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友人杨晓升的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是需要勇气的，我读之屡觉自己脆弱。他的笔从第一页开始，就对独生子女的意外夭折进行了近乎残酷的描述，读来确实令人非常痛苦、压抑和感慨。这部作品在结构上并不复杂，前几章写了6例惨痛的个案，最后一章是从“面”上做了更广阔的描述与思考。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深深感到，杨晓升奔波于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不仅要付出相当困难、艰苦的劳动，精神上还需要有一种坚强的东西，这东西恐怕不仅是勇气，我想这东西体现在他身上大约一是爱心二是责任感。
对于作家，所谓责任感，并不是社会有什么责任要他去承担，而是他的爱心、他的智识使他能看到我们生存环境中存在的缺憾和损失，并且会深感有责任把这些东西描述出来。责任感这种东西在一个人身上，不是短时间可以生长起来的，这是一种从很早就开始孕育的宝贵素质。阅读这部作品，那么多触目惊心的沉甸甸的惨痛故事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要创造和维护一个社会的安全，特别是成长中的孩子的安全，实在是一个社会中人人有责的大事。
书中，北京某大学历史系王副教授的一段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她面对杨晓升的采访，起初极不愿意再提那件使她非常痛苦的事，但“说着说着，她激动起来，对当今中国的城市交通状况和市民的素质大加痛斥”，她除了讲到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解决公共汽车拥挤和道路严重堵塞等问题之外，还说道“现在市民的素质太差了，挤车时争先恐后从不考虑别人、从不考虑谦让孩子和老人，真是太可恨了，否则我的儿子也不至于被他们挤到车轮底下……”。她的11岁的儿子，在放学回家乘公车时就这样死于“车祸”。我们不能忽略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对都市交通安全、对孩子成长安全的沉痛思索。她说：“现在的城市交通状况真是让人难以忍受，到处都存在车祸隐患，到处都存在生命杀手。”
她说得过分吗？我想，她因为失去孩子，比别人更容易看到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隐患，无论是谁，都没必要等到再发生类似的不幸时才看见那些隐患。要建立一个社会的安全，不仅需要制度建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文化素养，我们对待孩子和老人的态度，都有“匹夫之责”。阅读这部作品时，我不禁想起我妹妹给我讲过的一次美国遭遇。她说某天夜里她开着车大约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警车在后面喝令她停下，她因听美语还有困难，压根儿就不知道是在叫她停下。那时正是深夜，路上也没什么车了，她继续把车开得很快，一直开到家门外才停下。她刚走出车门，就听到许多警车呼啸着从四面八方围上来，把她和她的小车围在中间了。警察下车，一个个举着手枪对准她，并大声对她喊话。她正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她的在美国出生的4岁女儿从小车里钻了出来，要妈妈抱，她就抱起了女儿。于是，奇迹出现了，她发现眼前的警察瞬间就发生了改变——没有谁发出什么指令，她发现每个警察举着手枪的手都不约而同地垂了下来，枪口朝向地面。警察眼睛里方才还令人害怕的目光也变了，变得温和。警察的声音也变了，从喊话变成了温和的问话。警察问：“您手里抱的是谁的孩子？”这时，我妹妹已有些吓蒙了，不知回答。她4岁的女儿却答道：“这是我妈妈。”警察一听，是很标准的美语。警察又跟小女孩对了几句话，然后手枪都装进了枪套。警察们上车，警车纷纷开走了，没事了。事后，美国人告诉我妹妹，在美国，孩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警察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枪口对着孩子，不能使孩子受到惊吓。
即使一个家庭有多个孩子，孩子成长中的安全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当“只有一个孩子”时，一旦发生意外伤害，造成的不幸和引发的问题就特别突出而严重。创造人们——所有的孩子和老人、女人和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从这个层面上说，杨晓升的这个“悲情报告”不仅对孩子的成长安全提出问题，发出呼唤关爱之声，更对成年人的社会责任和人文素质提出批评。
由于历史的原因，“计划生育”成为我国国策，在过去30多年的推行中已经取得的综合成就是不言而喻的。“独生子女”也由此成为我国独有的国情。从杨晓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我国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专家中的全国政协委员，多年来都深切关注和研究这一国情发展变化中的利弊得失。杨晓升以报告文学的方式进入这个领域，通过对关乎家庭、关乎命运的具体故事的描述，使更多人通过阅读和思考共同来探讨独生子女成长中的人生问题以及民族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等等，其意义是现实的，也是宏阔的。
我读这个作品，看到大量不幸事件，给我十分强烈的印象还是，我国15岁以下儿童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人数之多，与他们是不是“独生子女”在总体上并无多大关系，但与15岁以下儿童尚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关系密切，这反映我们生存的环境中存在不少不安全的隐患。在美国，一个幼小的孩子能在瞬间改变美国警察枪口的方向，那里是有一种社会性的保护儿童安全的人文素质的。在我国，“只有一个孩子”的环境，应该促使我们每个人对创造更为安全的社会环境负有更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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