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凡理性无法接受的，一概不理
2. 理想主义：叫醒装睡及睡着的人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位杠精开始，来讨论理想主义的人生观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我们第一组哲学家是两个人呢？这不仅仅因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而且更是因为苏格拉底本人是述而不作的，他没有留下自己写的作品，他的哲学形象是通过他的弟子柏拉图的对话留下来的。
柏拉图的对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就有时候我们就不是很分得清楚这些对话里面哪些观点是老师的，哪些观点是学生的。一般认为，早期的柏拉图对话体现的是苏格拉底的思想，等到中晚期是他自己的思想了，但这个界限也比较模糊。
我在导论里面已经指出了，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核心的人生哲学思想就是一句话，就是认死理，他们认为合乎意义的人生必须符合一些大写的道理。
苏格拉底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未经反思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人的人生经历是否有意义，就要把它放到理性的天平上去称一称，符合道理就是好人生，不符合道理就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就有一个惯例，每讲一个哲学家或者是一派哲学家的人生哲学，首先我们会讲一讲相关的这些哲学家自己的人生，来看看他们的人生和他们的人生哲学之间的关联。
很明显的是，这两个人都不愿意老老实实地按照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总是要活出另外一种活法。
而柏拉图又像孔子一样，曾经游历天下，试图在海外建立安身立命之所，还在雅典附近建立了所谓的柏拉图学院，尽力为国家培养人才。至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被雅典人判处死刑以后，分明有逃跑的机会，但还是选择死在故乡。
这到底是为啥呢？所以我们下面就要稍微来谈一谈，他们当时所处的雅典的民主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他们看来，雅典的民主制度是无法给予他们心目中的那种幸福正当的生活以合适的安排的。
雅典的民主无法给予幸福生活以合适安排
讲到民主，很多人就觉得民主不好吗？雅典民主制度是现代全世界民主制度的一个起源，但是我要指出，雅典民主制度不是我们一般人现在所说的现代民主制度，很多人对雅典民主制度可能是有些误解的。
第一个误解，就是很多人现在都习惯把民主和法制相提并论了，所以大家说雅典民主制度肯定是法治，但事实不是这样，在雅典时代不是说没有法律，但法律是大众民主的附属品，没有现代的法律的精英技术色彩。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法律制度都要有一些专业人士来运作，比如检察官是专业人士，律师是专业人士，法官也是专业人士，这些人要经过常年的法律学习，然后才有资格来担任相关的工作。
实际上，西方今天所说的这种法治的思想，它在古代的真正的根苗是在罗马的历史里面，而不是在古代希腊的历史里面。现代法治制度不是雅典人建立的。
我就来讲一讲为什么在雅典那里法制的精英色彩不是很明确，按照雅典政治家梭伦的改革，雅典20岁以上的男性自由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就具有立法权。那么司法权是在谁手里呢？是在审判法庭那里，那审判法庭也并不专业，也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陪审团来组成的。
这就好比说，如果苏格拉底的老婆要和他离婚，或者是巴特农神庙下的一个房屋的产权产生了一个纠纷，实际上很多人都会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断案，并不是由少数专业人士来进行断案的。
大家说了，陪审团到底有多少人呢？500人。这500人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抽签产生。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现代的英美法系的国家里面也有陪审团，但是人数是相当少的，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叫《十二怒汉》，这里面出现的陪审团也就12个人，那么500人如果要凑在一起开会，然后来断各种各样案子的话，很容易就会被一般人的一些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意见所左右，最后他的一个审判的结果是不是好，这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换言之，雅典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会让很多案件的审判陷入某种随意性，因为大众的情绪不太稳定。
