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
1、小说《呐喊》深化了他早年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首开20世纪文学最深刻主题——国民性批判的先河，还深切关表现了两个与之相关联的重要副 主题，即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和探讨中国国民精神 与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小说《彷徨》各类知识者的生活已占据主要地位，从《呐喊》中对启蒙主义的怀疑和反思而折射自身，开始了对自身的拷问，和对于中国现代知识者个体文化人格及其现实生存方式的批判和探索。
2、历史小说《故事 新编》，收录作市里新编历史和神话故事。鲁迅认为，历史小说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种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另一种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本小说采用第二种。油滑是其特色，即是指一种语态和语式，本意是指不庄重的调侃或取笑，有意亵渎对象，其效果是使对象从庄严神圣一变而为滑稽可爱，并至于在笑声中倒塌。这其实是鲁迅后来惯用的杂文手段。油滑可谓是玩世不恭的格调低下，当然会以严肃性的丧失为代价，用在历史人物身上，更不免有插科打诨之嫌。鲁不提倡，但并未停止使用，由于油滑在鲁迅实际上是一种集讽刺、幽默与调侃于一身的混合物，彼此无明确分隔线。在本小说中油滑特指用现代生活细节的描写，冲击和侵入历史故事或人物言行的做法。这表现在塑造主要人物时，常常先取现实中某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和行为细节，对人作出新的评价和处理。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正是隔着并依存于这种时间距离，历史才变得似乎很庄严神圣。但在鲁迅看来，这种历史的神圣感，其实也就是历史的尘埃，它把历史人物包裹得像出土文物，土花斑驳，古香古色。鲁迅相信，就如”鼎在周代，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灿的”（且介亭杂文二集点“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样，历史人物也不例外。鲁在此小说中用大量现代生活细节的介入，消去了历史尘埃，将历史性消解和还原来毫无神秘感和崇高感的“当代性”，从而使今人能毫无距离地“贴近”古人，并看清他们的真面目。这些表明了他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所持的不拖鞋的批判态度。
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使其中的历史故事，变成了一种具有强烈的“当代性的讽喻性的历史寓言。而这种历史故事的“当代性”趋向，又造成了读者与现实生存关系的“间离性”。它拉开了读者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使他们借助于史鉴，以观照和审视社会现实，并获得富于历史感的启迪成为可能。
3、散文诗《野草》：“用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这正是“难于直说”和不能不采用“诗”的话语方式的原因所在。
4、散文《朝花夕拾》：记人散文表现出作者对于人的理解和评价的独特眼光和尺度。
记事类散文都承载着记忆本身的欢乐与痛苦，它不仅表现出对于天真烂漫、幼稚顽皮、充满生机、天性自然的童年生活的留恋，也深深印着扼杀儿童天性的封建礼教、家长专制及其教育方式的仇恨与责难。
回忆不只是人们对于人生经历的回顾，在回忆发生的时候，常常不仅有现实的触发因素，还往往意味着人在面对现实生存时，给自己的人生经验以重新定位。
对现实的针砭乃至讽刺，还多处描写了故乡的风俗。
5、杂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基本思想都是文化批判，并且是启蒙主义“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延续和发展。
二、郭沫若
新诗集《女神》：早期对泛神论认识较模糊，吸取了泛神论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面，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崇拜自然界和人世中一切具有必然规律的东西。对于那些违背必然性的偶像、道德，都主张破坏。这样，就使他泛神论思想与个性解放自由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武器。他的诗里充满乐观主义激情。但是泛神论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和自然、社会是对立的，作为有自觉的意识活动的人不能与自然界混同起来，不能做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而应通过 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与改造，获得自由。所以，郭的泛神论思想虽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有时也导致他去消极地顺应自然，寻找个人心理的自由自在。
