画，则除鲁迅之外，谁都动手不来。
鲁迅擅讲书
晚上早早就寝却不睡，给弟弟讲古今，还是个长篇连载，周作人完全听的醉了，以至于清醒过来，只模糊记得故事发生在一座仙山上，有“赤蚁如象”供差遣，可炼玉补（骨）肉，起死回生。
鲁迅会找书
在外婆家时，大舅父订了一份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必看的《申报》。大舅父只订不看，跟我们现在很多人买书不看一样，但鲁迅拿过来就读，到处找新杂志出版的信息，最后用剪刀把它剪下来。晚年周作人还能把报纸上的鱼肝油广告词背下来，这说明他当时应该是大哥的得力助手。
鲁迅爱抄书
只要弄到一部书，不管好坏，抄了再说，越抄越有方向，越有感觉。后来鲁迅买到一部《二酋唐丛书》，这书抄下来直接启发了《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学术巨著的编写思路。鲁迅的抄书癖好对周作人影响很大，晚年周作人文风大变，几乎全靠引用，连缀成文，人称“文抄公”体，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这段厮混在一起，纵情读书的少年岁月，鲁迅既完成了自我教育，也无形中完成了对二弟的文化启蒙。两兄弟企图玩到一起，有年龄相近的原因，现在就有志趣相投的意思，书，将成为他们兄弟感情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情感链接和精神纽带。
从此以后，周作人从血缘上的弟弟变成了鲁迅学识上的迷弟。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大哥要逃异地到南京上学了，在绍兴一起生活的日子，周作人是幸福的，因为有大哥可以信，在鲁迅离开绍兴的日子，留守的周作人慌了，开始和大哥通信，异地求学的青年鲁迅也开始有了大哥的责任感。
他在和周作人频繁的通信中，谈书，荐书，指导读书，开阔在老家周作人的阅读视野，但信里最想表达的，是对二弟和家人的思念。这段时间的鲁迅特别感性，他一到南京就写了篇杂记，寄了回去，里面说：远在千里的老亲弱弟，这会儿肯定在讨论自己到了哪里，一想到这里就柔肠寸断，涕不可仰。
周作人日夜盼望大哥的南京来信，来了信不光反复拜读，读完了还要认真抄写到自己的日记里，于是许多鲁迅早年的文章得以幸存。鲁迅的只言片语和随手馈赠，在周作人那里都是极为珍贵的。有一次鲁迅放假回家，带给周作人一张江南陆师学堂行图，周作人如获至宝，特地花了六分洋钱给裱起来。每当鲁迅放假回家和假期结束返校，周作人的心情就在大喜过望和黯然神伤中来回横跳。
大哥信里的异地见闻看多了，在家里听祖父呼来喝去的日子也受够了，周作人也想跟随大哥脚步，去南京这个异地念书，看世界，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哥鲁迅的果断支持。后来兄弟俩通信的剧情概要是：
周作人：
大哥，我想去南京念书，
家里不放行怎么办？
鲁迅：
别着急，我来办。
于是鲁迅跑前跑后，先去说动在南京的叔祖周椒生，接着，写信给家里的祖父，请求批准。过了家族长辈这一关，鲁迅又为周作人的南京之行做好了安排和准备。1901年9月18日，周作人成了大哥之前的学校，南京水师学堂的大一新生，从鲁迅的迷弟成了学弟。
鲁迅这时已经转学到矿物学堂，但这并不妨碍兄弟俩频繁来往。他们经常是，你下午来，我下午去，或者鲁迅到周作人的学校里住一夜，第二天再回去。还有许多次，下午来了，晚上又来。一天不见鲁迅，周作人就茶不思饭不想，只想洗洗睡。
他在日记里写道：候大哥不至，归而复作……即睡，时七下钟。
见了面，分享新书，一起读报，有聊不完的话题，对鲁迅影响深远的《天演论》，就是在这会儿看的。兄弟俩的活动，也不光光是看书，有一次鲁迅在句容下矿井实习回来，还给周作人带了一包铁、铜、煤矿石样品，让他开开眼。周末他们就到鼓楼游玩，下关喝茶。
周作人性格温顺，近于木讷，后来很多接触过他的，听他讲过课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但是和鲁迅同在南京读书的日子。却是他人生中难得的活泼时刻，仿佛和大哥共处的少年时光又回来了，这样又过了半年，很快，周作人又慌了，大哥准备去日本了。从挨着一起读书到分居异地通信的人生，又再次重启。
