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第一周，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比如近几个月的规划；还有些不太重要的决定，比如把周记重新公开。这么做是希望可以和更多的人交流，也让自己的表达中少一些感性化和自我情绪表达。另外尽量争取周更，主要是避免给自己太大的束缚和压力。毕竟“忙成狗”也算是研究生生活的新常态了。

以往的公开周记都发在人人上，新年换新平台，简书的界面还比较友好，喜欢文字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玩。内容方面还是老样子，主要是时评、书评和个人的生活感受，偶尔会有些影评和剧评。周记一如既往不搞写作逻辑预设，想到哪写到哪，主要供练笔和自我反思用，行文杂乱，请大家体谅。

时下 ▪ 外滩的喧嚣

外滩的喧嚣不只在黄浦江畔，更在虚拟空间。

新年第一周内从一系列悲剧开始。

上海外滩跨年夜踩踏事件余波未消，黑龙江几位年轻的消防员又因公殉职，接着是法国《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案。我不想对这些事件本身作太多的评价。我更关注民众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和舆论场的各方声音，尤其是外滩踩踏事件。

和所有的负面事件一样，外滩事件符合了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规律。比如，事件发生后短时间内，就有关于“高台撒钱”的传言出现；再如，在官方消息停留在求证、调查阶段时，就出现了大量基于这个传言的各种谣言。疑似撒钱主角的女性炫耀微博截图也被当做证据成为网络热点，接下来的人肉搜索、网民的口诛笔伐接踵而至；当然，对于体制的抨击甚至攻击是绝对不能少的，“35人红线”的经典谣言依旧存在市场，政府在整个事件前后的缺位、错位；信息传播渠道的不够顺畅、预警机制和应急反应机制的失效，都成为人们诟病的焦点。

外滩事件究竟是政府责任更大还是民众责任更大？对于事件本身我们该有怎样的反思和教训？人们似乎不太关心这些非常基础也最重要的问题。无论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归结到最后，炮轰的矛头永远是政府和体制。是的，在这个国家政治就像空气，“体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对于一个组织化程度极高的社会来说，理论上来说任何事件都可以同这个组织化体制联系起来。但是在这种指责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该意识到，一概把归结到体制上，会不会缺少了问题的针对性？或许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政治体制和国民性上，但这就好比可以把你的一切烦恼归结到“你是人，而人就是不完美的，就会出问题。”动辄上升到体制层面，算不算一种反思社会问题的惰性？哈贝马斯说现代政治文明有“四大危机”，当下国内社会舆情的这种现状，或可提供佐证。

更令人遗憾的是，嘈杂的舆论场中还夹带着大量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反而是为了发泄私愤，最终导致矛盾激化的言论。地域歧视、民族歧视、阶级歧视等等，只要仔细观察热点事件，这样的歧视性情绪一定不会缺席，外滩事件当然不会例外。在对于现场细节的各种描述中，省籍属性被一些人一再提起，有人反思活动参与者本身的问题，就有人迅速跳出来撇清自己所在群体和参与者的关系。整个事件中的负面形象，拒载伤员出租车司机、豪车内零点拥吻堵救援路的男女、栏杆后谩骂警察的青年，人群中恶作剧的人，包括那位疑似撒钱的女子。我只想问，这些人的地域和阶级属性还重要吗？如果重要，那么“喊话撤退哥”、深夜紧急出动的基层民警、临时加班到清晨的医务人员、缅怀活动中的各地游客和本地民众，他们的身份属性重要吗？

当然没有人听得到这样的疑问。很多人关注这个事件，仅仅就是为了宣泄。这种不正常的氛围，却在很多网络社区和平台上频频出现，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平台我曾一度认为是相对高素质的人群在使用。是这些平台本身出了问题，还是非理性表达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语系？

当下的中国，人人都肩负重压，人人都需要情绪宣泄，你要呐喊，我也需要吐槽。但有了情绪就难免丧失了理性，与其说公共议题的讨论缺少一种氛围，我倒觉得欠缺的是前提和共识，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利场”）各说各话，或者在不同的价值层面泛泛地探讨相同的问题，这就带来了沟通成本的增加。于是原本该是“言论的自由市场”变了质，鸡同鸭讲倒在其次，人身攻击铺天盖地，谩骂与诽谤甚嚣尘上，让人没有耐心去做理性讨论。我们是不是该好好想想，“有话好好说”怎么就这么难？

