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百年史

年夜饭百年史：

1910年春节，溥仪四岁，在太和殿举行国宴，据记载：

太和殿设宴210席，用羊百只，酒百瓶。

春节之食，在动荡的帝国之末，美食是奢望，能够吃一顿饱饭已经是安慰。

1935年林语堂说：如果说中国人非常重视某种东西，那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习，而是食物。

回忆到我的童年：年夜饭，爆竹，蜜橘，早晨的道贺和我那件一年只许穿一次的黑缎大褂。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改用公历。那也是一个一切求新的年代，废除旧历新年。

春节属于童年。

梁实秋：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集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

饺子是必需品。

那时的年饭标配是暖锅，就是梁实秋说的“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

上海称作“全家福”。

到了安徽，则是胡适家的“一品锅”：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饺，底下是萝卜白菜。

广东的客家，则是盆菜，各种食材分门别类，层层堆积，里面的内容没有一定之规，一般会有萝卜、猪皮、鱿鱼、冬菇、鸡肉、炆猪肉，上层总会是精贵的食材，下面是吸收汤汁最佳的食材，一层层的团圆着吃。

有一年的春节，蒋经国记了一辈子。

那是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

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

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过的最后一个年。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沿用公元纪年法，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农历新年定为“春节”。

1950年的春节，成都过得有些安静。

往年要祭灶，这一年人们担心共产党不讲迷信，这个活动就取消了。

大户人家往年要舞狮，耍龙灯，这一年也停了，有的甚至换上旧衣服，吃咸菜，以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

鞭炮自然是不敢放，怕被混淆成枪炮。

年夜饭也都吃的安安静静，怕被当成地主老财，革命对象。

毛泽东对春节不太在意，程汝明回忆说：年夜饭，不放酱油的红烧肉、腊肉苦瓜、辣椒圈、鱼头豆腐、盐水鸡、扒双菜和一小盆三鲜馅饺子，加上中午的剩菜。

1962年的春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溥仪，章士钊作陪，桌上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唯一撑场面的是有瓶葡萄酒。

文革期间，年夜饭也变得更加简朴，要忆苦思甜，一家人围坐在毛主席像下吃饭，吃饭之前往往还有一个斗私批修家庭会。

春联还在，改为：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1957年北京日报提及了一户普通人家的年夜饭：

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

1959年春节，李锦回忆：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吃的是胡萝卜饭，很少很少的米，也没有菜，是切碎的胡萝卜里撒上一把盐。

1976年春节，张玉凤写到：年夜饭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毛泽东饭来张口也十分困难了。他吃了几口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变革的细节总是从一餐一饭中体现出来。

八十年代，年夜饭有了年味：

鞭炮屑的火药味，熏肉味，带鱼味，葱花炝锅的味……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顿年夜饭，

上海要吃蛋饺，

广州要吃盆菜，

湖南少不了腊味，

北方是饺子，

南方是汤圆，

不同地方总有自己过年的方式，

不同人家也会有自己的传统。

年夜饭其实是团圆饭，

一家人围坐，其乐融融，

吃什么反而是次要的事，

重要的是准备这顿饭的时光，

对这顿饭的期待。

一顿饭传承着中国人对于年的认识。

90年代，城市里的人们开始在餐厅里吃年夜饭，1996年，年夜饭也开始需要提前预订了。

2005年，北京满汉全席年夜饭套餐包括：

开胃冷盘、豌豆黄芸豆卷、金汤玉肚、翡翠龙钱、鸿运当头、乌龙望春、左宗棠鸡、佛手献宝、福禄双全、连年有鱼……

每位价格268元。

四川饭店的年夜饭套餐是：

冷菜有八味围碟，热菜有清汤竹荪蟹肉羹、王府一品鲍、鱼香明虾球、蔬香樟茶鸭(配荷叶饼)、茄鲞、蟹黄娃娃菜、水煮鹿肉、辣味银雪鱼，风味小吃为四样，还有水果拼盘一份，

每桌1680元。

2008年，新潮年夜饭。

2009年，实惠年夜饭。

2012年，美味人间。

如今，互联网改变年夜饭吃法的要素，有了各种外卖，可以请一个厨师回家做年夜饭，年夜饭也不断变身，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春节，农业文明的产物。

都市里，对过年种种经历的追忆，是一次集体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