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什么是自由？迄今为止孟德斯鸠说的应该最简明：“自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任意行事的权利”。对照这个一望可知的定义，反躬自问，为什么我们活在定义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身受更多的自由沐浴？也许杰弗逊所说的“自由的土地必须一寸寸夺取”才是真正的答案。
倚在椅子上，望着窗外被写字楼点缀着的阳光，忽然想起去年听过的一节儒家课：身穿改良版汉服的大陆新儒家学者说，随着特朗普当选，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另一位学者则说，革新了的儒家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我们要再度儒化中国，儒化亚洲、世界乃至宇宙。
主张“中道文化”的某私立学校校长也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西方有而我们没有的，我们不必羡慕；我们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也有你们没有的！”
这近乎绕口令般的壮语，似也隐喻了我的思想。思辨，有时就是如此。然而在东风完全压倒西风的课堂里，我的叛逆性格又发作了。在崇尚西哲的环境，我总会下意识地考虑，东哲真有那么不堪吗？而在这崇尚东哲的语境，我又开始为西哲鸣不平了。
于是，随心而动，更应该说是“天赐良缘”，我来到了千字文华。
面试那天，我被公司充实而精致的书架吸引。如果书架也有平装、精装之分，公司的书架一定属于“精装本”。书的内容则更胜其表，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孟德斯鸠、刘军宁、贺卫方、卢梭、埃德蒙·柏克、茅于轼……这些名字，足以让书架格外厚重和深邃。
我没有读过这些书，这是我所欠缺的——我和两位编辑老师坦白道。而编辑老师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一边读书，一边负责文案工作。
最先读的是刘军宁老师的《保守主义》。由于孤陋寡闻，此前并不知其人其书，来公司后才有幸初闻，刘先生可是大家啊：《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唯一入选的政治学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某教授说，“刘军宁是国内最清醒的自由主义者”。
保守主义，或许让人觉得是守旧、不开化，但实际上完全相反——她保守的是自由，而非不符合文明和人性的旧习。她主张有序、渐进的改革，而非大破大立的激进革命。幻想家头脑中构建出的乌托邦，如若试行，势必造成灾难。只有在传统的土壤里，保守曾有过的自由因子，日拱一卒，才能结出文明社会的善果。
保守主义反对包揽一切的政府，因为这会抑制民间的自由。没有自由则没有活力，也不会有什么幸福。这让我想到“家长式”这一概念。在家庭中，包办、专制的父母，一定培养不出独立、自治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大多依赖、无能、缺乏勇气与胆识。除非是特别清醒智慧的孩子，他们会合理反抗甚至“教化”父母，并因此成为极具勇气与胆识的下一代。
这样的子女，想必可以称作保守主义者——保守自己的自由。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大抵亦有相似之处吧！
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
上班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刘老师的《天堂茶话》写文案。此处有两点可说。一是创意。老子与孔子在天堂相遇，发生了一场对话，探讨治国之道，论及古今，贯通中外，重新精译了《道德经》八十一章的内容。诚然，虽然都是“老子说”“孔子说”，但实际上都是“军宁说”。军宁先生借先秦二圣之口，阐明了后世新哲之道，讲清了国家应有的目的、政治应有的逻辑、社会应有的秩序、政府应有的责任、官员应有的品行、公民应有的权利，可以说，是文明社会应有的常识普及之作。
语言风格也体现了对人“自由”的“保守”——并非严肃地说理，而是不乏生活情趣，老、孔的口中竟还道出了英语，但并不让人觉得突兀，反而增加了全书的魅力，读之仿佛圣人就在眼前，智慧而生动。
我想说的另一点是，敲键盘的时候，内心一直有个声音：“精益求精啊，对客户负责”。两位编辑老师是这么教的，事实上，整个公司的氛围都是如此。仅从公司运营的几个公众号就可见一斑，比如“思想酷”“启与示”等，光名字就让我眼前一亮。
我自觉与这氛围并无违和。下班回家，想起工作有瑕疵之处，立刻用自己的电脑完善之。期间与编辑老师讨教，才知他们也一直在工作状态。准确来说，是工作与生活融为了一体。毕竟，我们是思想服务者，思想，无时不生，智慧，无时不发。思想与智慧，本身就是无所不包的，思想者，又何必执着于工作和生活的分别？
除了刘军宁先生，迄今印象较深的还有钱满素先生、刘轩华先生、王建勋先生、林达夫妇、张鸣先生、茅于轼先生等等。在公司随手就能找到他们的亲笔签名著作。林达、张鸣、茅于轼不用说了，我跟旧友说起，他们也是如数家珍，是大开风气的先行者。开篇提到的那位认为新儒家高于自由主义的儒家学者也说，“茅于轼老先生是经济学家中的好人，民主派中的正派人。
钱满素先生是1949年后首批赴美留学者之一，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其所著《美国文明三部曲》，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度，是国人深度了解美国不可多得的好书。著名历史学家雷颐曾说：“钱满素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位学者。”是的，钱先生知名度似乎没有周杰伦那么高，但如果你读了她的书，就会有对雷颐先生连连点头的冲动了。
刘轩华先生是资深企业家，从商二十多载，始终勤于读书与思想，“以诚信为圆心，以智慧为半径，以勇敢为半径外延的速度，以主动为半径外延的加速度，以圆为事业大小，是为圆道”，这是刘轩华先生在其著作《圆富》中提出的“圆道”理论，您觉得怎么样？让我大开脑洞的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人类，都在圆道理论的覆盖范围内！
