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以政令来管理，以刑法来约束，百姓虽不敢犯罪，但不以犯罪为耻；
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百姓不仅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
道指的是“宣导、引导”，齐指的是“约束”。咱们之间不用谈礼，不用谈义，咱们谈的是规矩。
这也是现代国家常用的方法。
但孔夫子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是，老百姓不敢去犯罪，毕竟惩罚很重，春秋战国、秦朝、汉朝时期的肉刑，比如割鼻子，砍腿，削人身上的各种地方，非常的严苛。
但以这种严苛方式管理国家，老百姓内心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我只要不犯法，你就说不着我。
老百姓会变得无耻。内心并没有对自己的约束，也没有向上的那种力量。
孔夫子希望的是，讲德性、伦理和道德；约束人的是礼，一件事不是讲的法律或者判几年刑，讲的是这事儿是否合礼，这样做“你面子上过不过得去呀？”
比如《白鹿原》这部书，讲的是整个中国的变化，白嘉轩那个时代，出了任何问题，宗族礼法带来的压力，就让你在村子里无法立足。族人的闲话、被人戳脊梁骨、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就让你受不了。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老百姓不但会有羞耻心，还会守规矩、有品格。
不过现代人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胡适认为，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如果人人都讲道德，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混乱；而在一个混乱的社会当中，如果人人都讲法律，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规矩。因此胡适认为，应该多讲法律，少讲道德。
这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国家混乱了，大家的价值观变成了都在想方设法多吃多占，此时的法律是强约束，道德是弱约束，强约束是必须要去做的事，弱约束是倡导你去做的事。
因此，胡适讲的有一定道理，在乱世中，强约束的法律很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需要拿它出来宣讲。
但孔夫子的理想是大同世界，好上加好。社会已经规范了，此时需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让老百姓有更高的追求。
这也是现在希望大家多读书，知道各种各样的知识，让大家能够“慎终追远”，“民终归后，有耻且格”。
孔夫子和胡适的这两种思想，是两种不同环境下的治国境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
“我十五岁的时候终于发现了学习的乐趣，并且立志于此；
三十岁时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领；
四十岁时，我已经不会轻易被外物诱惑；
五十岁时，我学会和自己和解；
六十岁时，一些冒犯我的话，我也能听得进去了；
七十岁时，我已经能做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也不会越出规矩。”
很多人都喜欢用孔夫子的这些年龄段做的事情，来和自己作比较。
就像孔夫子一样，有的人15岁找到学习的乐趣，决定要考大学；觉得学习中带来的乐趣大过玩的乐趣。
但有的人都30岁了还没活明白，30岁还喜欢搓麻将，像小孩子一样觉得玩有意思，没觉得学习有意思。
孔子的15岁是个转折点，觉得学习有乐趣。
孔子30岁时，有人已经在问他这件事应该怎么做，那件事应该怎么解决，说明30岁的孔子已经自立了，有了自己的专长和立足之地。
40岁前我们经常被外在东西吸引，找工作问的就是多少钱的工资，不懂得“钱不重要，前途重要”。到了40岁后，要稳重下来，要有根基，价值观以及使命，做自己该做的事。
40岁不受外物所惑，不被物质牵绊；
50岁而知天命，并非是认命的意思。而是不再和自己较劲，不再那么痛苦，不再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安安稳稳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50岁和自己和解，战胜内心的恐惧和欲望，内心变得更稳定；
60岁的境界更高，能从别人骂自己的话中听出道理来，也就是什么话都能听了；
有人骂孔子说：“累累如丧家之狗。”
孔子说：“说的太形象了！我就是这样的到处乱跑呀！”
这就是“六十耳顺”的境界，能从骂声中听出道理来。
当今社会，80岁还充满戾气，见谁都不顺眼的老人似乎不少。
可见，六十耳顺的境界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做到的。
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即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和世界和解，明白法律、边界、道德、伦理，不是约束你的东西，而是保护你的东西。
当你觉得管束你的东西很多而感到痛苦时，可能是你的修为还没有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你的人生还需要修炼。
因此，孔夫子的这几个人生阶段的境界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明白我们人生境界的次第，知道我们修炼的方向，还有很多的潜力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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