1902年4月4号，鲁迅抵达日本横滨，在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就像当年刚到南京那样，一落脚，他就把途中的日记《扶桑记行》寄给二弟，可惜后来遗失了。入学没几天，鲁迅穿上学院制服，拍了三张照片，其中寄给二弟这张，背后有个题词，这段词写的实在鼓荡人心。再有照片上的鲁迅，彼时英姿勃发，难怪周作人看了要去城南配一个相框，悬挂在室内，才能平复内心的悸动。我把这个题词完整引录如下：
会稽山下之平民，
日出国中之游子，
弘文学院之制服，
铃木真一之摄影，
二十余龄之青年，
四月中旬之吉日，
走五千余里之邮筒，
逢星杓仲弟之英盼。
这话得亏不是写给异性友人的，否则以文笔之撩啊，谁受得了呢。
日本是亚洲开风气之先的地方，鲁迅在那里接到了西方前沿思想的潮流和中国进步的变革力量，受了不小的震动。有了再不学习就要落后挨打的危机感。他把这个危机感写到了信里面，同步给在南京的二弟。
隔三差五给周作人开书单，让他买来看，托人带给他新书报，恨不得往他脑袋里插个U盘。周作人嘴上不叫苦，但都写在日记里，看《穆勒名学》三篇，苦不甚解。日后，周作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情有独钟，就是在这段时间打下的基础。
自己在南京只有苦闷，大哥在日本像开了副本，周作人开始对日本心向往之，只不过他没有鲁迅那么有主张和行动力。有一次官派到日本留学的机会没争取到，他想赌气退学，但被大哥断然拒绝。好不容易练满五年，熬到大学毕业，周作人历经曲折，得到了官费留日的机会。
1906年，鲁迅回了趟国。也就是被母亲骗回家成亲那一次。新婚四天后，鲁迅带着周作人一起回到了日本。从1906年到1909年，兄弟二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三年。这时，鲁迅已经从仙台医专退学，来到东京，打算专心搞文学。他相信文艺可以转移性情，可以改造社会。
那时候文科还不是什么服务业。在东京，鲁迅什么学校也不去了，他把学籍挂在一所德语学校。收购新旧德文书报，在家自修。因为他想要了解的那些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英语版本很少，只有德文还有。
一圈看下来，鲁迅决定以翻译为己任，把东欧和北欧国家那些富于叫喊、反抗精神的作品介绍到国内。在绍兴老家，跟在大哥后面看书，到南京上学，在大哥指引下找书看，周作人默默修炼了成了自己的内力，已经从当初的小迷弟，成为大哥的好搭档，文坛上的周氏兄弟登场了。
在日本期间，他们合译了《红星佚史》《劲草》以及著名的《域外小说集》等作品。兄弟俩配合默契，有时分工各译一部分，有时是周作人直接上手译出一稿，再交给鲁迅修改，这种穷留学生的时光是愉快的。周作人后来回忆说，他们翻译俄国长篇小说《劲草》时，是在阴冷的冬天，房间又大，可是他们说说笑笑，一边翻着，一边讨论着里面的情节，一点都不觉得困乏和寒冷，一直等到抄成一厚本。
搞翻译不怕困难，就怕犯懒，有段时间周作人不在状态，拖拖拉拉，就是不想好好工作。鲁迅越看越气，有一天给他来了点小暴力，挥起拳头在他头上打了好几下，幸好被好友许寿裳赶来劝开了。
鲁迅没说为啥打他，但事后周作人反省说，“如果是为了我不认真工作的缘故，确实该打。”不管是说说笑笑还是打打闹闹，其实都是为了对译作的质量负责，这里有他们启蒙民智的用心和厚望，容不得半点马虎。兄弟二人至交，许寿裳也通晓德语，他比对德文原文看了《域外小说集》之后，给出这样的高度评价：
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异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
搞翻译之外，他们还踌躇满志。办过杂志取名《新生》。可过程中不是人不到位，就是钱不到位，问题一堆，最终，《新生》也没有新生。折腾一通后，两兄弟还是觉得搞翻译，不折腾。
在合作译书这段时间里，周作人的译稿都要经过鲁迅的手改了一道，周作人的悟性好，一来二去进入了文章之道，也知道了鲁迅在文学上的造诣之高。从指导读书的大哥到指导写作的老师，鲁迅在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上，又多了一个新角色。自此，直至差不多决裂前，即便身为名教授，名作家，写完文章给大哥审阅修改，再拿去发表，是周作人始终保持的习惯。