《女神》表现的时代精神的五个方面：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世界大同的色彩和青年们的烦恼悲哀。在一定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精神。
历史剧：5个，采用悲剧体裁。他认为“照艺术的性质来讲，悲剧是更感动人的东西，教育意义更大”（《沫若书简点致刘忠武》）“悲剧的教育意义比喜剧更强。”读这些悲剧，我们并不感到消极悲观，而是一种悲壮的斗争精神在激发着我们与日寇、反共顽固派作斗争。英雄的格调，悲壮雄伟的美是历史剧的重要特点。
小说：大部分写他留日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感觉。或写民族压迫下弱国子民遭受义愤，或诉说贫困生活对自己和家庭的煎熬，或表现对性爱甚至是畸形爱的渴求。此是受20世纪20年代德国风行的表现主义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更多和更直接地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
私小说共同特征：一是主张描写自我，二是主张暴露作家的私生活，暴露私生活的病态性和肉欲的苦恼。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私小说表现的心境多是个人范围，而郭表现的心境则属于时代和社会。
三、茅盾
在现代与茅盾齐名的几位小说家中，巴金侧重是于从情感、思潮方面展现时代精神，老舍侧重于从风俗的视角来记录时代风貌，而茅盾则着重从政治经济的层面来提示时代主题。
当时都市文学一是以茅盾、楼适夷等左翼作家和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为主干的描写上海十里洋场的创作；一是以老舍为代表的描写北京皇城古都景象的创作。对上海洋场的描写更具现代品格。
对都市文学的片面理解：认为都市文学在人物塑造上偏重于写资产阶级，在题材内容上偏重于揭露洋场世界的腐败与糜烂，在艺术形象上又欧化味很浓，无论在反映以农民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与过程方面，还是在新文学的文艺大众化方向的实践意义上，价值都不大。比较启蒙、叛逆、救亡等文学主题，离历史主潮较远。
《子夜》：中国现代都会城市大致分两类，一类以北京为代表，那是一种古都皇城景象，虽然半个世纪来的欧风美雨不会忘却去侵蚀它的封闭与庄严，但数百年来政治文化上的帝都尊严和地域环境上的内陆特征使它具有更多的惰性与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拒斥力，因而，无论是在经济组织、社会秩序、人口结构、阶级地位，文化构型等方面都显示出较大的稳定性。另一类以上海为代表，这是一种洋场商埠气派。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生活瞬息万变，命运转换莫测，任何意料之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稀奇古怪的人物都可能出现。
他对封建士大夫的官本位文化传统的彻底背弃。在清末谴责小说中，官场与商场的对立是因为官场黑暗险恶，商场相对而有公平清静，一些士大夫弃官为商或做实业乃是不官场黑暗同流合污，不得已的行为，仕进之途依然诱人，官僚政客依然显赫尊贵。而本小说中，官司本位文化显然已完全被“金钱本位”的文化心态所替代。
徐曼丽之流的交际花，本就是现代都市腐烂生活土壤上繁殖起来的一种特有的寄生虫，她自身既是都市的牺牲品同时也传播着都市社会的毒素。但是，诗人、学者、律师在充满田园情调与古典理想的中世纪社会却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民，即使在贵族文化与儒学传统保存得较多的北京一类城市中，他们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往昔的荣誉与尊严以及忍耐寂寞与清苦的气节与毅力。在上海，他们却不幸与交际花一类的都市“恶之华”等量齐观，这是近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金钱实力极度膨胀的结果，是半殖民地化都市中社会价值观念畸形发展的必然逻辑，因为正在为攫取利润而血肉相搏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其它都市文学出现“非中国性“，可能在于，一是作家过于注重揭示上海洋场的殖民化的外在特征，二是过于强调都市生活的偶然、多变，因而人们大多为一种瞬间的，突发性的心理内容，缺乏一种支撑人物性格的历史内容。
但是《子夜》人物个人的命运中凝集与浓缩着整个民族近百年所有的历史悲喜剧内容。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这种联系既包括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倾销，也包括西方世界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输入。