有一个案子在苏格拉底看来就判得非常非常的让人无语。当时在整个雅典世界有两强，一个是斯巴达，一个是雅典，那么两者之间就会发生争执，于是就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发生过一场海战，叫阿吉纽西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06年，雅典人是赢了，斯巴达是输了。
赢了不是很好吗？但是雅典的一些海军将领因为遇到了海上风暴，没有及时救援被击沉的几方战舰上的士兵，也没有及时打捞遇难者的遗体。结果这些海军将领被送回到雅典以后，竟然遭到了不公的审判，被集体判处死刑了。
大家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没有及时救援己方的士兵，或者没有回收尸体固然是个失误，但他们明明已经打败了敌人斯巴达人，所以按照将功补罪的这个原则，至多也就是把他们应该获得的奖励给取消了，是绝对不可能沦落到要被判处死刑的凄惨境地。
当时也正在陪审团里面的苏格拉底就站起来仗义执言，觉得大家的审判是错了。当然他也提出了一些司法理由，比如说在审判的过程中有些程序是不大对头的，但是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苏格拉底的反对意见未能奏效，而苏格拉底的仗义执言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从这么一个很小的案例大家也就看出，实际上当时的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是那么讲司法程序，不是那么的具有法治精神。
我们对于雅典的民主文化可能还会有第二个误解。大家总觉得民主就是要强调个性，因为民主是和独裁相互对立的，独裁是消灭个性的，民主是声扬个性的，是崇尚个体自由的个体主义文化，但实际上雅典的民主却具有比较强的集体主义文化的特征。
这当然也和雅典所具有的军事制度是有关的。在雅典与波斯人作战，以及在与斯巴达人作战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兵种，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重装步兵。雅典的重装步兵是强调方正意识、队齐意识和团队意识的，雅典的男性公民大多都有此类的服役经验。
所以雅典世界的作战方式很可能是和早期的像伊利亚特这样的或者《荷马史诗》里面所表现的一些个体英雄的作战风格是不一样的。等到了柏拉图，等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处的那个世界，整个军队的作战方式已经是强调团队作战了，而不是逞匹夫之勇了。
哲学家苏格拉底本身就是个优秀的老兵，在战场上曾经救过大帅哥阿尔基比亚德，阿尔基比亚德后来成为了希腊世界的吕布。什么意思呢？他像我们三国的吕布一样，是三姓家奴，以后又成了国家的叛徒，他因为成为了国家的叛徒，多多少少就对苏格拉底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肯定也服过役，但我没有查到他参加过大战役的一个证据。顺便说一句，柏拉图不是这个人的本名，柏拉图的本名不叫柏拉图，叫阿里斯托勒斯，柏拉图是他的绰号，意思就是大个子，这本身就是他参军的一个印记，因为他在部队里面长得比较高，大家就叫他大个子，大个子，大个子就柏拉图，叫着叫着阿里斯托勒斯这样的罗嗦名字，反而被人所淡忘了。
集体主义的另外一个表现，则和前面所说的雅典的民主制度就很有关联了，这就是所谓的陶片放逐法。什么叫陶片放逐法呢？任何一个雅典公民，他都可以在开会的时候找一个陶片，在上面写上另外一个雅典公民的名字。
这听上去是个蛮可怕的一个制度，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仅仅出于嫉妒或者对某人不爽发动动议，号召大家把自己的对头赶出祖国。这种气氛对于哲学来说是不太友好的。我们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苏格拉底是怎么被这样的一套制度给整死的，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环节了，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之死：诸神已死，我无罪
苏格拉底之所以死，他之所以这么倒霉，是因为有两件事情凑在一起了。一件事情是远因，就是哲学家与民主制度一直就有某种内在张力，哲学家一直就喜欢特立独行，民主制度就是喜欢集合民意。
这里面就有一个小桥段了，苏格拉底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凯乐峰（Chaerephon），他到德尔菲神庙去问神这样一个问题。这是雅典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想不明白了，他们不会到看理想的平台上去听我的节目，他们会跑到德尔菲神庙里面去问神，看神怎么解答他。
然后他问的问题就是，“雅典谁最聪明”，神就降下了一个神谕。这神怎么降下神谕的，这也挺有意思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神谕就说，“苏格拉底最聪明”。
凯乐峰很乐呵呵地就拿着神谕找苏格拉底了，“老兄，是连神谕都说你最聪明”。苏格拉底说，“我聪明啥？我无知得很，凭什么我就是雅典最聪明的呢”。
想了半天，苏格拉底给出了一个答案，“我之所以比别人聪明那么一丁点，就是因为我自知无知，也就是说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那么聪明，所以我的这点自知之明使得我比别人聪明这么一点点”。