时间来到了1909年8月，此时，他们在东京已经三年了，鲁迅决定结束前后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回国找事儿做。周作人这次不像之前一样，大哥去哪，自己就去哪。一方面，这时周作人已经出师了，他读书杂，文笔好，在语言上比大哥还要有天分。艰深的希腊文和梵文都开始涉猎了，所以在为文求学上不那么依赖鲁迅。
另一方面，日本的文化环境对他这种闷头不善社交的性格，比较友好，适合安静的做学问，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此时和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结婚了。女方家人多事多，一时走不了。鲁迅的回国，就与最后这一条有关，这个我们留到下文再说。
鲁迅回国后，在杭州和绍兴老家做了一些教育方面的工作，时间都不长，直到好友许寿裳给了他一个在教育部的内推，才在北京安定下来。又三年过去，这一年是1921年，大概在半年前，他亲自去了趟日本，连说带劝把周作人夫妇叫回了国，原因我们也一并留到下文再说。
刚回国时，周作人呆在老家没事可干，就远程给在北京的大哥整理了一些做小说研究的史料，往来通信不绝，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周作人一个堂堂的日本留学生，闲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鲁迅看着着急，他到处打听托关系，帮周作人在北京找了门路，这一找，就找到了1917年。
经鲁迅向北大校长蔡元培介绍，周作人得到一个北大国史馆编纂的工作，不久当上了北大教授。这一年，鲁迅37岁，周作人，33岁。也是这一年，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新青年》杂志，把编辑部迁到了北京。圈里人，早就知道周氏兄弟是人中龙凤，用老是来跟鲁迅约稿的钱玄同的话来说，我认为周氏兄弟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天时地利人和，他们多年勤修苦练，现在到了喷薄而发的时候。
1917年9月，周作人发表了他第一篇白话文作品，译自古希腊文的《古诗今译》，1918年5月，鲁迅一出手，就是名震天下的《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为兄为父，亦师亦友亦搭档，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怡怡的关系，发展到高潮，便是成为文坛上声名大噪的周氏兄弟。
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关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阶段，鲁迅着手落实他们的大家庭计划。1919年7月，鲁迅开始在北京看房，他要选一处宽门大院，把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兄弟家，及绍兴老家的老母亲，发妻，全部接过来一起住。看好房子，下面就是着手办手续买房，请工，买材料，搞装修，基本都是鲁迅一个人在忙活。
从7月初忙活到12月底，房屋改造工程全部完毕，全家三代12口人，住进了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的八道湾11号。八道湾11号是鲁迅最有名的故居之一。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迷雾重重的失和事件就发生在这座宅院里。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兄弟失和。
前面我们花了很长的篇幅讲周氏兄弟如何感情要好，如何从少年踏入中年，如何彼此成就，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画面。一般兄弟姐妹各自成家立业后，往往身不由己，都会因为一些现实问题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但他们整个的走向就是关系越来越紧密，好像那些现实问题从来都不会对他们产生困扰。