上海这类由商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沿海口岸城市，外国的资本势力急剧膨胀，民族文化根基又相对薄弱，随着都市经济结构的严重倾斜，建筑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西方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也逐渐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其它都市文一般集中体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外在物质文化。《子夜》对都市特有外在物质文化标记的描写占有微少的部分，主要笔力集中在上海社会各类人物的内在文化心理剖析上。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戊戌维新的立宪变法，辛亥革命的引进政体，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所进行的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这种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过程经历了由技术到政治再到伦理道德革命的三个阶段。
“蒙受近代文明恩惠最多的是都市，受害最深的也是都市。”
马克思瘰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0页。）这就是说西方社会在现代的“乡村城市化”之前还有过一个长时期的“城市乡村化”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的衔接使得欧洲现代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在心理距离上没有拉开太远，精神壕堑也不是裂得太深。而中国近代社会都市与乡村的分化则是一种外力强压下的遽然断裂，被这种分化席卷到现代都市的知识分子对都市文明所特有的都市病缺乏应有的精神准备，何部这些“都市病”还是异民族的舶来品。这种精神上的无状况和情绪上的焦虑，无疑只有强化现化知识分子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恐惧与戒备。转移或消解这种焦虑心态的最佳途径便是乡土、自然与童年的记忆。
在这半殖民地化的都市里，没有人虔诚地恪守封建性伦理道德，也没有人积极地效法资产阶级诞生期的那种“英雄行为”和“理想准则”。
有的论者曾经用雄强刚健的阳刚之美与优雅含蓄的阴柔之美来概括海派和京派的不同没美学品格。但要指出的是，过分偏重外在感官的 刺激与奇异怪诞，阳刚之美就很容易变得粗糙凌厉，过分讲求文化情趣的优雅与精致，阴柔之美也很可能变得小家子气。但《子夜》重视感觉却并不依赖感觉，他饱含情绪却不纵容情绪，而是用一种高度智性的力量去统摄感觉与情绪。所以，《子夜》在美学品格上呈现出阳刚与阴柔兼济、感觉与情绪相生、悲剧与喜剧交织、热烈与冷峻共振的综合性、浑融性与宏阔性，从而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在阳则与阴柔之外又增添一种雄浑、崇高的美学品格。
四、巴金
人道主义：虽受西方人道主义的影响，但没有那样富有系统性和理论性，他主要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产生的一些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他向往一种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能互相尊敬，每个人的个性过生日取胜自由发展。
无政府主义：他从阶级论观出发，认为“人类并不是一个整体，人类从来就是分两个阶级的：一方面是主人，是人类领袖，一方面是奴隶，是平民。”巴金也表述过和凡宰特相似的理想：“我愿与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使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巴金：《点滴点点滴》）
巴金的人道主义是基础，爱国主义是贯串行为始终的一条红线，无政府主义则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现，民主主义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一个补充。
五四以来的文学大都充溢着伤感情调，很少英雄至上的气概。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
《爱情三部曲》包括雾、雨、电。
五、老舍
《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饥荒，其中能看到对民族优秀传统的热爱之情，更清醒地看到这文化“有点发霉发烂了。有许多病太的遗传基因的传统文化，“在国家太平时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象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老舍《四世同堂》），而当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国家危难之时，这文化就更显露出它的惰性，更能使人清楚地看到它是怎样阻碍历史的进程。作者不惜笔墨对中国家族主义进行了批判，在长期封建高压文化，老百姓也逐渐养成了一种泯灭个性，遇事谨小慎微、中庸折中的处世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雅。隐居读书，不问世事是雅；吃喝讲究，穿戴入时是雅；言行规矩，不忘礼节是雅。也同时发掘民族文化中的精神宝藏，如坚贞不屈，善良仗义、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等。