王建勋先生有著作《驯化利维坦》。利维坦，何许“人”也？原来，它是《圣经》记载的一种怪兽，在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中用来比喻强势的国家。“驯化利维坦”的含义，也就不言自明了。本书是写给热爱自由者的书，旨在阐述有限政府要义，如果你想清晰了解民主、限政、自由、三权分立、联邦主义、有限政府等概念，语言通俗又不失专业严谨的《驯化利维坦》是极佳的入门书。
特别喜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系列的书籍。您知道为什么吗？您一定猜不到---是因为我的鼻子。我的嗅觉范围内，一旦存在着理想国系列的书，就深深陶醉，欲罢不能。这个系列的书真是太醉人了。当年读的第一本此系列的书是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大家集体登场之余，那独特的纸香让我印象深刻。如今，我又沉浸在这书香中，却已不再单纯是一个读者——想想真是开心！
这一套“理想国”是广西师大引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韦伯作品集”。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大师，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国度，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巨擘。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我国，其知名度尚不及卡尔·马克思。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西方，新教伦理为现代事功（即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在中国，尽管传统中国有诸多成就现代事功的条件，如人口流动、城市经济、土地私有、货币流通等，但儒释道文化不能提供基于法治、诚信、理性上的现代化精神动力。滕祥志先生在《中华文明面临的韦伯命题》中说，“韦伯命题，对中国学界乃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的知识挑战”。
对于此等高深问题，我不敢有确凿的评论。有趣的是，在初识韦伯的当天晚上，便看到新儒家学者发表观点：韦伯命题是个伪命题。此人说：“比起新教伦理，以儒学为主统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法治、诚信、理性精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能提供的现代化精神动力只有更加丰富。韦伯说‘不能’，是因为昧于儒学，昧于仁义礼智信五常道至高无上的普适性。中国之所以匮乏法治、诚信、理性等精神，背现代化的道路而驰，是因为反掉了传统，反掉了儒家。”并且认为，中国历代每当衰落之时，多是因为违背了儒家精神。
到底谁说的对？对目前的我来说，恐怕只有细细研究、认真思考，才能大概有个判断。
如今的中国人，比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可以说自由多了，各种思潮的涌现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这种自由中，我们得以兼听百家，独立思考，寻找自己人生的价值。可见，自由是多么重要，在自由难以得到完全保障的时候，保守自由，又显得多么珍贵！
拿我本人来说，感恩我所遇到的人，尤其是家人。当年，我忍受不了教育体制，从大学退学；后来因为体质原因，选择素食，再后来又只以水果和坚果为主。他们在听了我的解释后，都予以了理解和支持。我也感恩，那些曾经好意劝说我的人，建议我留校，建议我吃肉，甚至组团来劝说我。我感谢他们，但我无法认同。有时，我甚至联想到宗教法庭。
世界上有不少人的饮食与我类似。我得以了解，全拜读书所赐，而能够读到这些书，则全拜自由所赐。如果没有改变饮食，想必我不会来到现在的公司，因为身体也许会支撑不了，因此，可以说，自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自由是多么珍贵！所幸，我现在拥有一定的自由，而放眼世界，热爱自由、保守自由者也越来越多。
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呢？只有当你愿为自由而行动的时候，你才可能获得自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那么对于别人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不愿为自由而行动，他们根本不会启程；如果美洲殖民地的人们不愿为自由而行动，他们怎么会团结一致，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如果中国人民不愿为自由而行动，怎么会有辛亥革命的爆发？如果中国台湾、韩国人民不愿为自由而行动，怎么会促成专制政府的开禁放权？
……
当然，自由并不是放纵。保守主义主张“有序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也并不等于极端的“平均主义”，后者恰恰是违反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如果错解了这些概念，其所指导下的行为，也不会得到预想的结果。正如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所说：“如果自由流于放纵，专制的魔鬼就会乘机侵入。”所以，如果说自由的前提是愿为自由而行动，那么行动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等概念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而不仅仅是空喊口号。
换言之，就是要传播思想、普及常识。而这，正是我所在的千字文华（先知书店）一直在努力耕耘的事情！
中午时分，我又倚在办公椅上，同事们大多订了外卖，而我也拿出了我的午饭——两根香蕉。我们不时闲聊，谈笑风生。窗外的阳光照进屋内，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注：本文作者陈大力，文章系公众号“思想酷”首发，若想阅读更多精彩文章，欢迎关注公众号“思想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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