由于同在北京教育系统供职，也由于同在文学事业上相近的审美追求，更由于他们住在有衣同穿，有饭同食的理想国般的大家庭中，按理说，这种情同手足的兄弟神话会一直演绎下去，所以当这个兄弟神话有一天突然破灭之后，直到鲁迅去世，两兄弟再未相见，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的突发情况。
因此，也让我们对这段看上去很美的兄弟关系，不得不打一个问号。
还是让我们先回到1923年7月14号。这是他们兄弟关系破碎的一天，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此前，鲁迅是和周作人一家一起吃饭的。多年后，三弟周建人说到这件事还很气不过：居然敢不让鲁迅吃饭了，真厉害。
而从小记日记甚勤的周作人，这一天一个字没写，但是过了四天，他写了一封信给鲁迅：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面的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7月18日，作人
第二天，周作人把信送过去，鲁迅想和他谈谈，周作人没有答应。从这以后，不管是鲁迅还是周作人，关于这件事就再也没有提过了。周作人的信和拒绝坐下来谈谈的姿态，给鲁迅的冲击很大，他觉得没有什么再说的必要了，更没有继续同住一屋的可能了，所以仅仅过了一周，他就到外面看房子，准备搬出去。
8月2号，鲁迅和朱安就搬进了砖塔胡同里。这次失和并没有在沉默中结束。1924年6月11日，也就是大概十个月之后，鲁迅到八道湾取自己东西，结果被周作人夫妇污言秽语一通辱骂，据说骂到上头的时候，周作人还拿起一个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朝着鲁迅砸过去，幸好没打中，被前来说和的有人劝开了。
回到砖大胡同的家，鲁迅大病一场，一个多月才好，晚年鲁迅久病不治，似乎就在这里埋下了病根。从平静的绝交信，到辱骂，再到大打出手，这对兄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鲁迅生前从不提，也没人敢问。
1936年，鲁迅逝世之后，他这方面的线索似乎是断了，周作人起先不愿意谈，后来态度发生了转变，晚年写了很多抢救性的回忆鲁迅的文字，被问起关于鲁迅的问题，也积极回答，可是关于这件事，他只有三个字：不辩解。
这再一次显示了这对兄弟的默契。当事人不开口，但这不是说就无从分析背后的原因了。关起门来，外人只能乱猜，但门里的家人还是有些观察的。老三周建人心直口快，他言之凿凿说，鲁迅和周作人失和的真正原因是家庭纠纷。过日子，不过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个字，八道湾的周宅也不例外，所以这个家庭纠纷分析起来，其实一个钱字闹的。
这里就要来给周家算一本经济账了。上文说，八大湾住宅几乎是鲁迅一个人出钱出力包办下来的，为此也背了不少外债，但他把这个当家的经济大权让给了弟媳妇羽太信子，自己和周作人是家里的两个经济来源，周建人当时工资还没着落，鲁迅这边的情况是：教育部月薪300，后来会有欠薪的情况，不过他还有稿费等副业收入。
周作人的收入情况是：北大开的薪水后来涨到了200，他兼课程有220，再加上稿费之类，这阶段每个月的收入甚至比鲁迅还要多。两兄弟除了留下一部分作为买出应酬之外，都交给羽太信子。交到羽太信子手里，至少每个月是600块。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只要支配得当，用来指引全家十几口人和两三个佣人的开销，是绰绰有余的。
但事实证明，羽太信子不是一个称职的当家人。兄弟失和后，母亲虽然对老大，老二何以闹成这样感到不解，但她对邻居于芳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据统计，仅仅是1920年这一年，鲁迅向朋友借钱就有21次。徐广平说，鲁迅跟她讲过八道湾的情形：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有时刚借钱回家，就看到医生的汽车从家里走出来。他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过汽车运走的呢？
周建人很心疼大哥，说，鲁迅晚上写文章，买香烟和点心的钱都没有。鲁迅还是老样子，出钱又出力，今天小孩生病，明天大人住院，全是他忙前忙后。送医院、探视、看护。1920年，他的日记里有整整三个月，都在记录去医院的事情。可是这些付出并没有得到当家人羽太信子的感谢，非但没有感谢，反而增加了对鲁迅的不满。