这话马上就传开了，这传开了以后就非常得罪人了。因为表面上看来，这苏格拉底很谦虚，我很无知，但是他是在变相地骂其他的雅典人，连自知无知这一点都没有做到，也就是说，那些雅典人没有自知之明，他这话一说出来以后实际上就有点惹祸了，但是很多人都有特立独行的毛病，也未必就一定要弄死苏格拉底。
有什么别的原因使得苏格拉底非死不可？这就牵涉到了一个近因，这和当时的一个战争与政治的环境有关。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发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和斯巴达争雄，总的来说，雅典不是很占优势，打的败仗比较多，胜仗比较少。斯巴达人在最嚣张的时候，曾经在雅典搞出一个伪政权，这个伪政权被称之为30人僭主，这个僭就是僭越的僭，僭主就是那些那不走民议程序自己说了算的人。这个30人的僭主的组织以后就被雅典人民给推翻了。
苏格拉底被处死的这个档口，大致就是处在30人僭主的傀儡政权被推翻、新的雅典的民主政权刚刚建立的那个档口。在这个档口上，雅典的新政权建立了，要把过去的阴影全部一扫而空，就特别需要找一个敌人来发泄一下怨气。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斩某人的脑袋来祭军旗。
这苏格拉底的脑袋看上去就是个很好的发泄对象了。为什么？有些理由。第一，苏格拉底他的好朋友阿尔基比亚德，雅典世界的吕布，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他明明就是雅典的将领，后来又背叛了雅典，站在斯巴达那里，用自己的智慧为斯巴达服务，让雅典吃了大苦头，叛徒暂时抓不住，抓住叛徒的朋友也好，所以苏格拉底就倒霉了。
第二，苏格拉底是一个讲理性的人，讲理性的人有时候就会有一说一，瞎说大实话。比如他在评价各个城邦的制度的优劣的时候，也实事求是地说了一些表扬斯巴达的话，这些话在雅典人看来就很刺耳了，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
第三也就是苏格拉底他动摇宗教生活的根基，败坏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做牛虻。牛虻是什么？就是一些小虫在牛身上飞来飞去，没事就戳牛一下。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他认为雅典的民众就是牛，我牛虻的作用就是没事戳你一下，让你始终处在一个理智上的警觉状态，让你能够用理性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但是民众本身不这么看，他觉得你这些小虫子在我耳边嗡嗡叫，不是很让人讨厌吗？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吗？叫醒装睡的人是没用的。请注意，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审判，他的罪名就是败坏青年，亵渎生灵，引入了奥林匹亚诸神之外的新神。
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口袋罪，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引入新神这个讲法挺有意思的，我们已经说过了，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哲学家不搞宗教，引入新神，好像他像新创一个宗教一样，这不是在胡说吗？
到底引入新神是什么意思呢？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看，这里的新神根本就不是神，是理性，是要把理性批判的精神，带入公众生活之中。但是对于沉湎于宗教思想中的人来说，这就叫引入新神了。
当然苏格拉底本人是肯定不承认自己在腐蚀青年的，他说自己又不是收费的老师，像那些所谓的智者那样，他是更情愿把自己比喻成驯马师，别人想做的事情是骑在马身上作威作福。我作为驯马师是把马当成朋友，让他们跑得更快、更好，我对雅典青年的希望也是这样。
他还申辩说，如果自己不相信希腊诸神的话，我怎么会相信德尔菲神谕，关于我“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聪明的“这一条神谕内容呢？我还怎么会以敬神的态度说，自己之所以的确是全雅典最聪明，就是因为自己自知无知。
这个话里面表面上是想申辩，实际上又借着他申辩的机会，把其他的雅典人又嘲笑了一遍，说“你们的确没我聪明，因为你们的确连自知之明都没有”。
需要注意的是，雅典当时陪审团在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的时候，500票并不是一边倒地判处苏格拉底该死的。实际上第一次投票的时候情况并不是很糟糕，280票认为苏格拉底有罪，220票认为苏格拉底无罪，这个情况是可以挽救的。
而且有罪不等于判处死刑，大家知道有罪那有很多种处罚方法，当时就给他了三种处罚方法，没有一种是死刑。第一种是有期徒刑；第二种是流放，就是滚出雅典；第三种是罚钱，罚钱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的一个处罚，这倒不是因为苏格拉底特别有钱，但他的弟子里面是有土豪的，因此他如果想罚钱的话，很多土豪弟子是愿意刷微信，刷给老师几十万、几百万的，这没问题。