浓郁的京味儿与幽默是其独有艺术风格。如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世态风俗及市民文化心理。市民文化心理如讲面子、讲礼仪、讲规矩、讲排场，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市民性格懒散、苟安、谦和、温各与懦弱。
因话剧《龙须沟》获“人民艺术家”称号。
其散文前期闲适冲淡，后期歌颂党和社会主义。
六、曹禺
命运四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受继母戏迷，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戏曲浸染；同时其继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意蕴主题：原罪意识与曹禺喜剧人道德忧虑（伊甸园里有两果树：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人祖亚当、夏娃本来只食生命之树的果实，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但蛇出于嫉妒之心，诱惑人祖偷食智慧之果，从而触怒了上帝，把他们贬谪人间带罪修行。这个神话传说表达的是原始初民对于人类起源的一种无知的解释，但在后来的基督教义中，又被逐渐深化成为一种道德理念的象征：智慧之树象征着邪恶，蛇象征着诱惑。
作者揭示人的罪恶欲念的最炎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金钱与物质的永无休止的贪婪。原罪的另一延伸意义是基督伦理道德的贞操观。往往又体现为一种人类原始生成的蛮性力量。
1、原罪意识 作为曹禺戏剧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忧虑，它深刻地反映了曹禺对于人性不平衡状态的内心恐惧。人的动物性使人经常无法自我约束，那么人与自己创造的文明社会的公开对抗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曹禺不仅向观众或读者群众揭示了原罪与人的动物特性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又以人的灵魂的自救或救赎，为人类社会公德的重建指明了方向。
人经常将自己的状态荒唐地理解为是人的本质状态，将自己的认知谬误视为永恒真理，“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雷雨》序）必须通过忏悔与救赎的途径纠正自己自以为是的错误，必须使偏离了正确思维轨迹的道德意识重新回到人的灵魂中来，以基督精神为前导，实现上帝神性对人物动物特性的绝对控制，人类社会才会充满幸福。
2、博爱意识与曹禺戏剧的人格追求
费尔巴哈说：“爱就是上帝本身，除了爱以外，就没有上帝。爱使人成为上帝，使上帝成为人。（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85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周冲作为善的意念象征，他的人生信念就是真诚、宽容和与人为善。行善是施爱的一种表现方式，而方达生与愫芳则直接是以上帝的使者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隐约可看到牧师与修女圣洁身影。
还表现出强烈的带有西方现代色彩的开放性家庭理念。“爱”在作者的笔下，并不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是情感温馨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儒家的道德偷学说所营造出来的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弟和睦这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看到的却是中国传统家庭理念的虚伪性和自私性。曹禺存在彻底打破传统家庭观念的意思。其本质意义就在于这种行为意味着人必须彻底打破自己的自私与私有观念kw有清除掉这种思想认识上的情感障碍，人的灵魂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建立广施人类意识，这正是基督精神的内在要求。首先，只有对上帝无限忠诚，才能获得爱的重要意义，所以，基督教反对其他偶像崇拜。实际上，基督教要求人们抛弃家庭崇拜，并不是指要人们脱离与家庭的物质关系，而是要求人们在精神上淡化空虚狭隘的家庭观念。否定家庭观念的理论意义，就是要否定以血缘或种族关系所形成的人的狭隘自私观念。
人物形象：贪婪型，淫乱型，仇恨型，使徒型
托尔斯泰曾说：耶稣基督在谈论人性的时候，“承认 两种永恒的不可毁灭的力量都存在，认为人类生命就是这两种力组合起来的。动物本性的力和上帝子民的意识的力”，真正的人的生命，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克制“动物本性的力，去接近每一个人的内心中发现并意识到的天国的完美”。（托尔斯泰：《天国在你们心中》，第245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圣经说：人所犯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新约点歌林多前书》第六章）
