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莉·波特曼—2015哈佛大学毕业演讲
娜塔莉·波特曼，美国著名女演员，曾出演《这个杀手不太冷》、《星球大战》、《黑天鹅》等电影作品。全文有删节。
2015届的毕业生们，你们好。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库拉那院长，各位老师、家长，尤其是各位毕业生们，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高年级委员会，真是我参与过的最令人激动的事儿了。
我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毕业12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对自己的价值有种不安全感，我必须提醒自己，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是有特殊原因的。
我今天的感受，和自己1999年作为新生初到哈佛时的感受很像。说起来我还是觉得有点难以置信，那时你们还在上幼儿园吧。那时的我觉得一定是哪儿出了错，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聪明，能进入到这个校园。
在开始前，我要先道个歉，这场演讲不会太好笑，我不是个喜剧演员，我也没有找到枪手代笔。但是今天我在这里想告诉你们，哈佛明天就要给你们毕业证了，你们在这里是有原因的。有时你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和无经验，会引领你们去迎合别人的期望、标准或价值。但是要知道，你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无经验去开拓你们自己的路，一条摆脱了“事情本该如此”的路，一条独特的路。
前几天，我带着快四岁的儿子去游乐场，我看着他玩街机游戏。他玩得特别专注，努力把球投向靶子。作为一个犹太裔母亲，我已经往远处想了20步，开始想象他成为职业联盟球手的样子，投球精准，手臂健壮，注意力集中。但很快我反应过来，他当下要的是什么，他玩投球就是为了用积分换蹩脚的塑料玩具。奖励是比比赛更令他激动的。我当然想鼓励他享受比赛带来的快乐和挑战，享受练习带来的进步，享受做得好带来的满足，享受达到目标时的成就感。但所有的这些，在一毛钱的塑料小人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塑料小人有着黏黏的可以伸展的手臂，还可以贴在墙上，那就是奖励。从孩子的天性中，我们能看见许多我们自己最原始的天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也许你们也是。
无论在哪，奖励都被当做虚假的偶像来崇拜。声望、财富、名誉、权力，你们将会曝露在这些面前，即使不是曝露在所有这些奖励面前，也会遇到其中的许多。当然我今天被邀请来这里演讲，除了我是个值得骄傲的哈佛校友之外，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我在生命中获得了一些让人羡慕的玩具，包括一件不是塑料做的、不那么蹩脚的东西：奥斯卡小金人。我个人的感受是，毕业演讲的时候我们常会遇到这样的成功巨人，他告诉你，成功带来的果实并不常常那么值得信任。但我觉得这种成功和它果实的矛盾是可以被调和的，事实上很有教育意义：如果你知道自己做事的目的，取得成功就很棒；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成功的果实，就会变成可怕的陷阱。
我的高中在纽约长岛高中，那是一所公立学校。哦，你好，长岛！和我一起上学的女生们都拿着普拉达（Prada）的包，烫着直板烫；她们说话的口音，我作为9岁才从康乃狄克州搬来的女孩，需要模仿才能适应。我上高中的时候互联网才刚刚起来，因此大家不太知道我是个演员。同学们对我的印象是我的书包比人还大，总是满手白白的涂改液。我在高年级年鉴中被评为“最可能成为《危险边缘》节目选手”的人，《边缘游戏》是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益智问答游戏节目。换句话说，就是被评为了“最呆的书呆子”。
《星球大战》第一集刚上映的时候，我来到哈佛大学。我知道别人都会盯着我，我担心大家会觉得我只是因为名气才进的哈佛，他们可能觉得我配不上这里严格的智力标准。虽然事实的真相也差不多。
我在来哈佛之前从来没写过长达10页纸的论文，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写过5页的论文。我被一个从道尔顿中学还是埃克塞特中学毕业的同学彻底吓到了，他眼神淡定地说，和高中相比，哈佛的课业量真是太轻松了。我完全是不堪重负的状态，我觉得一周阅读1000页书简直不可想象，写50页的论文更是我永远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我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向外表达我的观点，我甚至连跟自己说清楚都做不到。