苏格拉底做出了一个七个不服、八个不愤的样子，他认为自己是彻底无罪的。他当然是拒绝流放，他说跑到哪里都改不了自己爱议论的毛病。也不愿意坐牢，因为自己无罪坐什么牢。那大家说你罚个款。
这里非常有意思，罚款这件事是需要被罚人当时在法庭上给出一个自己所认可的罚款数额的，这个数额最好说得大一点，这样会让陪审团觉得你的改过之心比较的强，接下来就不会加重惩罚了。
但是苏格拉底极为傲慢地说，我只付1明那（雅典货币单位）的钱，1明那是当时的货币单位，好像就是在你的微信里面，我就愿意微信转你5块钱、6块钱那种态度。
这种态度彻底地激怒了陪审团。大家就说这家伙这么不配合，咱们就再投一次票。愤怒的雅典法庭在第二次投票中，是361票认为苏格拉底有罪，接下来140票认为他无罪。最后的一个处罚是死刑，但实际上死刑并不是立即执行的，他是被拉到了死囚牢。
苏格拉底在死囚牢里面又遇到了试图把他劫出监狱的他的弟子克里同，但他仍然拒绝了学生给他的最后一次救命机会，安然领死了。这里所牵涉到的哲学辩论，我们可能下一次节目要讲。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的死就有一定的个性因素，就是他的确个性比较倔强，不过也有一些非个性的，一个更大的解释，一个非个性的必然因素，就是哲学家所给出的所谓的人生指导，与生活的习惯所给出的人生指导是有所不同的。
希腊人是根据宗教习俗来指导人生的，有什么事就问神谕，不能私下胡乱解释，哲学家是要靠理性指导生活，一定要问个子丑寅卯。如果大家都按照哲学家的工作来工作的，大家都按照哲学家的态度来生活的话，神谕怎么办，一般老百姓的、一般民众的信仰怎么办。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乃是身生不逢时，很多年以后德国哲学家喊出了“上帝已死”的口号，他喊出那个口号是顺应了当时的世界。当时基督教在欧洲的确已经衰弱了，基督教已经不能够提供我们该怎么生活的一整套人生的指导了。
但苏格拉底他所生活的时代，大多数雅典人还是比较相信希腊的多神教系统。这时候实际上苏格拉底已经像尼采一样，写出了“诸神已死”这4个大字。我之所以不说“上帝已死”，因为希腊是个多神教，所以是个复数，是“诸神已死”。苏格拉底这样做，你这样顶风作案，就等于毁灭了俗人的信仰，那些俗人该怎么活呢。俗人要活下去，哲学家就得死，两者必居其一。
但有人就说了，为什么苏格拉底明明知道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他还是那么不知变通的。这里牵涉到一个生死相关的问题，我们下一回讨论苏格拉底为何而死的时候，再来详谈。
柏拉图三去叙拉古：点亮民众的黑暗太难，让我先唤醒一个人
下面我就谈谈柏拉图的人生。柏拉图的想法和苏格拉底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说要试图叫醒装睡的人，他的想法是，点亮民众的黑暗人生太难，让我先唤醒一个人。当然是有权利的人。
柏拉图比苏格拉底小40岁，他系出名门，家庭背景非常土豪，他跟从苏格拉底学习哲学的时间大约只有八年，不过很受老师的好评。柏拉图为人很谦虚，对话往往是以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为主角，他自己的生活记录得倒比较少。
今天我们知道有一份材料叫《柏拉图书简》，里面有很多书信，似乎是柏拉图对于自己生活的记录，但也有一些人说这本书是伪书，历史学家普罗塔克对于柏拉图的事迹也有一些记录，那么我们就姑且认为这些资料大多数都是有根据的吧，否则这节目也没法做了。
好，我们还是从生死的问题开始说，人固有一死，但得死得有价值，要死得其所，我们的死亡必须得实现相关的人生目标。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了，但他实现了改造雅典的目标了吗？好像没有。
所以柏拉图就从老师的死亡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教训。第一，雅典好像是不可救了，我得出国寻找政治理想实现的新场所；第二，要改变民众是徒劳的，不如去改变一个掌握大权的人，比如君主。
于是我要去找一个君主制的国家，所以我不能在雅典混了，我要出去找，找啊找，找到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在哪里呢？在西西里岛。西西里岛有一个地方叫叙拉古。
那么他凭什么要去西西里岛呢？仅仅是因为那里实行的是类似于君主制这样的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吗？当然还有一个带路的人，这个穿针引线的人是柏拉图的重要哲学粉丝，这个粉丝叫迪翁。
当时的叙拉古的君主叫迪奥尼修斯一世，迪奥尼修斯一世有一个七舅就叫迪翁，所以迪翁和当时叙拉古的掌权者是有关系的。
迪翁写信给柏拉图说，老师，我作为你的粉丝告诉你个好消息，迪奥尼修斯一世在我的影响下也开始喜欢哲学了，你快点来叙拉古，你实现你理想的机会到了。柏拉图一听太开心了，就马上坐上船去了。
那么柏拉图的计划很简单，利用迪奥尼修斯一世，对他进行哲学教育，然后把他改造成哲学王。那么迪奥尼修斯一世在看哲学书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但迪奥尼修斯一世是一个枭雄，他才不是真爱哲学呢。他的想法是什么？利用柏拉图忠诚礼贤下士的样子，维护其独裁统治。
他有点像后世的俄罗斯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她也很喜欢和欧洲的很多启蒙的知识分子进行非常友好地沟通，但也仅仅就是为了装个样子，实际上她仍然是俄罗斯的独裁者。
