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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货币史》
中国社会中，到了清代，自然经济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思想上反映出来。黄宗羲虽不是纯粹的实物论者，可是他极力强调粟帛的重要。他主张废金银、用铜钱，实际上带有实物论的色彩。因为在发挥货币职能方面，金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他不从货币本身来谈货币，而从其他角度来谈货币。他也不主张废货币，但他又不从积极方面来利用货币，而从消极方面来防避货币。实际上假若废止货币，更能达到他的目的。虽然他以小民生活为念，而且希望无甚富甚贫之家，但这不是空话，便是空想。他要使小民不能离其乡，毕竟只对封建地主有利。实际上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的。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他是在回溯自然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的历史之后说这番话的。他首先是缅怀古代的粟帛经济。但因太不合时宜，不得不容忍钱币的流通，并以钱币来抵挡金银。其原因是金银被富商、大贾、边官、猾吏敛尽，封建统治者无法控制。
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清初留心钱法的人，只是想维持银钱间的比价，对于银钱本身的价值，反而不大注意，最多只谈谈用银用钱的得失。为了要维持银钱间的比价，常常加减制钱的重量，以使铜钱跟着白银涨跌，他们只想维持铜钱对白银的比价，没有人主张维持货币同商品的比价，山东巡抚阿里衮也许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要求的，他主张随着铜价的上落，而减轻或增重铜钱的分量，使铜钱的购买力不变。
鸦片战争以前谈到货币理论的主要就是这些，创见不多。譬如关于货币的起源，本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官方制定的，陆贽、杨于陵和苏辙等人都有这种主张，陆贽说是官所为，杨于陵说是王者所制，苏辙说是国之所为，都是一个意思。另一种说是起于商贾交易，司马迁和叶适有这种看法。但没有人就这两种说法加以比较、分析，深入下去。法定说的人不批判交易说，交易说者也不反驳法定说，两者好像井水不犯河水，几千年来，大家只是自言自语，对他人的意见，不加理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留心外国事物。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老的一些理论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复杂的局面，资本主义文化和学术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方面出过一些力的有黄遵宪、严复、康有为、郑观应、梁启超等。这些人大都到过外国，甚至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过教育的人，例如严复，便是出国学习最早的一批。他们都想把资本主义制度介绍到中国来。
同治末年，欧洲许多大国都采行金本位，白银跌价，中国货币的对外价值不断下跌，而对外贸易的入超反而一年一年增加。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对中国极不利的。因此主张改革币制的人渐多了。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偿还外债和支付赔款，无形中负担加重，因为借款和赔款是以黄金为标准的。所以主张改革币制的，都是以采用金本位为目的
清末那些主张改革币制的人，异口同声要采用金本位。然而结果为什么在宣统三年采用银本位呢？原因自然很多很复杂。反对金本位的人如张之洞，以为外国物价贵，生活水平高，可以用金本位；中国的贫民一天饮食只花一二十文铜钱，沿海市镇则用银，黄金价值太大，不适于中国〔 360 〕。这话表面上很有理由：当时中国的物价革命还在演进中，人民的日用计算，只由制钱提高到铜元，最多由用铜进到用银，用黄金的机会的确很少。但金本位不一定要使用金币，金本位的目的是求汇价稳定，并不是要人民使用金币。
至于中国的学者，对于货币问题，本不大了解，看到了外国的一些表面现象，又受到那些侵华分子的计划的欺骗，变得过分相信制度，费了许多笔墨来讨论货币的单位和种类问题，以为货币制度定得好，国家就可以富强，许多人以为改革币制为增加岁入的一种方法。他们以为货币制度的好坏，在于单位和货币种类的选择。这是本末倒置。他们不知道一种稳定的货币制度，关键不在于货币单位的大小，也不在于货币的种类，而在于财政和一般经济的稳定。
学者收集资料，不能求全，资料是收不尽的，别人或后人很容易添上几条。问题在于结论，如果仅有的几条资料能够引导出正确的结论来，那正表示作者的敏锐的洞察力；如果结论不正确，那么，无论其资料如何丰富，它的价值就不能超出资料以外。如果正是由于资料不足才得出不正确的结论，那就必须寻找更多的资料。
清代关于钱币的书虽然很多，但钱币学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明代的崇祯钱，就没有一个人好好地做过研究工作；他们最多只把各种背文罗列下来，以多见自负，但是到底某种背文是什么意思，就不去求解答了。近代中国研究历史的人，倾向于抓两头，忽视中间。钱币学方面也是这样。大部分人不是喜欢近现代的金银铜币和纸币，便是喜欢古代的刀布，中间一大段就不那么热门，特别对于明代钱币，很少有人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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