我11岁就开始演戏了，但我觉得演戏不是一件严肃而有意义的事。我出身于一个学术世家，非常在意别人是不是在乎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在新生见面周的第一天，就遇到五个同学，分别这样对我说：“我将来会成为美国的总统，请记住我对你说过的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伯尼·桑德斯、马克·卢比奥、泰德·克鲁兹、贝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
说真的，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对他们自己的预言，他们的承受能力和自信本身就是他们预言的最好证明，而我却没办法不怀疑我自己。我能入学只是因为我有名，这就是别人怎么看我的，也是我怎么看我自己的。
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我决定要在哈佛做些严肃而有意义的事情，那种可以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的事情。
18岁的时候我已经演了7年的戏了，我想我要在大学里找一条更严肃、深刻的道路。于是大一那年秋天，我决定辅修神经学和高级现代希伯来文学课程，因为我是个严肃、有智慧的人。不用说，我本该两门都挂科，但你们知道的是，我拿到了B。直到今天，每个周日我还会祭拜异教的神灵，感谢它保佑了分数的膨胀。
但当我奋战于希伯来文学课的一个个字母，还有神经应答的不同机制中时，我看见身边的朋友们在写关于航海和流行文化的论文，看见教授在上关于童话和《骇客帝国》的课。我意识到，为了严肃而严肃，这本身就是一种虚荣，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为了对抗半想象出的自我而故作的一种姿态。我成为演员是有原因的，我热爱自己做的事情。我从同伴和导师们身上也能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够用了的理由，更是一个最坚实的理由。
我毕业的时候就坐在你们今天坐的地方，在花了四年的时间去尝试对其他东西的兴趣之后，我向自己承认，我已经等不及要回去拍更多的电影了。我想要讲故事，想象他人的生活，并帮助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我已经找到了，或者说是重拾了我的理由。
你们现在，或者至少明天就会拿到一个奖励，这个奖励就是你们手中的哈佛毕业证。但是这毕业证的背后，你给自己找到的人生理由是什么呢？
哈佛大学的学位对我来说，是我在这里被激发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是我在此维系的友谊；是格莱安姆教授告诉我，不要去描写光线是怎样照进花朵的，而是直接描写花朵投下的影子；是斯卡里教授谈到戏剧是一种有变革力的宗教力量；是凯瑟琳教授向我展示大脑是怎样只靠想象就能被激活。虽然这些并不能帮助我回答我最常遇到的问题：你穿哪个设计品牌？你的健身秘诀是什么？能说几个化妆的小贴士吗？以前被问到这些愚蠢的问题时，我会感到尴尬，但从拿到学位之后，我的哈佛学位和其他奖项一样都是我个人经历的象征，那些经历把我带向了这些奖励。木质地板的报告礼堂，秋天的彩色落叶，热腾腾的香草托斯卡尼尼，在舒服的图书馆椅子上看的精彩小说，在食堂里边跑边喊：“啊！城市脚步！城市脚步！城市脚步！”
现在回过头来，浪漫化我在哈佛的时光，是很容易的，但我在这儿也有过非常艰难的日子。19岁，第一次心碎，吃了有强烈副作用的避孕药，在冬天的几个月里想念阳光，这些曾在我大二时带给我一段很黑暗的时光。我曾经几次在跟教授会面时大哭起来，对于本该努力拿下的任务难以承受，甚至早上都不能从床上爬起来。那时我对学校课业的座右铭是：做完，不用做好。只要能做完功课，就算让我吃超大包的酸味软糖都行，只要能写完一份10页的论文就好了。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壮举，我不断地重复对自己说：做完，不用做好。
几年前，我跟丈夫去东京玩儿，去了那里最著名的寿司店。我是素食主义者，但即使只吃素菜，那寿司都是我梦想中的味道，所以可见有多好吃。餐馆只有六个座位，老公和我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把米饭做得如此惊艳，超出了所有其他的米饭。我们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把店做大一点，做成这个城市最火爆的寿司店。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东京所有最棒的餐馆都那么小，而且只做一样料理：寿司，或者天妇罗，或照烧。因为他们想要把事情做好做漂亮。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对特定事物追求完美过程中，获得的快乐。我现在仍在学习，学习如何做“好”，哪怕也许永远也做不完。