这个不满有两层，一层是周作人那会儿，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收入水平，都跟鲁迅不相上下，甚至是略冒一头，信子一开始就想分开住，不愿住到一块。
第二层是，鲁迅会有一些劝周作人不要乱花钱的话，传到了信子耳里，让她觉得是在批评自己。由此，心生不快，她会扔掉鲁迅带给自己小孩的糖果，也不让自己小孩到他屋里去玩。
羽太信子性格强势，又有歇斯底里症。个性软弱的周作人被拿捏的死死的。鲁迅对许广平说过，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尽管已经委曲求全，但鲁迅是个性格强势的人，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表面是兄弟起纷争，实际上是大伯和弟媳的矛盾。
鲁迅虽然没有明说，不过从一些边边角角的信息里面都可以看到，对这位弟媳，他是有意见的，例如，他在1924年，用“宴之敖”做过笔名，在1927年的小说，《铸剑》中为里面的剑客取名叫“宴之敖者”，鲁迅对许广平解释过，这个名字含有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的意思。
从1919年年底，全家人入住八道湾，到1923年8月鲁迅搬出八道湾，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这种整天为钱奔忙，焦头烂额的大家庭生活，很快走到了尽头。在突如其来，又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兄弟失和中，这个大家庭的理想，最终分崩离析。
失和之后，鲁迅和周作人还通过三弟周建人，以及共同的好友间接说明了彼此的情况，动态，甚至表示隐约的关心，但从前兄弟怡怡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周作人记得，八岁前，有一次哥俩在祖母的床前，通过一个兄弟失散的小戏，两人来回行走，大哥贤弟的呼叫，叫声很是凄苦，可就是找不到彼此。现在看这个小故事，似乎成为了如今兄弟俩结局的预言。
现在我们回头看这桩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鲁迅要负主要责任，他的问题就在于：太负责了。鲁迅一直把自己定位成家庭和家人的供养者和牺牲者。从他和周作人这条关系来看，我们发现，周作人就像一个拽着他大哥衣角，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的巨婴。被保护的很好，所以他们经常生活在一个共同环境，但是看到的感受就像是两个世界。
少年时避难外婆家，被大舅父蔑称为“乞食者”，回到家被家族长辈逼迫在不利于自身的协议上签字，这些鲁迅默默的扛了下来，对周作人没有提起过。所以鲁迅想到年少的经历会情绪波动到无法冷静。周作人对少年的记忆却有一丝美好的滤镜。
到了日本留学时期，鲁迅更像是弟弟的全职保姆。周作人说，“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所以鲁迅在日本看到了给他极大震动的砍头幻灯片，周作人只看到了上野的樱花，浪漫地落成了一片。
那句话说的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习惯了跟在大哥后头，自然什么事也就不想出头，于是周作人在日本结婚，要养家，还要养妻子一家，鲁迅二话不说，回国找事做，给他不停的寄钱，替他养。后来家里的田产卖光了，实在无法支撑他们在日本的开销。鲁迅去日本把周作人叫回来，心里还很不忍，怪自己无能。
因而，后来他执意要把一大家子聚到一起住，把自己的全部收入供养弟弟的家庭生活，就有一种补偿的心态。鲁迅说，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
但是一个自己过的不舒服，不幸福的人，又怎么能建立一个舒服幸福的家庭呢？在兄弟失和的那个难眠的夜晚，我想，鲁迅一定想明白了这个简单而又朴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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