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发掘出土的刘贺随葬衣镜，上面不但有孔子与七位弟子画像，还有一篇近六百字的孔子小传。由于刘贺活跃时间紧随于太史公司马迁之后，这篇小传的写作时间，可能只是略晚于《史记·孔子世家》，两者并为可见最早的孔子传记，研究价值毋庸多言。根据整理者提供的文本，有几点可略为记述。
衣镜文本写孔子出生云：“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居而生孔子，畴于尼丘。”
同样内容于《史记·孔子世家》作：“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
所区别者，唯“野居”与“野合”一字之差。
古之学者未能见刘贺衣镜，但对太史公的文本却无不熟悉，鉴于孔子圣人身份，“野合”一语未免有伤风化，故多为辩解讳饰。
《史记索隐》：“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大意是说孔子父母成婚时，年龄悬殊，不符合礼仪的规定，所以叫做“野合”。
《史记正义》为助成此说，更搬出医经中的理论：“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认为，男子过了六十四岁，天便绝其生育能力，而孔子之父娶颜氏女时，早已过此年龄，所以“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
两者皆说得头头是道，但是翻遍礼书，都找不到“年龄悬殊之婚叫野合”的证据，不知其说何来。
倒是《孔子家语》的意见值得参考。“于是乃求婚于颜氏。……徵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而字仲尼”
《家语》不但认为孔子父母的婚姻，是完全经过了从求婚到庙见的完整过程，完全符合礼仪，而且解释了为什么要祷于尼丘之山，正是因为夫老妻少，担心不能生子，故祈于山川之神。《家语》一度被疑为伪书，后经出土简牍证明，至少可以引为参考。但是《家语》又因是孔子后人所撰，为先人讳饰的可能性也难免存在，所以究竟符不符合礼仪，仍难断定。只不过，即便是《家语》也不否认孔子之出生与“私祷尼丘之山”这一事件的关联性，那么对照衣镜文本，“野居而生孔子”一词的含义也就非常清晰了。
《晏子春秋·谏上》：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 ”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
这段齐景公求雨的文字记载了“野居”与“祷祠”的关系。孔子父母为求生子，祷于尼丘山神，想必也要于野外结庐而住。故此“野”只能是“郊外”之野，而非“不合礼制”之野。
“野居”未必“野合”，但既是为祈神求子，则“野合”的步骤似不能少。太史公作《史记·孔子世家》，不用“野居”而用“野合”，本就是平实而论，没有将“野合”一词作为褒贬道德用。只不过后世孔门学者自己心虚，又崇圣心切，才急急忙忙砌词讳饰。
衣镜文字又有“姓孔，子氏”，《史记·孔子世家》作“姓孔氏”。实际应为“子姓，孔氏”。这说明到司马迁和刘贺时代，姓氏已完全合途，即便是学者，也不能分辨两者区别。周制“同姓不婚”，到汉时应已变成“同姓氏，皆不婚”。故我极疑鸿门宴前“刘邦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这一细节，因项羽灭后，刘邦曾赐项伯为刘姓，岂非违背前诺？然“同姓氏不婚”只为大原则，实际中偶有不守此约者，如霍光之妻为霍显。霍光为人一生谨慎，何故于此事偏不合礼制，所以我又极疑霍显之“霍”非其本姓。
衣镜文字述及孔子生活时代，又有一段文字，据整理者提供的文字为：
“盛德衰，上毋天子，下毋方伯，臣詑君子□ 必，四面起矣，强者为右。”（句读为我方便理解所加）
其中“臣詑君子□ 必”一句，殊难理解。
郑伊凡《读海昏侯墓“孔子传记”小札》（《江汉考古》，2022年第3期）认为“必”字是整理者的失误，实际应该是“父”字，故全句为“臣詑君，子X父”；又依《春秋公羊传》等文献类似文字，如“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辅证此说。这一见解极为合理巧妙，兹录于此。
衣镜文本最后为一段赞文，与《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的结尾几乎完全一样：
完全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殁（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至今不绝，）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胃（谓）至圣矣！（注：括号中为《史记》与衣镜文本之区别）
王仁湘先生以为衣镜文本这一段，“显然取自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赞》”；王刚先生甚至以为是刘贺在位27日内，看到了宫内秘藏的《史记·孔子世家》原本，故在被霍光废黜前偷偷将其抄下带回。此说殊难成立，且不说孔子世家与衣镜文本大部分内容都不同，更在于刘贺被废事出突然，哪来时间专门偷录此一篇文字。更大可能是史记和衣镜文字此一段，都是取材自当时另一成型的儒门弟子对孔子评价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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