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施“博爱”。耶稣基督以其自身的殉难，替人类承担了一切苦难，同时出消泯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视，这是《圣经》故事 中最本质的东西。
愫 芳“她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很像中世纪的苦和僧一样，不要幸福，就是幸福。”（《和剧作家们谈谈书与写作》，《剧本》1982年第10期）她绝不是一个由儒家文化铸造而成的中国良家妇女形象，却颇似来自于巴玛修道院里的圣洁贞女的幽灵再现。
夜色与黑暗在人们的潜意识层次里，通常又是与神秘、恐惧、感应、幻觉等超现实的心理因素纠缠在一起：”在夜晚时辰，善良的和邪恶的鬼怪及精灵，纷纷出现而布满全世界。“（弗洛姆：《梦的精神分析》，第20页，光明出版社，1988年版）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凡懂得人类心理的人都知道，要一个人放弃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快乐，比什么事情都更困难。”（《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4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恶 对善的毁灭，是“世界末日”到来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动物特性对于人的神性因素彻底胜利的必然结果。
七、沈从文
“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从文自传》，《沈从文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他的历史视野里，无论政权如何更迭，统治者凭借手中权力，滥杀无辜，谋取私利的本质毫无改变。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都根源于以这种政治权利的依附。这种认识，导致他对20年代军阀政治及其后国民党政治权利的批判，也导致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革命暴力推翻反革命暴力的政治主张产生怀疑。
沈从文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不仅在于他以小学毕业的学历，因缘时会，最终成为一个著名作家和文物学家，还在于他所提供的对人生的认知方式。
苗族聚居区，是一种原始的民族宗族制与部落联盟，因而，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与伦理观念，在这里尚未完全得到承认与确立，而更多地保留着原始的巫鬼文化的遗风。沈称之为“神尚未完全解体的时代”。
在沈从文的思想 中，生活和生命这两个概念，既非关系，也非交叉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关系。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为了延续后代的婚姻行为。在沈从文看来，人需要生活，但仅仅满足于 生活，而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又是靠某种投机行为或坐享现存方得满足时，那么，这种生活与动物的行为无异，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水云》，《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生活失去了人作为人的自己，也失去了生命力，人生便灰灰无生气。
沈颂扬了湘西山民原始的单纯、雄强与热情，即使这种雄强与热情 以野蛮的形式出现，他也对包含其中的原始生命力予以肯定。但是。沈终究不认为是这是生命的理想形式，这种符合单纯的生命形式，到底还处于一个原始自在的状态，他要求人对生命要有一种从自在状态上升到自为状态的自觉认识，切实把握自己的生命的航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排除偶然和情感对理性的干扰。
沈看到了人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和情感对人拥有的巨大 力量，在人生途路上，不能”唯意志“行事。生活中到处是”偶然“与”情感“设下的陷阱，人无法避开这些陷阱，稍一不慎，便陷入而不能自拔。
我们看到了沈对人生认识的基本构架：人生由生活和生命构成。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没有生命。只有生活而无生命，便与动物无别，只不过是一种兽性的表现。生命使人摆脱单纯的兽性，它所含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和超越具体的人生形态的”神性“，即”理想“。”人性“与”神性“，是生命发展的两个阶梯。从”人性“到”神性“，这是生命的一种飞跃。