在这过程中，快乐、对工作的热情以及我们达到的专业程度，可以给我们服务的对象一种特别的享受，也会给我们自己带来特别的享受。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自己做电影的原因。我的第一部电影1994年上映，这又是一件很吓人的事，因为那年你们中的大部分人才出生。电影上映的时候我13岁，我现在还能一字不差地引用《纽约时报》对我的评价：波特曼小姐的造型摆得比她的戏好得多。这部电影的口碑普遍不温不火，商业方面更是惨败。这部电影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在欧洲叫做《杀手里昂》。而20年后的今天，在我拍了35部电影后，它却仍是人们说起我时提到的最多的一部片子。人们告诉我他们有多爱这部片子，它怎样地感动了他们，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电影。
我感到非常幸运，我第一次参演电影的经历，在当时，在任何角度看，都是一场灾难。我很早就学到，我从业的意义应该来自于拍电影过程中的体验，以及触碰人心的可能，而不是获得行业或商业上的奖项，或影评的认可。何况，这些最初的反应还可能会错误预测你作品的最终价值。
我开始只挑那些让我产生热情的工作来做，参与那些我知道能从中获得意义的经历。这把我的经纪人、制片人、观众都弄糊涂了。我拍了一部外国的独立电影《戈雅之灵》，四个月来我每天学习艺术史，读戈雅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文献；我拍了动作片《V字仇杀队》，我学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自由斗士”的东西，也有人管那叫恐怖主义。我拍了《王子殿下》，那是一部与丹尼•麦克布莱德合作的古装喜剧，我笑了整整三个月。我可以决定自己的价值，而不是让票房或权威来决定。
到了拍《黑天鹅》的时候，那整个经历都是我要的。我对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写我，已经完全免疫了，哪怕是些最负面的话。我也不在乎观众是不是愿意来看我的电影。过程中很启发我的一点是，当芭蕾舞者的技巧达到一定程度后，唯一能让你和他人区分开来的，是你怪异的特点，甚至瑕疵。有位芭蕾舞者很出名，是因为她转圈有轻微的不平衡。从技术上说，你永远都无法做到最好。总有人会比你跳得更高，或姿态更美。你唯一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发扬你的自我。
《黑天鹅》这部电影想说的就是，书写你自己。我和导演一起把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改成了：“完美了。”因为我的角色妮娜只有在为自己找到那种完美和愉悦，而不是由别人来定义完美的时候，才真正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所以当《黑天鹅》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我也开始得到赞扬的时候，真正让我感到骄傲和感恩的是，我完成了与个体的连接，触碰了人心。我建立起了自己价值的真正核心，我需要它保持一定的独立，不受他人回应的影响。
人们告诉我，《黑天鹅》是一次艺术上的冒险，演绎职业芭蕾舞者是一场可怕的挑战。但我觉得促使我去演的并不是勇气或胆量，我在做的是一件没有准备好要去做的事，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局限性，正所谓无知者无畏。曾经在大学里，缺乏经验让我感到没有安全感，让我想要遵循别人的规则。而如今，它却让我变得敢于接受挑战，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那是挑战。当导演问我是否能扮演芭蕾舞者时，我跟他说我基本上就是个芭蕾舞者，当时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进入到拍摄准备期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距离真正的芭蕾舞演员还差15年的功夫。这逼着我付出了上百万倍的努力，当然加上特效和替身，终于有了最终的效果。但关键是，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冒这个险。而这次冒险给我带来了一次最美妙的艺术体验，我不但感到整个人完全自由了，还在拍摄的过程中找到了我的先生。
