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家庭相较于当今中国的家庭，人数较多，关系较复杂，不像当今的家庭，普遍只是两代的直系家庭，只有三四人。中国历史上，除了商鞅变法时为了增加徭役赋税强迫兄弟分家外，其余时段大多是鼓励保持大家庭的，对几世同爨的大家庭，朝廷是旌表的，也有父母在（或祖父母在）不可析产的律令。一般家庭都是家庭核心人物是同父或同祖的，即使是析产分食，也形成关系比较紧密的家族，族人之间的亲情浓淡与当今有别。
首先是老人的地位比较尊贵。古人认为，孝悌者仁义之本，孝者就是子孙对老人的尊重。以孝为重，就容易形成大家庭，老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孙都绕膝下。同样是自己的儿子，同样是自己的孙子，不愿意看得哪一个特别困穷受罪，总是希望儿孙们能够常互相关照，大家共同应对挫折困难。儿孙之间有解不开的矛盾，万不得已由长辈裁决，长辈对同是自己的儿孙，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偏私，矛盾会得到比较公正的解决。另一方面，过去以大家庭为主，与生产力低下，许多事需要多人合作进行，小家庭不适宜生存有关。还有，人们患病或意外事件造成的英年早逝较多，家族中孤儿哀子鳏寡老人普遍存在，有大家庭裹挟着，他们能够生存，如分割出去，难以过活，是作为祖父母或父母的难以忍受的。反过来，孝心重的人一般对兄弟姊妹也情义浓厚，即使在父母故去后，往往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做父母的大多希望以设义田建立宗族组织以强化子孙之间的联系，有孝心的子女也以遂父母的心愿设义田，建立宗族组织，以强化宗族情义。例如，清代桐城的马树华说：“昔先人尝欲建祠堂，置义田未果。余两人志事无相违者，今当成此。”做官后，俸钱寄回家，兄弟马树章都另外贮存。又把家里赢余的钱合起来，购置了两百多亩土地，建立了义庄，救助贫族。以实现父母的心愿为动力，干敦宗睦族的事。
其次是兄弟之间情义浓厚。在过去的大家庭中，兄弟是大半生同爨共食的。如果是贫寒人家，兄弟分工协作，各尽所能，相互体谅，相互支持，如此度过难关，振兴家族，提升家族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定然结下深厚的情义，待到晚年，从宦者致仕回家，不忍心与别的弟兄过不一样的生活，往往继续保持同食合家的生活，怡怡而乐，安度晚年。有的甚至不限于今世过合家的生活，死后还要遗令同穴共葬。例如，清代官至直隶总督的方观承，属安徽“桂林方”望族，流宿南京。由于受《南山集》案牵连，祖和父都发往黑龙江，家被抄没。当时方观承只有十几岁，与兄观永寄食清凉山寺，每年与兄观永徒步跋涉至塞外探望父祖，枵腹重趼，历尽艰难。他天资极高，又刻苦自励，学养深厚，字极工，识人有特长。父祖死于流放之地后，他到北京卖字为生。遇到一位王爷，受赏识，随其征讨准噶尔 ，辟为记室，因功进入仕途。多年任显宦，但家无余财，却在桐城和江宁都建家祠，置义田。兄弟情深，遗命与兄观永同穴。方观承的族叔方苞（于观承父同高祖）的兄长方舟也遗命与兄弟同穴。方苞早年家境贫寒，弟兄三人，方舟比他大两岁，成诸生后外出坐馆授徒以贴补家用，方苞也经常外出求学或坐馆，弟兄相聚之日较少，但情义深厚。还有一个弟弟在家料理家务，对父母兄长很体贴，很关切，年仅二十一岁就早逝。方舟也年仅三十七岁就英年早逝。病危时，妻儿绕床哭泣，他斥之离去，独留下弟弟方苞。遗命将来兄弟同穴而葬，妻子别葬，他们的儿子之间行期功礼（相互守一年的丧，等于亲兄弟）。方苞按照兄长的遗愿将其与弟弟同穴共葬。后来因墓穴中有水迁葬，当时方舟的妻子也已去世，方舟的儿子有让父母合葬的想法。去信征求叔父的意见，方苞回信坚守兄长的遗愿，结果，方苞的侄子在爷爷的墓的右边同穴合葬父亲叔父，墓左同穴合葬母亲和婶婶。古人重葬礼，从葬礼中可看出家族中的情义。方苞有两个侄子，也有两个儿子，他依照兄长的遗愿，安排家事完全像亲儿子一样对待，自曰：“余子女五人，爱道希（大侄子）或过于同生。……（道希）平生无一言一动，使余心隐然不适者。”