当然，反观自己，很多时候在网络空间的表达也难免失控，翻阅过去在社交网站的对话和辩论，偶尔会出现被情绪裹挟而语言极端，甚至造成逻辑不能自洽，为了辩倒对方而辩的情况。面对很多让人看了就忍不住要吐槽的议题时，如何心平气和地去讨论；面对意见相左、甚至在价值层面就有严重冲突的论者，如何寻求基本的共识作为沟通前提，把握讨论的言语尺度。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外滩还是那么喧嚣。可是，屏幕后涨红的脸，键盘上青筋暴起的双手，那些充斥在我们耳边的电子讯息，比喧嚣更喧嚣。

扯 ▪ 泥瓦工与总工程师

没有系统性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没有壁垒，没有壁垒，你就是可替代的。

记得第一次听到“职业的可替代性”时，还是高中时的某个晚自习，教务主任光明顶在即兴演说中，频频提到这个概念。当时他的主题思想就是，你必须要让自己具备足够的能力和独特性，在未来的职场上让别人难以替代你。

大学选择新闻系就读，“可替代性”的问题长久萦绕在大脑里，出现在饭桌上甚至卧谈会中。它持续困扰着我，就恰恰是因为，新闻系的职业门槛太低，可替代性太强。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自己在吃老本，这个“老本”指的是学习习惯、信息搜集能力、文字能力和记忆力，却难以用“学术能力”或者说学术基础来概括。大学四年的时间给我带来了的成长是多方面的，但在学术层面似乎很有限。新闻学科本身的待完善性、国内新闻学科教学规划的设置缺陷等等客观因素，加上懒惰的主观问题，让我对新闻学这个学科本身的认识都很有限，更不要说专业学习的系统性了。前不久看了一个知乎答案，更让我对回答者产生极大的共鸣。

对专业的学习缺乏系统性会带来什么后果呢？系统性的学习知识是有积累性的，有一个科学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非系统性的知识是零散的、缺乏积累的。这就好像修筑大厦和盖一大片平房的区别；而没有积累也就缺乏壁垒，就是可以被替代的，或者说替代成本极低。这就是说，平房随便找个施工队就能盖，拉几个农夫跟着师傅学半个月就能独立上工，但能修建高楼大厦的建筑集团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指挥修筑的工程师不仅要具备正统的专业训练，更要有多年的积累和磨练。这就是区别。

其实这种积累性的区别也体现在深造程度的差异上，从进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区别，也是积累性的差异。如果本科还可以停留在“通识教育”的层面，那么研究生阶段就更应该注重“专”和“精”。但这种专和精是需要基础的，新闻学科的问题在于带着你“阅尽世间繁华”，可都是浅尝辄止。前不久看喻国明老师的文章，对“新木桶理论”十分赞同。互联网时代看重的不是短板，而是长板的长度。多年来关于专业化分工与交叉性人才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在我看来这两者是完全不冲突的：它们分属于不同的Level，在专业高度分工的后工业社会，大部分人都只需要负责自己所掌握的很小的领域即可，至于真正意义上的“交叉性人才”，前提是你要对至少两个领域有足够深厚的积累和认识，而不是在每个领域都蜻蜓点水，走马观花。

对于新闻系出身的我而言，曾经以为自己在学科连贯性方面会有一些优势，没想到在导师见面会上，胡正荣老师一语道破：“呵呵，我就是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委员会的，国内本科新闻学科的那些情况嘛，我是知道的。”当时只能苦笑。言下之意，新闻系本科生能学到什么、实际上学到了什么，知识系统性的程度有多高，这些答案的贫瘠程度，恐怕我们自己心里都清楚。

光鲜的成绩会掩盖很多问题。所以大学四年，别人都学了不少打地基、基本结构的活儿，已经为修建一个摩天大楼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工作，我却还在为自己建设了大量结构精巧、外形酷炫、材质尚佳的平房沾沾自喜，忽略了自己能力方面的短板和终究是个泥瓦工的事实。读研以来，认识了太多优秀的小伙伴，相对他们而言，本科的学习经历于我恐怕是减分的。想要和他们并肩，我就要做好加倍付出的准备。

半年多来自己一直在调整，传播学虽然也是年轻的学科，但有足够的宝藏等待我去挖掘。我试着开始新的积累。因为只有积累才能有壁垒，有了壁垒，才是不可替代的。

乐观来看，良好的泥瓦工经历还是多少有些益处的，建筑领域的基本能力没有荒废，甚至还有精进，在盖平房的过程中也get到不少提高工作效率的新技能，有了很多新体会。更何况成功的经验能让我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对新的挑战——假以时日，泥瓦工会成为总工程师吗？

谁说不可能呢。

（图片来源：人人网福报公共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