同样地，我刚执导了第一部电影《爱与黑暗的故事》。我对摆在我面前的挑战一无所知，这是一部时代片，对白全是希伯来语，片中我本人也作为合演明星，跟8岁的小演员对戏。这些都是我可能被吓到的挑战，因为我对这些完全没有准备。但我对自身局限的一无所知就像是种自信，把我带到了导演的座位上。一旦坐到那儿了，我就必须解决所有的问题，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我能力不够，我也坚信我能处理好这些事。信心只是战役的一半，另一半是靠拼命的工作。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深刻，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经历。当然，我不是怂恿你们在没有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去做一场心脏手术。不得不说，拍电影和其他行业相比不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犯了错也可以用特效来弥补。而我要说的是，趁着现在不太自我怀疑，要好好利用这个阶段。我们年龄越大，越会变得现实，越意识到自己能力的缺陷。而这种现实对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好处。
人们总说要放手去做你害怕的事，这对我从来不管用。如果我害怕，我就会逃跑，我甚至还会劝我的孩子这样。恐惧在很多方面保护了我们。对我管用的是，放手去做我无知无畏的事情。人们总是批评孩子，和自我膨胀的人，不该拥有超过实力的自信。其实，如果它能让你去尝试以前不敢尝试的东西，也是一件好事。没有经验是财富，它能让你从最原始和非传统的角度去思考。接受你经验上的匮乏吧，把它当做你的财富。
我认识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告诉我他无法作曲，因为他了解太多的曲目，以至于一开始想谱曲，已有的曲目就立刻冒了出来。对于一个刚开始的新人，你最大的长处之一，就是你不知道事情应该是怎样进行的。你可以自由地创作，因为你的脑子里没有塞满太多现成的曲目；你不会想当然认为，事情应该怎样进行，你唯一知道的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试。
在座的各位将来都会成就伟大的事业，这是毋庸置疑的。每次着手去做一件新事儿的时候，你的缺乏经验可能会带你走上一条循规蹈矩的路，也可能会让你摆脱路径依赖，即使你没有意识到你正在摆脱它。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自己，那么即使你的路奇怪而坎坷，也将完全是你的。你能预设衡量事情的奖励是什么，这让你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
下面这段话，可能会像选美的美国小姐选手发言。我想说，我经历过最真实的人类间的互动，是跟FINCA小额信贷组织一起，去墨西哥走访乡村银行的妇女们。那段时间，我们见了当地最早，也是唯一一位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乡村年轻妇女；跟着解放儿童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建造可持续学校；在卢旺达跟自然保护主义者追踪黑猩猩。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它是事实：帮助他人最终会帮到你自己。跳出你自己的世界去关心一下他人的生活，这会提醒你，你不是宇宙的中心。不管我们慷慨与否，我们都能改变他人的生活，就算是在工作中，剧组成员、导演、演员们给我的小小善举，也会深深地影响我。
当然，我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我与家人、朋友之间分享的爱。我祝愿你的朋友们也能伴随着你，就像我在哈佛的朋友们，毕业后我们还是互相作伴。我的同学们至今关系非常亲密，我们互相安慰、疗伤，也在彼此的婚礼上尽情跳舞。我们在葬礼上互相扶持，也抱着对方的新生儿轻轻摇晃。我们一起参与项目，帮助朋友找到工作，也在朋友辞掉烂工作时开派对庆祝。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在创造第二代的友谊，我们这些头发乱糟糟的、疲劳的上班族家长，一起看着他们蹒跚学步。抓住你身边的好人，别让他们跑掉。这所学校给你们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一群会成为你一辈子的家人、益友的同学。
我记得剑桥镇的春天总是让人生气，明明院子里洒满阳光，室外扔飞盘的人们笑得那么开心，但我们却要面对八个月黑暗的室内苦读。就像是学校能够操纵好天气一样，让这成为留在我们脑海中的最后记忆，让我们总想回来看看。但随着岁月的增长，我离开这里越远，就越知道这所学校的魔力远远比控制天气更厉害，它改变了我想问的问题。引用我最喜欢的思想家亚伯拉罕·约书亚·赫施尔的名言：生存还是毁灭，并不是问题；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如何生存，如何毁灭。
谢谢大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你们会如何创造你们一定会创造出的美好了。
翻译 包世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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