”唯一的医药还是时间，时间使一个时代的人类污点也可以去尽。“（《废邮白底，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沈从文文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边城》惠誉参半。毁者认为边缺乏现实意义，与时代的要求不合，是”生活于现实社会“而”神往于过去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意识的反映“。誉者则认为边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评价虽不同，但认定边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桃源式的原始纯朴的人情美。
边中民风纯朴，人人善良，即不存在明显的、人格化的”棒打鸳鸯散“的邪恶势力，也没有窜掇其间，挑拨离间的小人，可是小说最终结局却是悲剧性的，为什么？
沈不想将故事处理成一般的社会悲剧，在着力揭示出陷伏于背后的文化根性，即边的悲剧，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的悲剧。
沈通过象征手法揭示出两种人的文化存在方式与两种价值观的对立，走马路-要碾坊，所体现的则一种现化文明价值观：以金钱为本位，而人的本质被出让。一方面这里古风犹存，还有着对古老淳朴的人生价值观的信守，而另一方面，一种与之对立的以金钱为本位的价值观已以在边城浸润传播，在改变着边城人的原有的所信所守。边的悲剧正是湘西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命运。从其延伸意义来说，也是对整个中国的文化命运的焦虑，从而弹奏出一曲不胜抑扬的伤感的乐音。
前期散文，既有秀丽如画的山川，又有丰饶的物产，与山川相对应的是社会现实的黑暗腐败，与物产丰饶相对应的是人民的悲惨命运。不仅真实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经济上受到的残酷压榨，及其在贫困和死亡线上的凄惨挣扎，还进一步揭示出他们在封建专制下遭受的精神摧残，同时充满深情地描述着他们生命神圣庄严的一面，透露出他们生命力的坚韧与顽强，表达对社会压迫的反抗。其中带有的民族倾向，洗雪历代统治者强加于苗族人民头的耻辱，唱出长期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心声。
后期《从文自传》是一个自然之子逐渐朝理性与知识皈依，是自我由理性精神的蒙昧，身不由己听凭命运的播弄，朝渴望获得”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的转移；是从对社会的现存秩序与观念的被动接受、承认，走向怀疑与不信任。
《从文自传》活脱出一个山野精灵形象 。近乎本能的对生命自然的渴求与家庭、学校各种成规对生命压抑之间的矛盾。
人之为人的生命真谛：摆脱金钱、权势以及现存一切有形秩序和无形观念对人性的扭曲，保守住 人之为人的本来，并进而寻求个人与群体的自由、完善及人生价值的实现，生命的本质便是美与爱，这爱包括了自爱与他爱，为达自爱，就必须具有”惧怕心“与”羞耻心“。这惧怕，并非胆小与怯懦，而是出于对生命尊严的虔敬。
金钱以生活虽好像是必需品，对生命似不必需。
八、张天翼
新人的新体现在当时只用阶级分析 法而摈弃其他审视社会和人生的理性思维的左翼文学阵营内，张继承了被许多人忽视甚至是遗忘了的鲁迅确立的国民性批判主题 ，在左翼作家中率先把文化批判和阶级分析结合起来。
张最长于描摹小市民尤其小公务员的奴才心态和嘴脸。
新人的新还体现在平民意识和讽刺才能相结合，构成”含泪的笑“。老舍的讽刺不失厚道，张的讽刺相当尖锐。
师承鲁迅。张意识到一个作家应该像鲁迅那样对人生怀有最大的热情，创作震撼人灵魂的作品。要是”对人生冷淡，无所善恶，无所爱憎“，不想去洗涤人们的灵魂，就创作不出《阿Q正传》那样的作品。
师法鲁迅对于悲剧和喜剧处理，往往于悲剧底色上增添一点喜剧色彩，使悲剧愈显其悲，人物刻画更见其深刻。
张没有拓展也没有深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但，他为国民性批判增加了活生生的例证和实质性的内容。
在《包氏父子》里，如果 老包的奴性中除了愚昧外还掺杂着忠厚善良和父爱 在里面的话，那么小包则只是充分地完全地体现那种骄下谄上的奴才根性了。
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已在朝两个方面消解：一是朝集体主义方向，这是经过了白色恐怖之后的带着理想和幻想的一部分热血青年的选择，虽然影响很大，但相对而言队伍并不庞大；一是朝宗法人伦文化回归，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彻底动手封建文化的根基，即使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大学校园内，传统的首先规范行为方式，依然占据统治地位，更不用说积污纳垢的校园之外的社会了。相当一批曾经奋斗过的知识 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和家庭制度的依恋。
于是未老先衰的症状在人与文化之间不断地恶性循环，逐渐削减民族创造力。宗法人伦制度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潜意识 里，使人们不自觉地把这当作奋斗失败的避难所，实际上成为奋斗航道上的巨大 漩涡。
界齐的一切，甚至包括他在五四时代的奋斗，都是在为着个人的眼着利益而挣扎，为这样的目的而奋斗，不可能执着于任何理想，只可能 在庸俗中打滚。
