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 Report)做的美国最佳大学排名，对学生和教职工的决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把美国的大学和学位课程做成一张榜单，他们有一个计算公式来衡量哪些学校更加出色。
如果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教学质量，那么这个榜单就有严重问题。学校排名是根据一系列参数计算出来的，比如录取率、教师薪酬、校友平均捐赠率等，而这些参数跟教育质量都没什么关系。这个榜单没有评估学生是否学到了东西，或是他们对学习体验是否满意。
对学生来说，看榜单是个很省事的办法，相当于把决策“外包”给别人来做。许多人依靠榜单做出了此生最昂贵的一笔投资，可这种榜单传达的信息其实很少。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哪所学校最适合自己，而是让榜单替他们作出决定。为表面风光付出的代价，就是内心的痛苦——当他们最终发觉自己非常讨厌这所学校的时候。
更有甚者，有些学校会操纵这个榜单系统来获取更高的分数。他们把计算公式拆解开，专门提升那几项能影响排名结果的指标，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提升教学质量上。他们聘请并不需要的教职工；他们降低转学生的录取门槛，因为这个数字不计入排行；他们把大量资金投入招生活动中，增加学生申请数量，这样一来学校就可以拒绝更多学生，降低录取率。
那些不能操纵系统的，就动了作弊的心思。无数学校——包括声誉很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埃默里大学——就曾经被发现谎报数据，试图提升排名。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凡是能量化的，就能被管理。”表面上看，这话很对：唯有把结果量化，你才能看出你的行动对结果是否有影响。
可是，被量化的东西不只是能被管理。被量化的东西还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改变我们的行为。如果你不够小心，数字就会取代思考。它们会变成唯一重要的事。
商界的领导者往往会把手从“方向盘”上拿开，把控制权交给一连串数字。即便车子已经开下了公路——即便数字已经带着他们偏离了方向——他们仍然继续开车，因为他们受到的训练就是短视的：以车子的时速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抬眼看看它是否行进在自己想去的方向上。
富国银行(Wells Fargo)就掉进了这个陷阱。这家银行给员工施加了巨大的销售压力，让他们把更多的金融产品卖给客户。要想完成这种不可能的指标，唯一的办法就是欺骗系统，伪造新账户。富国银行的员工们“开设了150多万个储蓄账户，以及超过56.5万个可能未被授权的信用卡账户”。最后，这家公司只得拿出4.8亿美元来摆平证券欺诈的集体诉讼。
当我们过于关注量化的对象，就会对其他的一切视而不见——包括常识。
量化还有另一个弊端。它会促使我们只关注那些容易衡量的结果。律师以每6分钟为增量单位来计算工时费；程序员会数代码写了多少行；“网红”们统计点赞数和转发量，作为衡量业绩的切实证据；许多人密切关注银行对账单上的结余数字末尾有几个零，或是收件箱里的未处理邮件还有多少封。我们追踪那些容易追踪的数据——而不是重要的数据——并且误以为，如果我们达到了某些指标，就意味着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想想写作这回事。创造力需要把散落的点连起来，而要想把点连起来，我就需要留出时间，容许潜意识将想法慢慢塑造成形，然后建立关联。时不时地，我需要什么也不干，只是盯着窗外。
虽然这确实是个生产过程，可感觉上一点也不像。但是，当我以写了多少字来衡量自己的产出时——就像从流水线上把那些字词挪下来似的——我一点都没有成就感，反而感觉糟透了。
现代知识工作者的产出往往很难衡量。知识工作者装配的是决策，他们售卖的是影响力，他们推动改变发生；更有甚者，在知识工作者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往往横亘着漫长的时间。他们可能要持续工作好几天、好几周、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在过程中却见不到任何能被量化的东西。
实际上，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都无法量化。比如诚实、谦卑、美、玩乐等，这些珍贵的特质都是无形的，于是就被人们忽略了。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你是否成了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同事？这很难衡量。于是，这些无法量化的东西就得不到重视了。
所以，要当心你在衡量什么。定期问问自己，这个指标有什么意义？我衡量的东西有价值吗？这个指标是在为我服务，还是我在为这个指标服务？
因为指标并不是结果，它只是达成结果的手段。如果它不再服务于结果了，就该把它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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