所以柏拉图是认为对方真爱哲学，对方则是利用柏拉图的感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两个人的目标和人生轨迹既是貌合神离，总有一天是要分开的。
好了，柏拉图真的到了叙拉古了，哲学家的本性就流露出来了，说你这个统治的手段是不对的，是不合理性的，那个措施是不对的，我要对你提出批评。
迪奥尼修斯一世非常愤怒，他觉得你来你的任务就是好吃好喝，给我装点门面，我供养你，你奉承我，咱们互相配合，你竟然来拆我的墙角，你实在太不知轻重了，柏拉图也意识到自己把君主改造成哲学王的宏图失败了，只能离开。
不过柏拉图以后又二去叙拉古了，为什么？因为老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已经死了，新僭主迪奥尼修斯二世上台了，迪翁写信说儿子比爹可能强一点，你来试一试吧。
迪翁在跟自己的老师写信的时候并没有把叙拉古发生的所有的情况都说清楚，老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在驾崩的前夕，是许诺把他的权利封一点，不仅仅是给他的大儿子迪奥尼修斯二世，而且要封点给迪翁的亲外甥，实际上也就等于给迪翁了。
所以迪奥尼修斯二世对于迪翁的政治存在是非常头大的，他觉得这个人的存在好像就是爹的阴影或者是一个权力的分散器，君臣之间的这个矛盾造成了叙拉古政治的一种微妙的状态。迪翁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柏拉图，反而他是希望通过柏拉图迪奥尼修斯二世进行哲学教育，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这个新君主，以此弥合自己和新君主之间的矛盾。
当然这是一淌浑水了，这个浑水柏拉图作为一个外人是没有办法理清楚的。四个月以后迪翁就被新的君王给流放了，柏拉图的教育是根本不可能成功，他只好再次离开。不过迪翁被流放以后，东转西转有段时间也来到了雅典，正好和柏拉图在雅典的柏拉图学院见面了。
柏拉图学院实际上就柏拉图在雅典建立的一个学术组织，希腊文的这个读音是“阿克达米亚”，今天英语的一个单词academy就是从此变来的，是今天大学的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前身。拉斐尔有一幅名画《雅典学院》，也就是对于当时的柏拉图学院里面的哲学教学场景的一种艺术想象的产物。
柏拉图去叙拉古还有第三次，这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新僭主或者说新君王迪奥尼修斯二世亲自邀请，他的承诺就是，如果柏拉图肯来，你的粉丝迪翁也可以结束流亡回到祖国，但柏拉图想了想还是去了。
但是非常让人失望，这个新君主的表现比上次还要糟，他完全听不进柏拉图的教导，柏拉图决意要离开，却多多少少受到了威胁。
柏拉图遭遇到人生当中的一个很危险的时刻也是在这个时候，迪奥尼修斯二世应当没有对柏拉图产生杀心，但他手下的有一些小弟可能会错了君王的意，可能就对柏拉图做出了一些很不利的举动，甚至对他的生命构成了威胁，柏拉图也是冒着风险又一次逃出了西西里。
由此回到了雅典以后，柏拉图看到“叙拉古”三个字脑袋都大，就对叙拉古的政治心灰意冷，安心在柏拉图学院教书，然后的确在雅典善终了，就他的结局而言比老师苏格拉底好很多。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影响了后世哲学的转向
尽管柏拉图本人的结局并没有像老师那么惨，他也活到了很大的年龄才离开人世，但他的人生目标失败了，他希望通过一个君王来改变一个制度，没有做成。
哲学家所认定的人生目标与日常的生活场景之间是有着巨大的张力，职业的政治家大多都是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哲学家反而很容易犯下很傻很天真的错误，太容易信任。所以哲学家经常是一种无辜少女，天真无邪的少女被不良的这种花花公子欺骗，在我脑子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图景。
那么这样的一种遭遇就引发了后世哲学家的不同的转向了，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意识到理想这个东西不能够追求到极致，中庸的理想或者说打了折扣的理想也算理想，于是亚里士多德就转向了现实主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失败至少启发了以后的哲学家，按照不同的路线发展他们的人生哲学。
那么诸位到底能够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人生中学到一些什么呢？好吧，我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如果你把你现在的公司或者单位看成一个小型的雅典的话，我相信每一个小单位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公的现象，你会不会选择把那些事情公开的说出来，以便求得良心的安顿，而不问你究竟会因此得罪多少人呢？还是反过来说，你和公司里很有权力的某个人说这件事，希望通过他的权利来默默改变一些事情？
如果你想走前面一条道路的话，说明你有做苏格拉底的潜质。如果你选择后者的话，说明你有做柏拉图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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