中年人的心理和世故，老年人缺乏自己的创造力和奋斗精神，而青年人又没有自己的成熟和智慧。
尽管新文化运动给传统道理以巨大冲击，但离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尚远，每每沉渣泛起，复古成风。
华威先生有三点时间紧，争领导，地位高。
新生里主人公决心 从此告别陶潜式的隐士生活，学做墨翟，同大后方的人们一同吃苦：开始我的新生。可是到新环境之后，他却一直没有能够新生，就像史涓生那样：渴望新生，即始终不知道怎样跨出那一步。
九、赵树理
受祖父熏陶，培养成一种朴素的善恶观念 ；父亲热衷阴阳卦术；母亲爱好念佛看戏，促成了赵日后对民间文学的熟悉和爱好。
十、钱钟书
钱始终给人以高山仰止的感觉。既来自于他的小说中随处可拾的对人性的揶揄，又来自于连缀他的皇皇巨著的学术 整合能力；既来自于任意臧否人物的自由，又来自于他独立不羁的人格。
书评大致有两种写法，一种偏重于给对方以扎扎实实的评介，一种偏重于借对方来淋漓痛快地表达。
诗言志的言志派与文以载道的载道派互相起伏，过去是如此，将来也总如此。
围城是其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对于殖民地文化心理的剥示和批判，正是围城中最为广泛的批判内容。它深刻地揭示了中西文化在现代中国畸形的结合状态。主人公方几次进出围城所引出的一系列人物和事件，共同构成了殖民文化生动斑斓的图景。
中国文人传统的愚妄、相轻、自私、狯诈、阴险、勾心斗角、拍马溜须的人格和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虚浅模仿合成了他们既无中国人传统美德，又无西方人现代理性的畸形品格。
一方面，强劲的西方文化于我们最有影响的竟是它最为腐朽的部分；一方面，衰弱的传统文化中生命力最强的是它最繁杂礼数。两相并置，也很有意思，无论是对金钱的崇拜，还是对繁文缛节的坚守，东西方文化中被予以连接的都是最缺失人性的部分。
对殖民地文化心理的全面批判和对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正是围城不同于其他现代文学作品的独特之处。
散文《写在人生边上》偏重于说理，但钱写得生动活泼、神采飞扬、自成一体。
在中外文学的影响上，经常提到的有明末小品文不衫不履的情调，英国随笔纵意而谈的批评眼光和漂亮、雍容的笔调，俄罗斯散文常常深沉博大的情怀，以及日本俳文精致玲珑的情趣。
十一、张爱玲
其祖父是光绪清流派四君子之一，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
对人性的深刻描写和揭示。强调写人性的平凡的一面，人性表现的常态是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她把对人性表现的笔力集中于性别与性爱。上海新旧文化交替环境中的女性形象写得最为精彩。
在张的小说中，少有真正的爱情，甚至连亲情也极不可靠，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算计才是最根本的。
男性形象几乎都 是猥琐、堕落、无能的。
张爱玲的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她认为：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 ，让故事自己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 去编故事 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 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 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金锁记》：不过，金钱欲对情欲的抑制只是曹七巧性格变态的原初动力和在变态过程的某些关键之处起作用的因素之一，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外在强制性因素如以男权为中心家族制度、伦理道德、遗产继承方式是造成曹七巧走向畸形的重要原因。
感想：本书是名家研究，按作者排列，选的作者确实是我心目中的名家，竟然 也有我喜欢的张爱玲。编排的都是师大的老师，不是一个老师聚集几个研究生，所以内容深刻详实。用作本科生教材可能太深奥了点，研究生适用。有些章节写得非常妙，好多精彩的句子，好多新颖深刻的见解，让我做记录都做不赢。可是有些章节不知道选的名家作品确实费解还是编写的老师太高了，我等实在读通有问题，读下去有难题。比如钱钟书和赵树理和郭沫若这三章，特别是郭这一章的泛神论内容，简直看天书一样，原谅我理解水平。本书所列名家中，我最不喜欢的作家是郭沫若，可能郭主要是写诗，而我最却是小说。还有可能是因为郭的政治身份？这点往往有莫名的反感。我一向也不喜欢为政党唱赞歌的，可是老舍这个“人民的艺术家”解放后写的基本上是歌功颂德的，但是却完全讨厌不起来；同样的还有郭小川，他写的歌颂毛主席的诗歌初读真是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之感，但是等明了他的心理之后，感到只有他的真诚了。而真诚是不应该受到嘲笑的。这本书比赵树勤主编的当代文学真的深刻很多，不是说赵编的不好。赵那本书内容非常浅显易懂，且选的名家较多，所以每个的篇幅不是很多，自然不能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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