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孔子，相信具备自主阅读能力的人差不多都能说上三言两语，更甚者，只要会使用手机搜索功能的人都能快速的了解到世人称赞的“素王”。可是如果人们放下手机，这个问题显然就没有那么容易回答了。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答案，那也会是刻板印象。
毋庸置疑，科技的发展确实给人们搜集信息带来了便利，相应的它也滋生了人们的惰性，人们不再愿意花一两个小时去读一篇枯燥、晦涩的《史记·孔子世家》去认识孔子，也不愿意花半年的空闲时间去翻一下《论文》，甚至也没有耐心看完百度百科的解释。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可是人们对孔子的认识还停留在五四批孔时期，我说不清楚这是我们的不幸还是孔子的不幸。
孔子对周礼推崇备至，曾言“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感叹“礼崩乐坏”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寻找重新构建社会秩序的文化，最终他将目光放在了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等级制度文化。如果你有耐心看到这个地方，我很开心。但是如果你认为接下来会是一番言辞凌厉的批评，那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孔子寻求的这种等级秩序并不同于西周时期的宗法等级秩序，而是根据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掌握的才能确立的君子等级秩序。那他如何才能建立适应时代的文化制度呢？孔子或者儒家一直为人所诟病就是儒家建立的等级秩序，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绕不开等级的。人与人之间本身是具有差异性的，社会的发展其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产生的动力来推动的。看看你我的四周，不难发现就算在高度发展的今天，等级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等级观反映在君臣问题上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君臣观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思想的核心议题，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看来，它同时又具有政治性与伦理性相互影响的特点。先秦儒家谈论政治，始终围绕着君臣之道与君臣关系而展开。君臣作为政治活动中的主体，他们拥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君臣政治实践的成与败，都会对现实政治秩序以及由君臣政治秩序主导下的社会秩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在“礼崩乐坏”这样的环境下，先秦儒家孜孜不倦的表现在对于秩序的追求。
孔子极力追求秩序，所以当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回答得到了齐景公的称赞。好像孔子的这个回答特别尊君，但他尊重的不过是这种秩序。孔子努力构建的君臣伦理等级政治文化，并非单纯的为君王的“天下为家”找借口，其实是对当时的紊乱的社会秩序的尝试性重建，他用礼乐文化去概括这种有差别的身份认同，进而稳定社会。他不是一个为了一餐一饮而蝇营狗苟之人，他的心里装的是天下。
除了建构政治文化，孔子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师。古代社会入仕为官是一个人实现其政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而入仕为官者是有德或者有治国之才能的人，这些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
那么，孔子兴办私学有什么不同的？
孔子之前的学校都是官学，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获得入学的机会。而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以及自身的贤者之名，当然也不乏名利对平民的诱惑，一时间便呈现“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的盛况。
自孔子开始，开创了私人教学的先河，打破了贵族教育的专权，让等级秩序中，人的高低贵贱不再依靠血缘关系，而是依据一个人后天学习所学到的才能以及其道德修养。换句话来讲，只要你有才能，有德行都可以成为政治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一个仰望着。在孔子之前，平民升迁之路基本上是被堵死的。
孔子创建私学，认为弟子的主要学习目的是为使得统治者知礼、好义、有信用，能行“仁政”，努力实现“郁郁乎文哉”的盛世。孔子的全部学说，关注的最终焦点都是百姓的幸福。百姓安居乐业是仁政的体现，而百姓的幸福仅仅依靠君王的圣德还不够，需要有一些能在君王和普通平民之间实行上通下达的人，这些人是孔子致力于培养的人才，我们可以称之为君子。
为了实现这个的理想，孔子渴望在政治中展现自己的治国理念，无奈时运不济，积极进取一生，他的仁政思想始终未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无奈之下，他把政治理想寄托在了弟子身上，他希望弟子能够继承自己的愿望，修身养德以成“君子”，上可安邦济国，下可修身安民。所以《论语》中有记载，当樊迟想要学习稼圃之术时，孔子才会有那样的回答。
孔子通过教学实行教化，一方面为平民阶级提供了通往仕途的门路，一方面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也便是“士”阶层的崛起。冯友兰先生曾说“在孔子以前，似乎没有以后的所谓的士农工商之士阶级。这种阶级，只能做两种事情，即做官与讲学。直到现在，各学校的毕业生，无论是农业学校或工业学校，还只有当教员、做官两条谋生之路，这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但是在追求霸权的时代，孔子的这一政治文化，虽然是应时代潮流而生，但是因为与当时主流的政治追求相去甚远，所以这种理念是很难实现的，这是当时儒家学说的不幸，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基于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君臣等级秩序虽然在当时没有得以实施，却在后世大放其彩，应该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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