中国传统大家庭的又一个特点是叔侄之间情义深厚。现在家庭偏重直系关系，传统家族是大家庭，除了直系关系还重视横向的关系——兄弟关系，叔侄关系。例如，北宋连中三元数度为相的王曾，他的墓志铭记载：“八岁，终二丧，斩焉致毁。仲父宗元育之，过所生，一情以均，公亦以所爱事仲父如父。”王曾贵显后，上书为叔父母求赠封号。王曾有四个儿子，在他去世时年龄还都小，他把堂兄的儿子过继为己子，主持身后丧事。这两代人都视侄子如己子，心不存隔阂。古人称侄子谓“犹子”，“犹子”者，犹如儿子，可见叔侄情义之浓重。也是状元宰相的吕蒙正，他是宋代最为显赫的仕宦和文化世家吕氏家族的开创者。他有九个儿子，晚年皇帝问他几个儿子谁可大用，他却举荐了堂侄吕夷简。吕夷简也数次为相，为家族的鼎盛夯实了基础。显宦人家是如此，贫寒人家如果要振兴家族也得如此。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文人张惠言，早年家境非常贫困。他的父亲弟兄三人，在惠言的祖母去世后，析产分家。不幸在惠言四岁时父亲去世，还留下一个八岁的姐姐，家无一夕之储。他的叔父说：“吾弟不幸以殁，两儿未成立，是我责也。”叔父虽然也贫困，还是省吃俭用，每年贴补娘们三个一些钱粮。在此种处境之中，能够活命就不错了，但在惠言九岁时，其叔父将他接到城里自己家中，跟堂兄读书，一月回一次家。在这期间，他的母亲和姐姐靠做女红维持生活，经常断炊。在叔父的支持下，张惠言中举，成进士。伯叔父依靠自己的人际关系，为侄子的求学和为宦奠定人脉，在过去也是普遍的事。徐阶是明代身居高位，执政时间长的宰执，他的家族也成为明清两代两三百年簪缨不绝的世家大族。一次，徐阶的叔父徐旒参加华亭籍举人的宴庆聚会，他带着年仅八岁的徐阶，当然早慧的徐阶在这些未来的官僚心目中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成了他的上司，有的成了他的同僚，散落别处的也有对他的褒扬，这些对他的快速升迁不无助力。徐旒屡次进京赴考落第，他将“进士高第”的希望寄托到了子侄身上。嘉靖二年他带着年仅二十的徐阶赴考，当深夜报喜者告知徐阶以第三名探花高中，他大喜，立即上床高枕入睡。同寓的顾左山问他：“若老大落第，尚能安睡耶？”他说：“吾侄中矣，复何中。”又呼呼酣睡。后来徐旒去世时，徐阶顿首痛哭，在祭文中写道：“某少侍叔父，则获奉仁义廉耻之训”。由此可见，在过去叔侄情深在家族振兴中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到了近代，家族企业产生，在家族产业主导权的传承中也比较重视侄子。例如，在上海起家的宁波小港李氏家族，特别重视从侄子中选择接班人。开创者李世亭十五岁来到上海，从当学徒做起，经过二十年的苦心经营，建立了包括航运钱庄业务在内的庞大家业，随后家人纷纷迁入上海，在航运、金融、仓储、码头、百货等行业创办了多家企业。李也亭六十一岁去世时，把产业交付侄子李听涛。李听涛也是十六岁到上海协助叔父，跟随其多年，得到赏识。李听涛后又把家族企业的经营权给了侄子李咏棠。李家在接班人的选择上有不成文的规定：视侄子中最有才能最适宜者传给他。以前普遍多子，尚且要选择侄子承继家族的事业，当今，普遍只有一个子女，不依靠侄子，怎能保证自己创立的家业能够延续呢？
儒家主张情有等差，对血缘远近不同的人要区别对待。这在国家治理中容易带来负面效应，但用于治家睦族是有长处的，应当发扬光大。总的来讲，自西周分封制以来，中国人的待人用人原则是亲亲和尚贤。制度的影子投射到普通民众身上，就形成了中国人重宗亲、重门生、重故吏的观念。在人际关系中重情义，有泛亲情化的特点。重亲情，但亲亲的范围毕竟狭小，有限制，为了弥补这一限制，以前的中国人重视亲族中横向的联系，这样就扩大了家族内用人的范围。又把尚贤的原则融入处理宗族事务之中，不限直系亲属，在家族内部重视天资颖异的子孙，着意培养，授予权力，这对承继家业无疑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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